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姜英虹，范为桥

1 问题提出

对于高中生来说，选择和申报大学专业是他们职业选择的第一步，也是其生涯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然而，由于生涯自我认知、环境认知及能力的不足，很少有学生在高考填报志愿前能够综合考虑自己的个性特征、兴趣和职业环境。这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在专业和大学选择时的盲目性。Lent，Brown和Hackett（1994）基于Bandura（1977）的一般社会认知模型（general social cognitive framework），提出了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ocial Cognitive Career Theory，SCCT）（参见图1），认为学生的专业或职业选择受其人格特质、兴趣和自我效能（信心）等因素的影响。这一论点也得到了很多实证研究的支持（Chang & Edwards,2015; Dickinson, Abrams, & Tokar, 2017; Lent, Brown,& Hackeet, 1994; Lent & Brown, 2017）。

图1 SCCT经典理论模型（注：图片内容源自Lent & Brown,1994,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45,p93.图中单向箭头表示某因素对另一因素的直接影响；双向箭头表示两个因素间的相互影响。）

社会认知生涯理论（SCCT）认为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职业选择都至关重要，职业信心会导致兴趣的发展进而促使个体做出选择（Lent & Brown, 2017;Lent，Brown, & Hackett, 1994）；并且，兴趣和信心相互作用（Tracey, 2010）。因而同时对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测量比只对单独一个进行测量更有效（Betz &Rottinghaus, 2006）。Armstrong（2009）发现，基于相同的理论模型（如Holland职业兴趣模型）对兴趣和信心进行测量可以进一步增强两者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能够对专业或职业选择起到预测作用。Larson，Wu，Bailey，Borgen和 Gasser（2010）研究了不同专业群体的技能信心和兴趣， 结果发现同时使用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比单独使用一种测量工具能够提高对学生专业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Larson,et al., 2010; Rottinghaus, Betz, & Borgen, 2003）。

职业兴趣研究的专家Holland （1997）也认为选择何种专业或职业本质上也是人格的一种表现方式。专业各不相同，因而选择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人格评估上也表现出显著差异（Vedel, 2016）。例如，Lakhal等人（2012）研究得出性别和人格可以预测42.2%的商业专业学生的选择。Balsamo, Lauriola和Saggino（2012）发现886名高三学生的外倾性和尽责性可显著预测其学术专业选择。Perera和McIlveen（2018）进一步验证了职业兴趣对教育和职业选择的预测作用。

Holland从职业人格的角度来考察职业选择问题，认为个体的职业人格（亦即兴趣类型）与职业密切相关，兴趣影响着人们职业活动的方向，促使人们积极地、愉快地从事该职业。Holland1953年编制了职业偏好量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自我指导探索，据此提出了“人格特质与工作环境相匹配”的理论。霍兰德把职业兴趣分为六种类型：现实型（R）、研究型（I）、艺术型（A）、社会型（S）、企业型（E）和常规型（C）。职业信心，是建立在由班杜拉（1977）提出的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概念的基础上。自我效能是指人们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地进行某一成就行为的主观判断。职业信心是自我效能感在职业领域的具体体现，是个体对自己是否能够成功完成各种职业类型的相关任务的主观判断。

此外，作为个体差异的基本心理变量，以大五人格模型为代表的西方人格理论在职业生涯领域的研究十分丰富。大量研究显示其与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共同影响着青少年学生的专业或者职业选择（De Fruyt& Mervielde, 1996; Larson, et al., 2010; Larson, Wei, Wu,Borgen, & Bailey, 2007; Ng, Fan, Cheung, Leong, & Cheung,2012）。但是以往研究存在一个明显的不足。这些研究尽管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人格、职业兴趣以及职业信心对青少年学生学科选择的影响，但是并没有具体比较这三者对青少年学生学科选择的影响的重要性差异。根据SCCT理论模型，人格变量位于专业或职业选择的影响因素的远端，而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变量则位于影响因素的近端。Lent等人（2017）的这种理论架构或许反映了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专业选择的影响相较于人格的贡献，更加直接和重要。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知晓这三者在影响青少年学生学科选择中的重要程度的差异，那么我们在设计具体的青少年学生生涯指导方案或者进行实际的生涯发展咨询时就可以根据其重要程度来考量具体的生涯指导与咨询实践。此外，以往相关研究也多在西方学生人群或是以港、台地区大学生和高中生中进行研究，几乎没有针对中国大陆地区的高中生专业选择的研究。然而，目前我国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正在进行历史性的调整，例如《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4）。而这一调整的重要目标之一促进高中学生生涯决策能力的提升，为他们的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提供发展性支持。因此有必要科学地探讨我国高中学生的学科选择特点及其影响因素。

我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更强调个体处于社会关系的网络之中。学生的专业选择并不完全出自自己的意愿，而是在父母期望和自我表现之间一种折衷或妥协（Hou & Leung, 2011）。这似乎表明，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中国学生的专业选择的影响作用并不如在西方社会里重要。并且，以往研究所使用的人格评估基本上都是采用基于西方文化背景的大五人格框架（McCrae & Costa, 2008）；事实上，其人格的结构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不能恰当地评估中国人的人格（范为桥, 张妙清, 张建新, 张树辉, 2011）。一些中国特有的人格特质对学生专业选择的预测作用不能够反映出来（Cheung, Fan, & To, 2010; Samara,2011）。深入的比较分析有利于促进高中学生生涯指导方案的有的放矢和实践效度。

有鉴于此，本研究在社会生涯认知理论的框架下，采用与中国文化背景相关的人格问卷测量中国高中生人格特质，探究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与高中生专业意向之间的相关关系，并进一步比较三者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影响力大小。具体地，本研究假设：（1）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的专业意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2）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影响大于人格的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参与本研究的对象是分别来自上海两所和浙江一所普通高中的1015名高二学生。有效样本为781人，有效率为85.6%。其中女生455名，男生326名；来自上海的学生406名，来自浙江375名，占总人数48.0%。这些学生平均年龄17.31岁（SD=0.65）。

2.2 研究工具

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rosscultural[Chinese]Personality Assessment Inventory，CPAI-A）是本土化青少年人格测量工具（Cheung,Leung, & Cheung, 2005）。本研究使用CPAI-A的一般人格量表（中文版），适用范围为12-18岁的青少年，共由307个项目构成。量表包括24个人格维度：新颖性、多样化、多元思考、领导性、外向－内向、开拓性、人际触觉、追求刺激、情绪性、自卑－自信、乐观－悲观、面子、内外控制点、阿Q精神、宽容－刻薄、容人度、自我－社会取向、老实－圆滑、和谐性、人情、亲情、责任感、严谨性、纪律性。该量表均为针对被试的自陈式描述，被试根据是否符合自己的实际性格特征予以作答，回答“是”计1分，回答“否”计0分。CPAI-A香港地区的青少年样本标准化研究的α系数平均分为0.72。CPAI-A各分量表在本研究中的α系数平均为0.73。

霍兰德职业兴趣与职业信心量表：本文研究的是中学生的专业选择，对于中学生而言专业选择是职业选择的第一阶段（Gati, Saka, & Krausz, 2001），专业选择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Sung, Cheng, & Wu, 2016）。基于以往研究，对学生的专业选择研究也多是采用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量表，信效度良好（Gati et al., 2001;Sung et al., 2016）。因此本研究使用由Armstrong，Allison和Rounds（2008）设计的《RIASEC标记量表》（RIASEC Markers Scale），用于确定被试者的专业选择倾向和信心程度。该量表由6个维度共计48个项目组成，每个维度包含8个项目。该量表由研究团队使用中英文回译方式从英文翻译成中文。这六个维度分别为：现实型、研究型、艺术型、社会型、企业型和常规型。调查对象需要对每个项目作出两类评价。其一是对于某个职业类型的兴趣；其二是对于某个职业类型的信心程度。该量表为自评式量表，采用五点计分方式要求被试自我评定，其中1代表“完全没有兴趣”或者“完全没有信心”，5代表“完全有兴趣”或者“完全有信心”。所有条目得分相加再取均值，为最后各维度的得分。分数越高表明个体更倾向于该种类型的职业或者更有信心。本次研究中关于职业兴趣量表的信度系数α平均为0.73；关于职业信心量表的信度系数α平均为0.76。

升学计划问卷：用来调查学生的升学计划包括大学专业意向和以后的就业意向。选取其中关于学生大学专业意向调查部分来了解学生的专业选择情况。将学生所选的专业分为了五大类：人文（包括教育、语言、政史和心理专业等）、工程（包括机械、建筑、化工和信息技术等专业）、商科（包括金融、经济、市场营销等专业）、艺术（包括播音、设计、美术等专业）和科学（包括基础理科等专业）。这一学科分类方法是基于作者研究团队在以往关于人格特质与学科分类的关系研究（Ng, Fan, Cheung, Leong, & Cheung, 2012）的结果并参考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而设定。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问卷研究法，发放的问卷为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霍兰德职业兴趣量表、霍兰德职业信心量表和升学计划量表，同时还收集了被试的基本信息：姓名、性别、年龄和地区等数据。

参与本研究的高二学生已经历了文理分班。这表明他们对大学专业的选择已经有了初步的意向。研究过程中，除了发放问卷外，研究者没有加以额外干涉，学生所了解到的职业信心均是来自于学校的常规教育和日常生活。

为保证每所学校的取样质量，研究者在各个学校选择一位教师作为主要的负责人。每个班级的班主任作为主试，事先接受有关问卷测试注意事项的基本培训。班主任召集高中生在班会时集中填写问卷，时间约30分钟。问卷当场回收后交给班主任。

2.4 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SPSS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判别式分析来进行性别、区域、人格、霍兰德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专业意向的预测作用分析。

3 研究结果

3.1 学生性别、地区和专业意向的频数统计结果

本研究中将学生的专业意向分为人文、工程、商科、艺术和科学五个类别。表1反映了不同性别、地区的学生所选择专业的分布情况。

3.2 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总体判别分析结果

为了探究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专业意向能否起到预测作用，因此构建了五组判别分析。这五组判别分析的效标变量为专业意向（k=5）。考虑到性别普遍被认为与专业和职业选择显著相关（连榕, 杨丽娴, 吴兰花, 2006），而学生所在地区则可能成为学生专业选择时的一个限制因素；因此，为控制性别和地区的预测效果，我们在第一个判别分析中引入性别和地区作为预测指标用来控制变量，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的预测效果。第二个判别分析的预测指标则为“性别＋地区＋人格”。第三个判别分析的预测指标为“性别＋地区＋职业兴趣”。第四个判别分析的预测指标为“性别＋地区＋职业信心”。第五个判别分析的预测指标为“性别＋地区＋人格＋职业兴趣＋职业信心”。按照以往的研究惯例，将所有判别分析的先验概率全部设置为组间相等，用以平衡因每个专业的被试数量不均等而产生的影响。表2显示了这五组判别分析的结果，包括命中率、交互验证命中率、平方正则相关及Wilks’ Λ的值。

第一组判别分析的结果显示，性别和地区作为预测指标能够显著地将五个专业区分开，其命中率为23.4%（Wilks’ Λ=.922，p＜ 0.001），比这五个专业的随机选择概率（1/5=20%）提高了近1.2倍。

第二组判别分析结果显示，将性别、地区和人格同时作为预测指标，可以将区分五组专业的命中率提高至 35.2%（Wilks’ Λ=.741，p＜ 0.001），比仅使用性别和地区作为预测指标 （23.3%）时，命中率提高了1.5倍，进一步对第一组和第二组判别分析的Wilks’Λ进行了F检验（F[104, 3007]=3.35，p＜0.001），说明命中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

表1 不同性别、地区学生的专业意向的人数及其比例

表2 判别分析结果

在第三组判别分析中，以性别+地区+职业兴趣为预测指标，可以将正确区分五组专业的命中率提高 至 40.3%（Wilks’ Λ=0.653，p＜0.001）， 与 仅 使 用性别和地区为预测指标相比命中率提高了1.7倍。进一步对第三组和第一组的Wilks’ Λ进行F检验（F[32, 3079]=18.05，p＜0.001），说明命中率提高是显著的。

在第四组判别分析中，以性别+地区+职业信心为预测指标，可以将正确区分五组专业的命中率提 高 至 39.7%（Wilks’ Λ=.681，p＜0.001）， 与 仅 使 用性别和地区预测指标相比命中率提高了近1.7倍，进一步对第四组和第一组的Wilks’ Λ进行F检验（F[32, 3079]=15.79，p＜0.001），说明命中率的提高是显著的。

3.3 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预测作用的比较

为了探究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是否也对高中生专业意向的影响作用大小具有差异性，或者说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是否比人格更能够有效的预测学生的专业意向，本研究将三者的判别分析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表2中，在第二组人格为预测指标的判别分析中，人格对总体学生专业意向的预测命中率为35.2% （Wilks’ Λ=.741，p＜0.001）。而在第三组职业兴趣为预测指标的判别分析中，职业兴趣对总体学生专业意向的预测命中率达到了40.3%（Wilks’ Λ=.653，p＜0.001）。可见，职业兴趣的预测命中率比人格的预测命中率高了1.14倍。并且将两组判别分析的Wilks’ Λ 进 行 F 检 验（F[104, 3101]=3.19，p＜0.001），说明命中率的提高是显著的。在第四组职业信心为预测指标的判别分析中，职业信心对总体学生专业意向的命中率达到了 39.7%（Wilks’ Λ =.681，p＜0.001）。职业信心的预测命中率比人格的预测命中率提高了1.12倍。并且将两组判别分析的Wilks’ Λ进行F检验（F[104, 3101]=2.70，p＜0.001）。F检验的结果说明命中率的提高也是显著的。并且为了分析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能否在人格之上进一步显著提高预测作用的命中率，我们构建了第五组判别分析。

在第五组判别分析中，首先引入了人格变量，然后再进一步引入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两个变量。第五组判别分析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命中率提高至47.0%，与第二组仅以人格为预测指标的判别分析结果相比命中率提高了1.34倍。并且将第五组的Wilks’ Λ与第二组的 Wilks’ Λ 进行了 F检验（F[152, 2959]=4.16，p＜0.001）。F检验结果显著，说明在人格基础上继续引入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依然能够显著的提高对专业意向的预测作用。

4 讨论

首先，我们的研究支持了人格对于高中学生的专业意向来说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Larson et al., 2007）。Ng等（2012）的研究也证明人格作为判别指标能够显著地区分开工程、科学和人文等不同专业的香港大学生。

其次，在人格之外引入职业兴趣作为预测指标后，其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命中率显著提高至40.3%。这说明职业兴趣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证明了职业兴趣对专业选择的预测作用。这一结果印证了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比如，Donnay, & Borgen, 1999; Rottinghaus,Betz, & Borgen, 2003）。

最后，在人格和职业兴趣之外引入职业信心作为预测指标后，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命中率显著提高至39.7%。这样，职业信心也是一个有效的预测指标。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认为职业信心和职业兴趣在个人生涯发展中是两个根本性变量。但社会认知生涯理论认为，职业信心会影响职业兴趣进而进一步影响个人的教育和职业选择，这一点在本研究中还无法得到验证。另外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专业意向预测作用的相似性也再次验证了霍兰德对于兴趣和信心两者之间的关系假设。霍兰德（1997）认为，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之间是一种双向作用的、互惠的关系。

以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为预测指标的命中率比以人格为预测指标的命中率要高。其命中率分别提升了1.14倍和1.12倍，且命中率的提高均是显著的。这一研究结果与SCCT理论的概念相吻合，即在专业和职业选择过程中，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是处于较为直接的影响因素，而人格则是处于较远端的间接性因素。这样，本研究验证了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高中生专业意向的预测作用，发现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专业意向的影响要大于人格的影响作用，这符合SCCT模型的理论预期。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使用跨文化（中国人）个性测量表－青少年版（CPAI-A）这一中国本土化的人格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人格特质，这有可能促进人格评估的适当性。CPAI-A量表的特点在于在以大五人格为代表的内省人格（Intrapersonal personality）基础上较好地强调了人际人格（Interpersonal personality）维度（Cheung, van de Vijver, & Leong, 2011; McCrae& Costa, 2008; Markus & Kitayama, 1998）。 以往的相关研究中，人格特质尤其是内省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青少年学生专业或职业选择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我们则是在此基础上首次比较了三者对专业意向影响的大小，显示出在SCCT框架内近端因素（如职业兴趣与信心）比远端变量（如人格特质）具有更重要的预测力。

本研究的结果对高中学生的生涯教育工作实践有一定的启示。第一，在进行生涯辅导和生涯咨询时可以通过测量学生的人格特征，以获取有用的信息来帮助学生解决其可能面临的生涯发展问题，并且在测量学生的人格特质时需要使用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人格量表。第二，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在对学生的专业选择进行生涯辅导和咨询时，老师或咨询师应根据学生的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来指导学生的专业选择活动。第三，学生所在地区的地域特点、性别等因素也会在学生的专业选择过程中产生影响，在以后的生涯教育和生涯咨询中我们要重视地区差异和性别差异。

研究的不足及展望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被试主要来自上海和浙江两个地区，导致样本在地域上分布不均，降低了样本的代表性。未来的研究可以在取样方面有所改进，增强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第二，本次研究只调查了学生的专业意向并没有调查学生实际的专业选择。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对学生进行追踪研究，以了解人格、职业兴趣和职业信心对学生实际专业选择是否具有区分作用，这些个人特质能否区分不同专业的学生。未来研究还可以进一步比较内省人格和人际人格两类人格维度对中国青少年学生学科选择的贡献。第三，在研究变量上，本次研究在SCCT框架内只选取了三个与职业领域相关的个人特质变量，但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变量还有许多，例如父母职业、家庭收入、就业市场等因素，本研究中未能很好地控制，未来的研究应该注意这点，并进一步探索其他变量对学生专业选择的预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