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 甘肃 白银 730900)

自2004年中国第一次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到近些年经济形势下滑的背景下，出现了“返乡潮”现象，针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以蔡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民工荒”、工资上涨只是一个表面的经济现象，这本质上是刘易斯拐点到来[1]，并且他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工资进行分析，认为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复存在[2]。同时樊纲、钱文荣等学者从劳动力供给的短期性和结构性分析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包小忠从农民工实际工资收入分析并对刘易斯模型进行改进认为我国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3]。

一、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54年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它描述了一个典型二元结构的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1964年，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其著作《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中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形成了我们现在熟悉的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图1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

为了更好的描述刘易斯模型，用图1加以说明。其中横轴表示劳动力供给，纵轴表示边际生产效率或者实际工资水平，A表示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B表示城市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S表示一个先是无限供给后变为有限供给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表示劳动力需求曲线。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中共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随着时间逐步到达的。第一阶段，在农业部门中，土地面积有限而劳动力大量剩余，农业的边际生产效率为零，农民的制度工资处于A水平，此时城市部门的实际工资位于B水平，由于B高于A，在忽略掉转移成本(如文化差异、习俗差异、歧视、户口制度等)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会向城市部门转移。在这个阶段下，农业部门的劳动力是无线供给的，同时城市部门由于吸收了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工业进一步发展，工业发展使得资本存量不断的积累增加，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提高，从而引起了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即图中劳动力需求曲线由D(k1)变为D(k2)，对劳动力的需求点向右移动。第二阶段，由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城市部门为得到更多的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以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部门来，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也变得稀缺起来，此时农业部门的产量会减少，同时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变得稀缺，农村人均的土地资源变多，农业部门的收入会有所提高。第三阶段，制度工资彻底消失，农业部门劳动力完全市场化，剩余劳动力完全释放出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变成一条垂直的线，在此阶段农村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和城市劳动力边际生产力相同，农民收入达到城市水平(甚至超过城市水平，这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因为土地作为固定资产使得农民有收入保障而城市工作者面临失业风险，)，二元经济变为一元经济。

二、结合我国现象对刘易斯拐点的分析

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的一般形式，提出之后便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引起大家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刘易斯拐点共两个，即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交点H1，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点H2，在我们国家讨论的拐点主要是第一个拐点H1，通常判断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标志是农业工资率大幅上升。许多学者对我国是否已经到达第一个拐点进行论证，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其是对“用工荒”“返乡潮”等社会现象的解读出现了口径不一致的现象，认为刘易斯模型似乎在中国出现了偏差，因此我们需要对刘易斯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一)“用工荒”和“返乡潮”

“用工荒”和“返乡潮”实际表达的是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情况，当农村转移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便产生“用工荒”，当农村转移劳动力大于城市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时便产生“返乡潮”。刘易斯模型有三个隐含的假设：1、劳动力同质2、劳动力的需求是在完全自由市场和无政府刺激下进行的3、没有考虑国际形势和密集加工企业向其他国家转移的情况。然而这三个假设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是明显不相符的，暂不讨论劳动力异质，首先讨论在含有政府刺激下的劳动力转移情况。

图2 政府刺激下的劳动力需求变化

图3 工厂转移下劳动力需求变化

如图2，在政府刺激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得原来自然流入的劳动力不足以满足劳动力需求，劳动力需求曲线从D1变为D2，从而产生了劳动力缺口Q2-Q1。这便会产生所谓的“用工荒”的问题，用工荒现象主要发生于2004年和2010年，当然，这种劳动力供给短缺时短暂的。然后讨论非封闭经济的情况，如图3，自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国外需求疲软，这对我国的制造业产生影响，再加上2012年以来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东南亚转移，这都难免导致我国对劳动力的需求下降，劳动力需求曲线由D2变为D1，这便会产生“返乡潮”现象。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数量是由城市部门的需求决定的，而且“用工荒”和“返乡潮”现象原因复杂，林毅夫教授通过比较08年到14年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我国近年经济增长下滑更多是外部性的和周期性的[4]。因此，在忽略政府刺激和外贸环境的情况下对刘易斯拐点的讨论，也不足以作为我们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的证据。

(二)农民收入的增长

刘易斯认为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在劳动力转移的第一阶段是不变的，农业部门收入增长表示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二阶段。然而，这可能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如图显示的为1991-2014年我国农民和城市名义收入的情况，其中A表示农村居民收入曲线，B表示城市居民收入曲线，可以看出农民名义收入的增长是一致的连续的，当然这里面会存在通货膨胀的原因，也有我国对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定价制度的原因。扣除通货膨胀的原因考察农民实际收入时，由统计年鉴可知，农业实际收入也是连续上涨的。而且当我们把农民收入和城市收入作比较时，通过Eviews8分析得出A=3.15*B-350，即城市居民名义收入始终保持为农村居民名义收入的3倍左右(由于为倍数关系，所以对于实际收入城市居民仍然为农村居民的3倍)，城市居民是的收入水平比农业部门上涨要快两倍，从图像也可以发现，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刘易斯曾认为当城市部门收入比农业部门制度工资高30%时，农业部门便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部门转移，显然，由这一点看来农村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仍有动力。

图4 农民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曲线

(三)城市部门工资上涨

刘易斯认为，当劳动力转移处于第二阶段时，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由无线弹性变为有限弹性，所以城市部门不得不提高工资率来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这是劳动力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但在中国实际中，确实劳动工资率有些上涨，这里面也是既有通货膨胀的原因，也包括我国制度的原因，更多的是结构性就业问题，关于工资上涨多为技术性工种如保姆、建筑工，而大学生就业工资却普遍认为非常低。卢峰教授就我国改革开放后30年通过对全国的抽样调查农民工工资进行研究，发现我国农民工名义工资收入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5]。而包小忠教授从工资黏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民工工资的实际工资水平在“民工荒”时期由于物价上涨的原因而处于不变甚至下降水平。

(四)人口统计

根据统计年鉴显示，我国2014年经济活动人口79690万人，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为2.28亿人，占29%。2014年我国人口数为13.7亿，其中农村6.19亿，占45%。如果城市和农村经济活动人口所占比率相同即16岁以上人口比率相同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算出经济活动人口中农村经济人口数为3.64亿，由农村去城市务工人数为1.36亿。可以看出我国由农业部门向城市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仍未停止，而且数目巨大，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比率相比较看来，我国的农村劳动力仍有很大转移空间。

(五)农业生产效率

在劳动力转移第二阶段，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不足，导致农业产量下降，而对农业产品的需求促使农业部门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被认为是进入第二阶段的标志。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小型拖拉机和配套农具数量从2010-2014年基本不变甚至有些下降，而大中型拖拉机的使用数量在不断增加，可以发现我国农业生产存在技术进步。

三、对矛盾现象的思考

从我们国家的各种现象对是否跨过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出现了矛盾的情况：“用工荒”、农业工资率上涨、城市工资率上升和农业生产效率上升表面我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模型的第二阶段；而农村和城市收入差距扩大、农业产量增加和人口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还处于第一阶段。怎么样来理解这些矛盾呢？首先来说，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是一个非常简化的模型，它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规律，然而这个模型是一个纯封闭市场下的模型，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政府作用。在纯市场作用下的二元经济第一阶段，由于劳动力剩余非常大，是没有动力提高生产效率的。但是在实际情况中，政府部门可以提高最低工资率，可以控制粮食收购价格，可以给农民种植补贴，可以为农业生产提供技术支持，进行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因而农村的发展是伴随着劳动力第一阶段的转移同步进行的。刘易斯拐点本来就应该是一段时期的变化，而政府作用使得这些现象有些真假难辨，刘易斯拐点更加模糊。虽然我们很难判断我们究竟处于刘易斯模型的哪个阶段，但我们确定我们距离最终目标还有很远。可喜的是农村还在发展，不幸的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城市部门和农民部门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转移的动力，而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如果抛开外部影响和政府影响的干扰，我认为我国还没有到达刘易斯拐点。原因一：刘易斯劳动力转移模型实质上是农村资本完全市场化的模型，而农村资本包括农村劳动力资本和农村土地资本，而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仍然亟待解决，换句话讲，我国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还未进行。原因二：我国农村人口素质仍然很低。一方面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素质高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力更强，更能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生存下去，这个转移像一个过滤器始终把劳动力素质相对较低的人群留在农村。原因三：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收入水平差距逐渐扩大，农业部门和城市部门的收入差距是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力，这个差距扩大表明城市在快速发展而农村仍然落后，这是农村劳动力仍然过剩的表现。原因四：我国每年仍有大量的农民工往返于农村和城市，他们拥有农村户籍而不依靠土地生产生存，这表明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仍然巨大。

人口红利的发展模式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这是亚洲四小龙发展的规律，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发展是提高我们生产效率的保障。现代发展已经表明，科技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而技术发展需要人才的培养，不论是农业人才还是工业人才，需要我们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从重数量变为重质量。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发挥合理的作用，既坚持竞争型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又要发挥政府的诱导性作用，减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加强教育平等，使大家能够尽快在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