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骋华

宋徽宗大概是历史上最没争议的皇帝，古往今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出奇一致———文化巨人，治国“小白”。他统治时期，北宋文化全面开花，文学、书画、瓷器……都达到巅峰。可他任用奸臣，挥霍无度，表面繁荣之下是断崖式下跌的国力。最终，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這种描述，暗藏着一个判断，即宋徽宗对文化的追求与其帝王身份极不相称。当然，按照儒家的看法，帝王理应具备文化修养。但此处所谓修养，是指对儒家经典的掌握与运用。至于宋徽宗热衷的书画、琴艺、茶道，乃至马术、蹴鞠，实属雕虫小技，小玩怡情，沉湎其中问题就大了。欧阳修所撰《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提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纵观宋徽宗所为，无不应验着“逸豫”二字，“亡身”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就这样，宋徽宗被牢牢钉在“昏君”的十字架上，在不合适的时间坐上了不合适的位置，酿成个人和王朝的双重悲剧。

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却有意推倒这个十字架。在《宋徽宗》一书里她指出，后世对宋徽宗的评价，充满了后见之明———正因为靖康元年（1126）抗金失败，致使后世史家在总结教训时，倾向于把宋徽宗的诸多举措，尤其是他花大力气搞的文化事业，当成玩物丧志的证据及北宋覆灭的根源。但这是误解。实际上，作为帝王的宋徽宗和作为文化巨人的宋徽宗不可分割。他是艺术家这没错，但绝对不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皇帝。他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特定的政治内涵，对统治术，他也同样娴熟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