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福

赵丹（1915—1980）

1980年10月9日，赵丹胰腺癌已到晚期。临终前3小时，阳翰笙来到赵丹床边，犹如在过去每一个关键时刻，总是出现在他面前那样。赵丹激动不已，虽已不能说话，还是紧紧握住翰老的手……3个小时后，即10月10日凌晨，赵丹带着一丝笑容走向天国。噩耗传来，阳翰笙不禁老泪纵横，写下《悼赵丹同志二首》：

床头执手默无言，死别生离旦夕间。

天下都乐君却去，互流热泪湿胸前。

战斗情谊五十年，几经风雨共危艰。

艺坛巨匠悲凋谢，忍听同僚说阿丹。

时阳翰笙年近八旬。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被前尘往事牵引着走进了岁月的深处——

1932年下半年，阳翰笙由“左联”党团书记改任“文委”（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总”（即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分管戏剧电影工作。1932年8月，剧联党团书记赵铭彝介绍赵丹等加入左翼“剧联”。阳翰笙就在此时认识了赵丹。从老赵那里，他得知赵丹原是美专学生，因参加美专激进剧团演出《夫人肖像》而得罪当局，被视为“赤色分子”。后赵丹考取了明星影片公司，在夏衍、阿英的帮助下，积极参加进步电影话剧演出。阳翰笙给了他不少鼓励帮助。1935年2月，上海党组织遭破坏，阳翰笙、田汉、赵铭彝等被秘密逮捕。

1937年2月，赵丹所在的“业余剧人协会”在南京演出《大雷雨》等话剧。演出结束，听说阳翰笙、田汉获得自由，还来剧场看演出。为什么他们不上台与大家见面？其中必有蹊跷？“我非要去见他们不可！”长久未得见友人而心急火燎般的赵丹找到在南京戏剧学校任教务长的老友应云卫，求他去跟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张道藩打招呼。

会面地点是在阳翰笙、田汉被软禁的住处，旁边自有人监视。

瞧着阳翰笙、田汉被折磨得清瘦的身躯，憔悴的脸庞，赵丹、郑君里的眼里都涌起了泪花。双方对话只能谈关于演后的一些观感及演技好坏等问题，最后互道珍重怅然惜别。

七七事变和八一三的炮声震动了中华儿女的心。赵丹等参加“保卫大上海”的抗日宣传演出活动，组织了抗日救亡演剧第三队。1937年10月下旬，赵丹等接到阳翰笙来信，说全国的许多文化、文艺界人士都集中在武汉，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抗日救亡宣传演出活动，嘱他们抽出部分人员来武汉进行演出;还说陶金等也在武汉等待他们。于是由赵丹带队，于11月到达武汉，住进日租界阳翰笙的住处。艺人们终日辛劳，身无半文，日不饱腹。阳翰笙也不宽裕，只能给赵丹一点零花钱。随即，赵丹请阳翰笙写个剧来演出以解燃眉之急，并把他随身带来的《塞上风云》电影剧本（阳在上海写的）请阳改成话剧，并请求他15天内一定要改出来。阳翰笙因忙于筹备文艺界各抗日协会，进展很缓慢，而赵丹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广告已于11月14日登在《武汉日报》上了。他们让阳翰笙搬到另外一处住房里，派人站岗，不让阳翰笙与任何人接触。结果苦战15天后，阳翰笙终于把話剧本交给了阿丹。此剧由洪深导演，赵丹及赵丹夫人叶露茜（饰金花儿）主演，因为宣传蒙汉青年联合抗日题材，一演出就引起武汉三镇轰动。这是这个剧团为抗日救亡献的一份厚礼;同时，也让他们的生活有了着落。他们还演出田汉编写、洪深编导、赵丹等只用一周时间就排练演出的话剧《最后的时刻》。这个剧团成员大部分参加“剧协”活动，赵丹被选为“剧协”常务理事。组织上又派陈鲤庭、宋之的等与赵丹他们组成“上海旅川业余剧团”，从武汉溯流而上，经宜昌，过三峡，经万县，一路演到重庆。在这之前，由阳翰笙与四川影商夏云湖签约，由夏负责旅川演员的路费及演出费用。到重庆后由夏租借国泰戏院，同时安排演员住附近的都邮街。赵丹他们到后不久，就重演了阳翰笙的《塞上风云》及其他一些话剧，使话剧很快活跃于山城，形成了气候。他们还进行街头义演，又到成都等地巡回演出，获得各界好评。

1939年6月，赵丹、王为一、徐韬等一行十人想到敌人后方去开展话剧演出活动，赵丹还想去苏联学习。他们找邹韬奋介绍，沈钧儒也赞同他们去。当赵丹把此事同阳翰笙商量时，阳心想，那里有茅盾、陈潭秋、毛泽民等照料，也同意他们去试试。随后当周恩来发现他们去新疆后，深感不妥，立即派冯乃超去召回，可惜他们已上路了。

果然不出周所料：赵丹、徐韬到新疆不久就被盛世才逮捕了，被扣上“托匪”帽子，扯进了“杜重远案”。不久，王为一等也被抓。他们遭到多次审讯并多次受重刑。后报上谣传，他们已被处决。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组织延安、重庆诸方力量进行营救与声援，直至1945年5月（盛世才被调离五个月后），他们才走出监狱大门，个个已是形销骨立，妻离子散了。此时，新任的国民党新疆宣传部长孙某向他们伸出了黑手，要他们留在新疆工作，并请为之演戏。赵丹等坚决不演他们的戏，但组织一些学校排演了阳翰笙的《前夜》。演出后，孙某执意不放他们走，事实上是变相扣留。处境又一次出现险情。他们遂靠监狱“难友”帮助，跟重庆的史东山（著名戏剧家）通了话。史东山当即找到阳翰笙。阳翰笙欣喜万分，立即去找时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帮忙。张的“亲家”就是当时新任新疆省主席吴忠信。这样，四位在盛世才监狱坐了几年牢的战友才得以脱离这“中世纪式的活地狱”。他们于1945年6月由迪化（今乌鲁木齐）飞回重庆。早在2月份，当阳翰笙得知他们出狱后就对几位的生活作了安排，且看《阳翰笙日记》1945年2月20日：“午后出席剧协理事会。今天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戏剧节目所收入捐款的支配问题。会议结果，决以八万元送赵丹、王为一、徐韬、朱金明四人。”

当四人到达重庆后，阳翰笙跟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作了汇报，周立即吩咐秘书徐冰代表他在曾家岩50号宴请了他们，阳翰笙、于伶等作陪。在宴会上，阳翰笙把几年来南方局周恩来对他们的关心、营救详细作了介绍，检查了自己不该同意他们去新疆，还介绍了重庆文化运动的现状;最后，又告诉一个令他们欣喜的消息：茅盾新写的《清明前后》正等待他们去演（阳推荐的）。

赵丹激动不已，深感组织对他们的关怀爱护;特别是阳翰笙那体贴入微的关心和细致周密的安排，令他永志不忘。他以后不只一次对人讲：“我生活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翰老就出现在我面前，给我具体指引帮助。”

几位难友生活困难得到了“剧联”补助，虽然满身伤痛尚未恢复，却满怀激情投入《清明前后》的排演，赶在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时得以演出，引起轰动，受到周恩来的赞赏。这个直接干预政界，鞭挞官僚资本家罪行的戏，自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干扰。在毛泽东离渝返延后不久，他们就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进行阻挠破坏。茅盾和赵丹等人又处于特务的监视中。

1946年6月，阳翰笙奉周恩来指示赴上海组织领导进步电影工作者，积极筹备建立自己的电影阵地。他首先组织原联华影业公司人员史东山、郑君里等组成“联华同仁保厂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要回“联华”产业，并成立了“联华影业社”，立即拍摄了《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赵丹等也于1946年先后回到上海，和白杨、秦怡等打入“中电”“中制”。到1947年5月，阳翰笙通过种种努力，将联华影业社改组成昆仑影业公司，由他任编委会主任，荟萃了中国第一流的编导演职员，赵丹、白杨、舒绣文等也是其中骨干。他们遵循党的办厂方针，站在人民立场，暴露与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罪恶，向人民揭示一条斗争的道路。几年间，他们拍摄了《万家灯火》《希望在人间》等大量好影片，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赵丹在阳翰笙的领导下带着满腔热情投入拍片，担任上述影片的主角，使他的艺术才能经受磨炼而走向成熟。

1948年岁末，国民党控制的“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要拍两部反共片。作为地下党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阳翰笙便与有关同志商量对策，用拍一部巨片来阻拦他们，挤掉他们的时间、场地和财力。当时，孙瑜刚从美国考察回来，参加了昆仑影业公司的工作。他手头有部《武训传》的电影分镜头剧本（用两年时间写的）。于是阳翰笙与大家计议就拍这部巨片，并请赵丹主演，阳翰笙嘱咐阿丹：

一、“狮子大开口”索高片酬，耍大派头，消耗该厂流动资金。

二、团结并网罗优秀摄录美人才建立庞大的摄制组，以使该厂再无人力拍摄其他影片。

三、占住该厂尽可能多的精良设备。

总之，要使之最终难以拍成“戡乱”片。

赵丹不负重托，圆满完成任务，使“中电”计划好的两部反动片子胎死腹中，到南京解放时，仍旧还是一些零碎的资料。至于《武训传》，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也只拍了三分之一，后由昆仑公司接拍，于1952年2月完成。据说周总理、朱德等100多位中央委员审看了样片，没提出什么批评。当时朱德说“有教育意义”，周总理则提了几点具体看法。谁知是年5月掀起全国性的大批判，說《武》剧是“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从编导、策划者、主演一揽子给予批判。孙瑜遂作检讨，赵丹被停演两年（实际是停职反省）。策划者阳翰笙认为：“武训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位教育实践家，在历史上也有他的进步作用。”他主动向有关领导书面承当责任，把《武训传》筹拍背景、意图及整个拍摄经过作了详细说明。这才给赵丹、孙瑜解了围，使赵、孙两年后恢复原职。这事令赵丹感动不已，不止一次对人说：翰老是艺人的贴心人。那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赵丹就对黄宗英讲：“我的一切都听阳大哥的。”可见其对翰老的信赖。

经历了那次“批判”后，赵丹没有消沉，而是更坚定地跟党走。他塑造了林则徐、聂耳、许云峰、李时珍等一系列家喻户晓的形象。阳翰笙欣喜地看到赵丹艺术生命在解放了的土地上开花结果。1959年，赵丹人了党，当他把这一喜讯写信告诉翰老时，翰老复信向他祝福。每当赵丹出国访问归来到北京开“人大”会，他和黄宗英都要去拜访翰老，两家人总要亲热地玩上一天。

毛主席、周总理都接见过赵丹，肯定他对我国电影事业所作的贡献，鼓励他继续努力。可1965年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恶化，阳翰笙的《北国江南》挨批，拉开了文化界“文革”的序幕，赵丹等也随之遭难。从那时直到1980年病重，他没有拍成一部电影，白白消耗了他应该出成果的15年艺术生命，最后在绵绵遗恨中走完他的人生之旅。“左”的政策让党的电影事业遭到重创。

1985年12月，在赵丹病逝5年零两个月的时候，一部由付振良撰写的《赵丹传》底稿摆在阳翰笙的书桌上。已逾八旬的翰老激动地用几天时间读完这部近40万字的大作。真是“往事如潮一梦悠”，赵丹那鲜活的形象在他脑际挥之不去。他提起笔为这部作品写了序，为老战友正本清源：“他是我党进步的、革命的电影戏剧表演艺术家，他不会不要党的领导，他是一切要求党的领导的。……他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都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将会永远星光灿烂闪烁在我国人民的心里。”

阳翰笙没有让阿丹失望，按他生前的遗言，认真地做了他应该做的事。阿丹若九泉有灵，应该欣慰了。

1992年冬，阳翰笙百年诞辰纪念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黄宗江、黄宗英兄妹出席会议。笔者对赵丹夫人黄宗英作了采访。她深情地缅怀了翰老几十年来对阿丹和她的关爱、帮助，含泪讲述了赵丹临终前对翰老表达的感念与期望。赵丹对人生和友人的恋恋之情，令人欷歔。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中国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