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身体转向及其生态诗学意义

2019-01-22胡志红

鄱阳湖学刊 2019年5期

[摘要]尽管身体美学在中国学界兴起的时间不长，但其学术势头强劲，已迅速从一个美学范畴发展成为一门新型美学形态，其理论构建已初见雏形，并成功实现了身体与生态之间的嫁接，以及身体诗学与生态诗学之间的交融。身体美学兴起的直接动因是传统美学自身出了问题，生态批评也为其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然而，身体美学的理论构架还存在诸多不足，其中环境公正维度的缺位是其主要缺憾。只有在构建身体美学时考量身体的环境公正维度，才能构建真正多元、平等包容、非歧视性的新型美学形态。

[关键词]身体美学;生态诗学;生态批评;环境公正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身体美学在中国学界兴起的时间很短，仅仅几年时间，参与的学者也不算多，总体上看依然属于中国美学界的“少数派”，甚至还未赢得学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其学术势头不可小觑。它对传统美学当下困局的分析可谓切中要害，对美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也不乏真知灼见，对重新规划美学版图的欲望尤为强烈，在几年间所取得的学术业绩令人刮目相看，值得学界认真关注。在此，笔者主要就身体美学兴起的原因及其理论建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作简要分析，以期对身体美学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有所助益。

一、“身体”强登美学场的主要原因

笔者长期从事生态批评研究，由于身体与生态之间的本然联系，自从身体美学在学界萌动之时就对它表现出几分兴趣，因而对它并不陌生，对其诸多观点也深表赞同。笔者也参加了国内身体美学的主要倡导者、深圳大学人文学院王晓华教授分别于2017年、2018年在深圳举办的身体美学专题研讨会，并在这两个专题会上近距离接触了国内多位美学研究学者，如高建平、张玉能、马正平、潘知常、潘立勇、刘悦笛、徐碧辉等，聆听了他们在会上发表的有关身体美学的理论构建及其与传统美学、生态美学之间关系的诸多见解。与此同时，笔者也一直关注国内身体美学的发展状况，尤其关注王晓华身体美学理论构建的进展，常常被他的“身体激情”甚至“狂热”深深触动。王晓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凭一己之力撰写并出版了《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2016）、《身体美学导论》（2016）和《身体诗学》（2018）三部大作。他的这些辛劳和成绩令人叹服，也赢得了不少美学界同仁的敬佩。

读完王晓华的三部身体美学著作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内身体美学的理论框架在他的努力下已初见雏形。但同时，我们不禁要问：“身体”为何要在美学界急于出场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传统美学自身出了问题，二是受到发展势头强劲的生态批评的强烈冲击与启发。

先谈第一个原因。关于传统美学，我们可以这样说，它带有天生的缺陷，急需“整形”或重塑。对此，王晓华在《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中给予了较为全面认真的梳理和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传统美学的病根是其思想基础，即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殖民性二元论，因而一部气势恢宏的西方传统美学大厦实际上是灵魂主宰的话语场。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灵魂的面目多变，它会根据现实的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面目轮番出场，并統治它的对立面——物质的“身体”或非理性的客体。诸如灵魂/身体、精神/自然、理性/情感等，尤其是男人/女人、脑力/体力（灵魂/肉体）、文明/原始、人/自然等二元对立模式，分别直接与性别、阶级、种族及自然等弱势的、非理性的或物质的、被压制的客体相对应①。因此，传统美学中的主体性危机其实就是西方文化核心处二元论思维及其殖民逻辑在美学领域的反映，并必然与身体、自然、性别、阶级及种族等核心范畴发生内在的勾连。王晓华疾呼罢黜美学中灵魂的主体地位，确立身体的本体论地位，让身体大胆登场，成为美学言说的中心，甚至要构建身体美学，以取代传统的“灵魂”美学。他这样写道：“结束身体—主体在美学中被遮蔽、贬抑、侮辱的历史，开辟、清理、修整、拓宽美学回家的路”②，因为“离开了身体的劳作，感性生活就会立刻终结。身体是感性生活开始的地方，也是它终结之处。没有无身体的感性，更没有无身体的人类生活。与身体失去联系的美学是无家的游子”③。为此，他主张重续美学与身体之间的本然关联，让美学回家、返乡、归根。

再谈第二个原因。尽管王晓华还很年轻，但他却是国内生态批评界的“元老级”人物。在国内生态批评兴起的初期和中期，他不仅积极参与中国生态批评或生态美学的理论探讨与理论构建，并撰写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来阐明他的生态观，而且还于2007年出版专著《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该著是一部非常富有哲理性的生态批评专著，对国内生态批评理论构建及生态批评的中国化问题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尤为重要的是，该著从主体间性的原则出发，较为深入地探讨了生态批评中的“物种之维”、“性别之维”和“种族之维”④。物种、种族、性别及阶级范畴的参与，不仅深化了生态批评的内容，而且还扩大了生态批评的疆域。用王晓华的话说，“将种族批评、性别批评、阶级批评纳入自身的话语谱系之后，生态批评已克服了其早期的质朴品格，展示出种族批评、性别批评、阶级批评所不具有的涵括性。在西方当下的各种文学批评流派中，只有它能够将生态、种族、性别、阶级四个关键词整合到一个话语谱系中，最大限度地延伸了文学研究的主体间性原则。这正是生态批评的意义所在”⑤。由此可见，王晓华给予生态批评多么崇高的评价！在此，王晓华所谈的实际上是西方生态批评第二波思潮所探讨的核心问题——环境公正。那时，在国内生态批评界，探讨环境公正议题的学者的确不多，甚至鲜见。而今，无论在西方生态学界还是中国生态学界，环境公正议题已成了一个核心议题，甚至成了生态批评的基本观察点⑥。我们由此也可看出王晓华在生态批评领域所表现出的敏锐性与前瞻性。

然而，略让生态批评界感到几分“失望”的是，不知从何时起，王晓华对生态批评发声不多了，似乎沉寂了，抑或“失踪了”。笔者曾就《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一书的出版，写了一篇题为《身体的沧桑身世与身体美学的构建》的简评，在文中埋怨王晓华“离开生态”“拥抱身体”，同时希望他在研究灵魂—肉体时，不要遗忘了生态，并“能在身体美学和生态美学之间搭建沟通互补的平台”①。但在读完《身体诗学》后，笔者感到欣慰，并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不满”可谓杞人忧天，因为王晓华不仅没有离开生态，而且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高调回归生态，他再次返乡、归根并回归“正道”。而且，他这次的回归与以往不一样，是身体与生态的有机交融，是天人合一式的整体或曰深层生态学意义上大写的“生态自我”②。他一度在生态学界低调徘徊，不是要离开，而是另有宏大的学术“抱负”，是要另起炉灶去建构自己的身体美学理论。

二、身体美学的理论建构

如果说《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重在解构、批判西方传统美学，那么《身体诗学》则重在建构，并从“身体意识与诗学的重建”“身体与诗性的发生”“身体与诗学建构的空间维度”“身体、栖居地与生态诗学”四个方面勾勒出身体诗学的理论框架，可谓中国身体美学的开山之作。

在《身体诗学》中，王晓华跨越中西异质文化语境，探讨了身体意识的觉醒与诗学的重建议题，并明确指出：回归作为主体的身体，是重构诗学的正确方向。这种觉醒的身体主体与传统美学中被奴役的身体客体迥然不同，具有双重形貌：“观看而又被觀看，触及而又被触及，书写而又被书写，言说而又被言说，阐释而又被阐释。诗学的秘密就深藏于这种自反性关系之中。与其说它是‘灵魂的现象学，毋宁讲它是身体的自我敞开。”③也就是说，身体可在主/客体间有尊严地自由转换，由此可完全刷新中西诗学传统。他还认为，当代理论可以放心地从身体出发构建自己的身体话语，从而呈现回归身体的完整路径;他甚至大胆、乐观地预言，这个转型的完成将是中国诗学的彻底转型。从王晓华的以上言论中可看出，他对身体的主体性回归寄寓多么大的期待，并乐见其成，可谓是个典型的学术乐观主义者，仿佛“身体主体性”是中西诗学的救命稻草，一旦抓住就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机会，从而克服中西诗学几千年的顽疾，中西诗学的面貌也将从此得到彻底改观。笔者认为，问题恐怕远没有如此简单。有自信、有勇气质疑、挑战、重构传统，这无疑是学者非常重要的素质，但往往也有可能在不经意间又滑到问题的另一端，进而创生出新的问题，因为实际情况常常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文心雕龙·知音》）

《身体诗学》重要的一点还在于辟专章（即第四章“身体、栖居地与生态诗学”）探讨作为主体的身体与栖居地及生态诗学之间的关系，搭建了身体与生态之间自由沟通的桥梁，实现了身体诗学与生态诗学之间的顺畅互动。在王晓华看来，身体的主体性确立以后，身体成了诗性制作的承担者，成了生态诗学的中心，又由于身体与生态之间亲密无间，宛若水乳交融，所以“身体诗学必然通向生态诗学”④，这是诗学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

王晓华认为，在一个万物并作的世界上，人并非唯一的主体，他/她早已与无数有机体共在;地球不仅仅是人类的领土，而是有机体共同的居所。生态诗歌要言说的就是这样一种广义的主体间性，要表达的就是主体间的内在关系。所有生物体都是主体，适用于彼此间的交流方式是互动和对话。有人的声音存在之地，就是其他生命存在的证明。文学家应该倾听自然中被边缘化的声音，让他们扮演与人物和叙述者同样重要的角色。如此看来，其他一切生命有机体都成了文学再现的对象①。

王晓华所指的万物有机主体共享大地以及彼此相互关联的言说，绝非生态诗人一厢情愿的隐喻表达，抑或哲学家们的理论假设，而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对此，生态批评学者和生态文学家都曾有论述。

埃维登恩认为，生态学及细胞生物学的发现，使人们对西方文化中重要概念“个体”及“自我”（Self）的认识有了质的提升。世上“不存在个体这样的东西，只存在环境中的个体”，个体是环境中的个体，而不是独立于环境的实体，个体是地方的构成元素，并由地方所界定;同样，也不存在“自我”，只存在“地方中的自我”②。换言之，如果我们将“个体”或“自我”换成“身体”，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作为主体的身体是环境中的身体，身体是地方中的身体，作为主体的身体与环境之间远远不只是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关系，也不只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审美关系、情感关系、伦理关系，二者之间永远是相互建构、水乳交融的关系。这样一来，身体、作为栖居地的地方及生态之间就自然而然联系起来，身体诗学与生态诗学也就相互交融、交相辉映。

生态文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则在其经典作品《沙乡年鉴》（A Sand County Almanac）中提出了“大地伦理学”的概念，探讨了包括人在内的生物个体与生物共同体其他成员、非生物自然存在及共同体自身之间的关系，极大地扩大了伦理的边界。在大地共同体中，生态批评的主体间性原则也得到最大限度的扩展，不仅延及非人类生命物种，而且还延及无生命的自然存在，诸如岩石、水、风等等，甚至延及生态共同体本身和它的所有成员的生态演进过程，由此我们所讲的社会成员之间的主体间性原则也就提升为生态主体间性原则。

正如王晓华所说，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其他所有它要打交道的有机体的关系”，必须承认广义的主体间性③。但在论及“生态诗学”时，王晓华谈得最多的“主体性”实际并未涉及无生命的自然存在，因而还算不上利奥波德式的生态主体间性。换句话说，王晓华的“生态诗学”还不够“生态”，仅限于所有生物体主体。

三、身体诗学构建之不足：明确的环境公正视野的缺位

身体首先是物质的身体，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的基础，当然也是美学的出发点;身体还是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身体，没有超越历史文化语境的所谓“抽象的、一般的身体”。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身体美学所研究的是物质的、肉体的、具象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的身体，是可见、可感、可触、可闻、可思的身体。然而，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某个具体的身体往往会因他/她的种族/族裔、物种、性别、阶级或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而被置于迥然不同的社会境遇中，其命运则或悲或喜。事实上，基于二元论和统治逻辑的西方传统美学在抬高灵魂、打压身体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还是对不同的“身体”作了不同程度的区别;也就是说，对来自不同种族/族裔、物种、性别、阶级或文化之身体会区别对待。他/她/它受到的待遇之异，有时可谓天壤之别，其关键策略就是将自然与来自不同种族、性别、阶级或文化的身体勾连起来。其中，自然是基础范畴，种族/族裔是关键标识，身体是受处置的具体对象。因此，身体美学的构建不能不考虑环境公正议题①。

在当今高新技术驱动的全球化时代，弱势有色族人民的身体，包括北方国家内部弱势的少数族裔人民身体，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他们的身体完全沦为被消费的物质资源，成了主流白人社会和全球南方社会富有精英阶层或明或暗争夺的生态场域。更有甚者，“主流社会利用生物工程、生物医学新技术并借助互联网加强对他们身体的操控，导致他们身体主体性急剧式微，甚至被耗散、消解”②。如果说在美国南方奴隶制时期，黑人的身体主体性尽管遭到否定，但他们的肉身还能以整体的形态存在并“上演”黑人奴隶的悲剧，有時也许还会触动少数白人的良知，进而推动社会的改良;那么，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弱势族群的身体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变得面目全非，并被转变为数字信息被分析、被储存、被传输、被买卖，他们的肉身都成了潜在的商品，他们的身体器官迟早会被肢解并进入黑市交易。更为可悲的是，这一切就连作为身体的主人也浑然不知。

由此可见，主流社会为之欢呼雀跃的全球化和高新技术对弱势少数族群来说，绝非人人共享、从天而降的免费馅饼，反而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为此，在建构身体美学理论时，我们不得不认真正视“公正”问题，尤其应该将环境公正也考虑进去;否则，中国学者倾力构建的身体美学，就如同它竭力批判的传统美学一样，从一开始就带病踏上美学征程，尽管走的方向有异甚至相反，但结果都一样，最终也会招致同样的命运。

实际上，王晓华在《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中已经探讨种族维度、性别维度及阶级维度之于生态批评的重要意义，但他在构建身体诗学时，似乎淡忘了这些维度的价值，的确有点遗憾。这些维度的引入不仅可深化身体美学的内涵，而且还可极大拓展身体美学研究的空间，进而激发更多关于身体及身体美学的思考，为身体美学展示更为宽广的前景。

四、结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新型的美学形态，身体美学在王晓华教授的强势推动下，在国内多位美学学者和生态批评学者的热切关心、参与下，其理论雏形得已勾勒，并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重要的是，其理论框架成功实现了身体与生态之间的嫁接，让生态包孕身体，身体凸显生态，从而达到身体诗学与生态诗学之间的互动交融，并在大地上互动共栖。

然而，身体美学萌育的根本动因是传统美学的思想基础出了问题。具而言之，其殖民性的二元论思想突出地表现为灵魂对身体、白人对有色族人、男人对女人、富人对穷人的压制，并都与自然发生勾连。个体身体因种族/族裔、性别及阶级的差异，在与自然发生勾连时被赋予迥然不同的文化内涵，并被置于不同的生存境遇，从而被迫领受不同的“遭遇”。这实际上是个严峻的环境公正问题，也是生态批评的核心议题。然而，当下的身体美学却没有给予明确的考虑。有鉴于此，为了避免重蹈传统美学二元论思维之覆辙，在构建身体美学时必须考量身体的环境公正维度，唯其如此，方有可能构建真正多元、平等包容、非歧视性的新型美学形态。

责任编辑：安吉

[作者简介]胡志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成都 610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国少数族裔生态批评理论研究”（13BWW005）

①Val Plumwood，Feminism and the Mastery of Nature，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41—43.

②王晓华：《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③王晓华：《西方美学中的身体意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④参见王晓华：《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31—178页。

⑤王晓华：《生态批评：主体间性的黎明》，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

⑥关于环境公正生态批评的内容参见胡志红：《西方生态批评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0—124 页。

①胡志红：《身体的沧桑身世与身体美学的构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②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Deep Ecology，Salt Lake City： Peregrine Smith Books， 1985， p. 67.

③王晓华：《身体诗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