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斌

在中国大陆行政管理体制下，极少有哪个与健康有关的行业能长期处于“主管部门”不明、自律和监督缺如的状态，还能成规模地发展。心理咨询行业恐怕就是其中之一。

2000年之前，面向社会的心理咨询基本上是以精神专科医院为主的医疗机构提供的一项专业服务，学校的心理咨询则主要是对内部师生提供。营利性的社会心理咨询机构（以下简称“咨询机构”）还寥寥无几，原因之一是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以下简称“咨询师”）严重短缺（钱铭怡等,2010）。但2002年发生的两件事对该行业生态造成了重大影响：一是当年4月正式生效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2001）从立法上明确了营利性心理咨询服务的地位，并确立了机构登记注册、人员资质许可等制度，其后多地的地方精神卫生立法也借鉴了上海的设计；二是当年7月，原劳动保障部的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考试正式启动，此前该职业已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资格工作委员会, 1999），成为一独立职业。

其后十几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至2017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将咨询师从职业资格目录中删除，取得该职业证书者已达130万，各地的咨询机构同样数量可观。

今天回头去看，影响行业生态这两件大事，都存在先天缺陷：地方立法设置的人员从业资质许可制度，仅2年后（2004年7月）随着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便宣告作废。国家咨询师职业鉴定制度虽然多延续了13年，但被废止的背景却更有点像“黑色幽默”：该职业当初只是作为“商业、服务业人员”而被纳入职业分类的，而“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也不过就是一纸就业能力（水平）证明，与其相当的还有“保健按摩师”、“美容、美发师”等。十几年后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潮中，政府在清理无须严格技能准入的服务类职业时，突然意识到，咨询师职业本应归属“专业技术人员”系列，其专业技术属性甚至在精神卫生法（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2）中就已经得到确立。于是顺理成章地关闭了那扇定位不清、门槛过低的大门，同时开启了另一扇窗。

不过对于大多数在该行业过得风生水起的从业者来说，这扇窗已不太受待见，因为它开在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类别下。

时代呼唤心理咨询行业，时代又亏欠了这个行业，致使其先天不足、后天成长坎坷。正因为处于监管边缘，其“野蛮生长”也常被诟病。尤其当庞大的“培训市场”渐呈替代直接服务之势时，社会的担忧应该不无道理。

好在目前政策形势正在逐步明朗。继上海于2015年3月实施修订的精神卫生条例（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2014），明确该行业纳入卫生行政部门事中事后监管、通过卫生行政部门指导的行业协会开展日常自律管理后，2017年12月国家卫计委等22个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也原则上采用了上海立法中的某些思路。

咨询行业终于似乎有“婆家”了，但尴尬的是，属于自己的“家”却尚未找到。虽然上海成立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行业协会并已开展初步工作（范鑫等, 2018），全国范围内的行业统一和自律管理仍未真正启动，“婆家”的监管也尚未到位。于是，各种自诩的咨询师之家、替代老证书的新证书项目应运而生。这些团体和项目之所以存疑，归根结底是它们无力解决行业先天缺陷中核心的“三缺（往严重点说，是“三无”）”问题，即：（1）缺身份（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专业技术人员”系列中的考核、登记、注册、专业职务晋升等系列管理制度）；（2）缺标准（需要制定从业基本条件、通用技术、从业人员和机构评价等系列标准）；（3）缺规范（需要建立服务机构监督、从业人员登记注册、继续教育和考核、监督考核结果应用等系列规范）。

抛开技术细节不谈，未来该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有赖于补足上述“三缺”。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组织开展行业摸底调查、咨询相关标准化试点、精神卫生法配套规范文件制定等，应当是朝此方向跨出的重要几步。此外，还需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开展人员培训、实践和考核认证等工作。总之，政府部门强有力的领导或协调、有公信力的全国性行业组织的建立及其自律管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基本保障。此间也需要各相关学术团体和专家们抛弃门派成见和过多的利益考虑，尽快形成推动行业管理的共识，并作出各自应有的专业奉献。唯有如此，加上当今千载难逢的促进该行业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环境，心理咨询领域才能真正迎来大发展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