◎李秀潭

岁月匆匆。杨献珍师仙逝已27 个春秋。夏夜万籁俱寂，展读杨老题赠的《杨献珍文集》，追忆40 年前同他相见的情景，思绪难抑。

杨老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早在上海读大学时，就从批判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他的思想力量和人格魅力。但第一次同他接触，却是在上世纪80 年代初。

当时，自己在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专业学习。正值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党解放思想空气甚浓，理论界一派生机。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自己结合学习，对20 世纪50 年代末以来“左”的错误从哲学角度进行反思。由于当时“左”的流毒和影响尚未消除，刘少奇尚未得到平反，作为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理论家”的杨老处境十分艰难。他仍被作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三次斗争”的对象受到批判，而杨老的反驳文章却无法在中央报刊上发表。

在这种政治气候下，自己作为理论界后辈，撰写一篇《评关于“机械唯物论”批判》的文章，对当时理论权威的所谓“三次哲学论战”观点提出质疑，对杨老的观点给予肯定。文章寄到《光明日报》，得到哲学组编辑、后任《光明日报》副总编李景瑞的赞同。文章清样送到总编杨西光那里，但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当时未能发表。几个月后，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彻底平反，此文才在《光明日报》哲学专刊上公开发表，并被《新华月报》（《新华文摘》前身）转载。也许自己这篇文章是全国较早为“三次哲学斗争”翻案的，所以在理论界产生较大反响。杨老当时看到此文十分高兴，让秘书李宗禹打电话约我去他三里河家里见面。他谈及后半生的坎坷遭遇，并签赠他的论著《什么是唯物主义》《论党性》两书给我作纪念，蕴藉策勉期许之意。

一、“肯定—否定—再肯定”的坎坷人生

杨老是1926 年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在中共武汉市委机关，他曾亲耳聆听并热心支持毛泽东宣讲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四·一二”大屠杀血迹未干，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党嫌疑”之名将他投入武昌第一模范监狱。经地下党积极营救，于1929 年9 月走出黑牢，受党的委派前往上海，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以开办书店为掩护，出版马列译著及其他进步书籍。在这时期，他研读了大量马列原著，为以后成为哲学工作者打下了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1931 年春，杨献珍接受党组织指示，前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因叛徒告密，再次被关进政治犯的集中营“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魏文伯等共产党要人都被关押在此。在被监禁期间，他们办起“狱中党校”，由杨担任学习委员会负责人。没有学习资料，秘密党支部通过关系买通看守人员，从狱外“六国饭店”买来外文书刊，其中有马列著作。杨献珍利用自己在国立武昌商专读书时学习的英语，将英文书刊译成中文供难友们学习。这座特殊的党校，和杨老终身从事党校教育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 年9 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共中央的营救下，杨献珍出狱，前往山西太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走上了抗日前线。1940 年1 月，杨调北方局任秘书长，并兼任北方局党校党委书记和教务主任。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党校教育生涯。1945 年赴延安，任中央党校教务处第一副主任。1946 年任晋察冀中央局党校副校长。1948 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马列学院，院长为刘少奇，副院长陈伯达，杨献珍任教育长。1953 年杨任副院长。1954 年任党委第一书记。1955 年8 月1 日，中央马列学院更名为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杨任第一书记兼校长。

20 世纪50 年代初期和中期，是杨献珍人生的黄金时期。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个大党，领导着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建设社会主义，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必须用正确的理论作指导。中央党校作为中央直属的马克思主义训练基地，是党的最高学府，理应为党的事业提供正确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他在搞好领导工作的同时，将主要精力用于教学和写作，坚持给学员讲课，特别是各种班次哲学课的主讲，尽瘁于党的教育及学术事业。他深受学员爱戴，桃李满天下。在这个岗位上，杨老辛勤耕耘十余载，成为党和理论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党校教育家。回顾这个时期的工作，杨老满意地说：“这个时候，我是被‘肯定’的。”

然而，人生同自然规律一样，随时潜伏着不测风云。在杨老后半生中，他先后经历了几多风风雨雨。

从20 世纪50 年代中期，他针对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基础是单一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撰写《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提出我国经济基础包含五种经济成分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到1958 年大跃进时期，他反对和批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直至60 年代提出“合二而一”，反对片面强调“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杨老就一直被作为“哲学上两条战线斗争”的机械唯物论代表和“修正主义理论家”遭到批判，最后被关押、流放到陕西潼关。回顾这段岁月，杨老不无幽默地说：“这个时期我是被‘否定’的。后来被开除党籍，连党员也给‘否定’了。”

十年浩劫结束后，在胡耀邦同志亲自督办下，杨老得到彻底平反。就在曾经召开过他的批判大会的党校大礼堂里，中央党校为他召开平反大会。他被聘为中央党校顾问，又重新走上了党校讲台。“平反大会是‘否定之否定’的大会。这个时候，我又是被‘肯定’的”。杨老追忆自己一生“肯定——否定——肯定”的坎坷历程，十分感慨地说：“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唯物主义必然为自己的胜利开辟道路。”

二、“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杨老在回忆历史谈及1958 年大跃进时，神情凝重地表示：“世事艰难，直者受祸。坚持实事求是是要付出代价的。”

1958 年，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全民激情迸发的年代。1957 年9、10 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修正草案。《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提出在农业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1958 年1 月南宁会议，提出“不断革命”的问题。3 月成都会议，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8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的热潮。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全国范围内许多地方出现了虚报高产、竞放“卫星”的现象。以高指标为特征的浮夸风逐渐在全国蔓延滋长。有些理论工作者和新闻记者，也在报刊上写文章推波助澜，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思想有粮就有粮，思想有钢就有钢”。

当时，中央党校根据中央指示，除新疆班和自然辩证法班外，普通班、研究班及其他各种班次一律停办，工作人员大部分下放到河南登封、山西太谷、湖南邵阳以及上海等地工厂、农村劳动锻炼。在全国城乡上下一片跃进声中，那些不符合我国实际的决议、社论、文章，引起杨老这位哲学家的警觉。1958 年秋冬，杨老到天津小站、河北徐水、河南新乡、遂平、登封以及湖北等地考察，了解到一些干部为了“跑步实现共产主义”，在“公社化”时剥夺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强迫群众和基层干部虚报产量，作浮夸计划，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杨老对这些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片面性做法深恶痛绝，异常气愤。他怀着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责任心，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在讲课做报告时，对此进行措辞尖锐的批判。他的耿直与执着，闻名于中央党校。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家。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家。从杨老对1958 年唯心主义泛滥开展批判的胆识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1958 年11 月，他给新疆干部班和自然辩证法班讲《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时说：“现在的敢想、敢说、敢干离开了唯物主义。”1959 年4 月，他在上海市委党校部分负责干部座谈会上说：“有个地方被称为‘哲学之乡’。提出要超鞍钢，超美国，超苏联。有些人根本不知道鞍钢是个什么概念，更不要说美国、苏联了。”“去年批判唯条件论，结果变成‘无条件论’。有个地方为了“放高产卫星”，动员几千人把许多亩麦子拔下来，栽到一亩地里去，让人参观。”1959 年6 月，他在全国文联学习会上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指出：“去年刮‘共产风’时，有些人认为，除了老婆以外，或者说除了一双筷子一个饭碗以外，其他一概归公，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共产主义比起老空想社会主义还要等而下之。可以叫做‘叫化子共产主义’，叫化子只有一个讨饭碗，一根打狗棍。”

1959 年6 月，他和河南省委党校、抚顺市委党校参观组座谈时说：“要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有些人说什么“不虚报就不能鼓足干劲，不虚报就不能促进大跃进的形势，不虚报就于群众脸上无光”。有的违背古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大肆宣传“巧妇能为无米之炊”的唯心主义。还有一个地方办了一个火箭师范学校，要求“苦战半月，初中毕业，再苦战半月，高中毕业。搞唯心主义到了这般地步，不出大乱子，势无天理”。“列宁说：‘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党性’。个人搞唯心主义，个人就要倒霉，全党搞唯心主义，党就要垮台。这是用人民和干部的鲜血换来的教训。”

1959 年夏天，杨老在同中央宣传部政治经济学班谈话时指出：马克思认为，在理论上不把最好的东西送给工人阶级就是犯罪。可是这些年来，革命调子高入云霄，马列主义却不见了。据说某县有个哲学讲师团，有两万人，上有老太太下有五六岁的小孩子。其中有什么哲学秧歌、哲学相声，还有开展吃饭竞赛的，唯心主义已经进入吃饭领域了。

1957 年下半年，高级党校要恢复开课，下放在各地的教学干部和行政干部要调回党校。他们路过某省委机关，省委第一书记接见他们，征求对工作的意见，并说：“我们的缺点很多，就是浪漫主义多了一点。”杨老对此评论说：“他太谦虚了，不是只多了一点儿。他们的浪漫主义百分之九十九，现实主义百分之一。”

杨老这个时期的讲课、谈话及做报告，都离不开对当时实际工作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作风的尖锐批评。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解决实际问题的热情和执着，已达到“虽九死而无悔”的境界。鲜明地表现出杨老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和不看风使舵、不说假话的高风亮节。为理论界树立了坚持唯物主义的榜样，但也由此闯下了大祸。

1959 年7 月至8 月，党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并在全党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康生危言耸听地提出：“庐山会议期间，杨献珍和彭德怀一文一武，一个在山下，一个在山上，相互配合，向党进攻。”并召集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会，先后举行了23 次全体会议，对杨进行了长达六个月的批判。随后将杨降为副校长。以后，又联系到1953 年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讨论、1957 年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讨论以及后来“合二而一”所谓罪状，上纲为“哲学战线上的三次斗争”，使学术问题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中央和地方报刊铺天盖地，举行全国性的大讨伐，成为杨老生平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事件。结果，杨老被罢掉中央党校的一切职务，逐出校门，“调”往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有名无实的副所长，接受改造、考察，以观后效。直至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从哲学所揪回党校批判，关进私设牢房和德胜门外的白庙监狱，使他经历近20 年的苦难岁月。

三、“辩证唯物主义为立身行事之本”

1980 年7 月中旬，中央党校理论部哲学班毕业前夕，学员向党校领导反映，希望杨老与大家见面。

7 月14 日上午，杨老在中央党校原哲学教研室主任、后任党校副校长的韩树英陪同下，来到党校礼堂东侧阶梯教室，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哲学专业班学员，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对这位哲学界前辈的敬意和欢迎。目睹此情此景，杨老十分激动。他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大家“不要作空头的理论家或哲学家”。他说：积30 年的观察和经验，深感有的人搞了一辈子哲学，却始终没有弄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他希望大家永远记住列宁的一句话：“离开了唯物主义，不仅是错误的、危险的，而且是反动的。”“我们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要牢牢记住这句话，而且要永远把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立身行事之本。”他言教如是，身教也如是。

顺时而生和异世而立，是学术的两种品格。杨老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经历了清朝、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各个历史时期，度过了艰难而坎坷的革命生涯。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卓尔不群，特立独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对待一切事物。正因为如此，也就多次招致飞来横祸。他一生生命时间差不多有六分之一是在监狱中度过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坐的是国民党的牢，合计七年。第三次坐的是革命的牢，共八年。但是，就在身陷囹圄境况下，他也不屈不挠，利用专案组要他写检查的笔和纸，不断写申诉材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些申诉材料和文章，后来汇编成《我的哲学“罪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在逆境中，以《三国志》曹丕一篇《令》中引用的两句话自励，“石可破而不可夺坚，丹可磨而不可夺赤”。

1978 年底，杨老劫后余生回到北京。他对前来探视的同志说：“我一生行事，可以借用两句古语来说明，‘外无惭于清议，内无疚于神明’。这里有做人的经验，就是相信党，相信唯物主义。”

1980 年11 月16 日，中央党校召开了“杨献珍同志平反大会”。84 岁的杨老在平反大会上，对自己遭到迫害的情况讲得很少，更多的是讲他个人的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他说：“我这个人学了一点唯物主义，但在实践中还是有些地方离开了唯物主义原则。”例如1944 年北方局党校整风审干中的偏差，1957 年反右运动的扩大化，都曾伤害过一些同志。“这些缺点错误，不论从党的政策失误来说，还是个人责任来说，归根到底，都是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同大家一起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人生艰难。一个人的命运包含幸运和厄运。如何对待厄运，是判别人生态度和精神操守高下的试金石。杨老作为一个受过近20 年迫害的人，在为自己平反的大会上没有倾诉自己的冤屈，却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进行自我批评。这是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气度和理论品格。

杨老说：“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一笔一笔写下来的。要用红笔来写自己的历史。”杨老在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坎坷人生道路上，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在96 个春秋的风风雨雨中，面对政治磨难和人生苦难，不折不从，以开阔的襟怀、坚强的性格和勇于坚持真理的理论风骨，将自己的历史用红笔书写到底，在二十世纪哲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