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朝会

(景德镇陶瓷大学 艺术文博学院，江西 景德镇 333403)

0 引 言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而公共艺术的概念也渐渐的提上议程。由于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因此对公共艺术的认知还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阶段，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作为最先兴起掀起公共艺术热潮的西方国家，其对公共艺术的理解逐渐影响到国内。我们对公共艺术的认识在不断的改变，从最初的环境美化到现在成为与大众产生广泛联系的艺术表达，其社会属性越来越凸显。在公共艺术的社会转向后，一些之前不曾关注到的事物逐渐与公共艺术产生了关联，而文创园区就是其中之一。文创园区的最初阶段是由艺术家自发形成的艺术区，艺术家在此进行艺术创作与交流，其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属性，由于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研究文创园区在公共艺术领域所发挥的效用，可以更好地推动其文化属性的发挥，进而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陶溪川作为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文创园区，在发挥陶瓷公共艺术方面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对陶溪川个例的探讨不仅有利于丰富公共艺术的内涵，也将促进园区自身走向新的发展。

1 关于公共艺术

和公共艺术最先兴起的西方国家来说，目前中国对于公共艺术的认知还存在一个多层次、多阶段的现状，国内外对其研究的侧重各有不同，随着国际交流的增加，中国对公共艺术的研究越来越与国际接轨，对公共艺术的概念与作用也有了新的理解。

1.1 国内外研究状况

“公共艺术”作为刚出现几十年的新有名词，最初出现于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中，西方学者对于公共艺术的解读主要是对与社会现实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的介入以及人类生存空间和价值的讨论与反思[1]，在西方现代公共艺术已经超越艺术的领域，逐渐与社会的关切产生反应，以此表达自身的主张。公共艺术进入中国后，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袁运甫从集群环境的角度着手，注重与公共艺术相关的周边环境相协调；马钦忠从公共艺术的价值特征着手，认为公共艺术有利于城市统治者，以文化塑造的方式确认都市情感；孙振华则从政治学角度分析，认为公共艺术不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和一种统一的流派与风格，它更是使存在于公共空间的艺术能够在当代文化的意义上与社会公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思想方式，是体现公共空间民主、开放、交流、共享的一种精神和态度[2]。从不同的学者对公共艺术的解读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中国由于社会发展层次和地域发达程度不同，对公共艺术的理解存在一个多角度、多阶段的问题。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人们的公民意识较强，他们的公共艺术发展相对于中西部来说，明显多了更多的政治表达以及对社会问题的关切，他们将公共艺术放置在一个更加宏大的关于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之中，像大型公共艺术项目《深圳人的一天》，以18 种不同职业的公民为蓝本，表达了对社会各阶层的人文关照，且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将“让社区居民告诉我们做什么”的口号贯穿项目始终，彰显了项目以人为本、公众优先的理念。二十世纪末期，在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城市，公共艺术的概念刚刚进入或者还没有进入发展稍微滞后的地域的时候，深圳的公共艺术项目就已经有了如此开放的理念和规划，结合中西方公共艺术的关注点可以看出，公共艺术越来越与整个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的发展状态息息相关，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和社会性也将会越来越凸显。

1.2 中国公共艺术的社会转向

二十世纪90年代初，公共艺术的概念刚被引入中国，当时中国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城市文化装饰的“快餐”需求，雕塑和壁画成为装饰的主要手段，也成为公共艺术的主要形式，全国范围内迎来了城市雕塑运动的高峰。1995年以后，公共艺术的称呼开始以“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的概念被使用，这时只是将其视作城市环境美化的一种填充。公共艺术的理念在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并不注重公共话语的表达与建构，这与西方语境下生长起来的公共艺术有着本质的不同。孙振华在其《公共艺术时代》一书中认为，公共性是公共艺术的基本前提，在公众表达自己观点和意愿都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是没有公共艺术可言的。公共性作为公共艺术的基本前提是公共艺术的灵魂所在，古希腊民主政治时期，其民主氛围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利，在艺术表达上形成了相对开放、自由的风气，可以说是公共艺术的前身。到了十八世纪，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公共性、公共领域”的概念正式确立，从社会学角度看，其为公共艺术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前提。但这一时期艺术逐渐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去，建立了独立的艺术体系与规范，而公共艺术所要解决的就是艺术与生活的重新关联问题，所以直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时期，人们重新思考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重新强调艺术的现实关怀，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艺术。西方的公共艺术从一开始就强调其公共性，且将其作为区别于一般艺术的重要特征。当公共艺术的理念进入中国时，正值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期，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千篇一律，才有了城市装饰的需求，这一时期的公共艺术只是作为艺术家个人的表达，放置于公共区域以美化城市环境。由于国内外交流的增加以及中国社会的发展，学者对公共艺术研究的视野更加国际化，人们的公民意识也逐渐提升，公共艺术所蕴含的社会意义也逐渐显现。

1.3 公共艺术的作用

相对于将公共艺术理解为单一的只为美化环境而存在的艺术形式，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公共艺术与社会大众的连接作用，对其功用的阐述也从多种维度与向度进行，而并非只将其作为美化环境的手段。当受众对于一种文化具有极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文化所体现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就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3]，公共艺术因其自身具备的公共性与艺术性特征，产生了特别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公共艺术的产生的具体效益表现为桥梁沟通作用、历史唤醒作用、审美教育作用、经济创收作用等。

第一，桥梁沟通作用。公共艺术最基本的关切就是对公共的关怀，关注公共普遍的情感，关注边缘人物，聚焦社会问题，呼吁人们对自身生存与发展状态的关注。其以艺术为载体，通过艺术的创作与表达，反应社会现实问题，有力地冲击了公众的视听系统，给观者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从而达到对作品背后思想表达的强有力关注的效果。而这可以有效促进政府与大众的沟通与交流，加强双方对人类共同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关注与理解，有效缓解大众与政府的紧张关系，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第二，历史唤醒作用。近几十年来，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城市建设出现了许多城市病，像交通拥挤、光污染等，但最重要的问题是现代化的高速建设正在割裂城市的历史文脉，许多老建筑被强拆，本地的特色商贩被驱赶，随之而来的是千篇一律的现代建筑与大型购物商场，城市的记忆正在被逐渐抹去。而公共艺术的唤醒作用就体现在，其可以将城市的历史人文资源转化为自身艺术创作的内生资源，以艺术的形式表达唤醒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进而促进城市居民对自身生活城市的认同与归属感的产生。城市作为公共艺术的社会环境，随着其社会结构、文化脉络和发展方式的改变，这种变化也会反映在公共艺术的发展历程之中，公共艺术纪录着城市的发展与变化，连接着城市发展前后的脉络。

第三，审美教育作用。由于本身公共艺术就是为满足公众的需求而存在的一种艺术形式，因此其对公众的审美教育作用不言而喻。根据公共艺术评论家约翰.贝尔克（美国重要公共艺术期刊《公共艺术评论》的编辑）估计，全美国平均每天有5500 万人次参与到公共艺术之中，大约是画廊、博物馆、剧场观众总数的1000 倍[4]。可见公共艺术在对人们的审美教育方面比一般的艺术创作更能吸引公众。而且由于公共艺术家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为了能够让公众更好的理解作品，在作品的题材、材料、表达形式等方面的选择上都会考虑到公众的接受度，因此与只为表达艺术家本身创作的艺术品而言，公共艺术作品更加具备审美教育的作用且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第四，经济创收作用。经济学家安.马库森曾提出一个创造性场所营造的概念，她在美国国家基金白皮书《创造性场所营造》（2007）中强调场所营造的经济效益，通过创造性场所的营造，艺术和文化对当地经济发展、宜居性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做出了实在的贡献[5]。由于公共艺术具备的社会效益，使得城市更具宜居性，城市的艺术氛围以及社会风气更加开放，会吸引更多的青年艺术家以及投资者在此驻足，从而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公共艺术为当代的城市营造了多个创造性场所，甚至有的公共艺术项目就将城市看做一个作品进行创造，这无疑有利于城市整个艺术氛围的提升以及综合实力的增强。

2 陶溪川公共艺术特质

陶溪川的公共艺术特质主要体现在其建筑园林景观与陶瓷艺术景观等公共景观方面，以及动态的陶瓷艺术文化项目与活动，整体对青年艺术家及大众产生的作用。透过对陶溪川公共艺术特质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文创园区的文化属性以及对维护其文化属性对大众的必要性。

2.1 公共景观

陶溪川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文创园区，满足了公共空间的场所需要。而且，园区外观本身就可以看做一处供人欣赏的景观，由于陶溪川是在中国陶瓷工业遗存——宇宙瓷厂的基础上改造而来，整个园区的建筑风格承接了原瓷厂二十世纪50年代的包豪斯式建筑，秉持“结构改造、功能再造、文化塑造、场景营造”的项目定位，在保护利用工业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融入现代设计理念[6]，园区建筑风格整体呈现出工业文化与现代艺术设计的交汇，行走在园区之中本身就是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而且为了突出时代记忆，在园区规划之初就建立了工业遗产博物馆，馆内的物件蕴含了丰厚的历史文化信息，它代表着那个时代陶瓷生产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以及景德镇的陶瓷生产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连接着景德镇的过去与现在，透过这些景观传递给我们景德镇在特定时代的一种发展状态，让我们充分了解景德镇这座城市，增加了对城市的认同感。

此外，陶溪川除了拥有代表景德镇特定历史记忆的景观之外，还向公众展示了最新的陶瓷艺术作品。陶溪川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陶溪川美术馆会定期推出陶瓷艺术作品展，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园区拥有青年艺术家、设计师 2000名，与之合作的国内外院校30 所、艺术机构47家，他们的作品代表着新的艺术研究动态以及新的艺术创作理念，透过作品你会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与创作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据实地调研得知，陶溪川美术馆平均每周参观人数为80-100 人左右，一年大概会安排6-7 场大型艺术展览，展览周期大概在保持在1.5-2 个月左右，而中央美术学院陶溪川美术馆由于推行免费参观制，因此平均每天的人数在100 人以上，一年大概会推出5-6 场的大型艺术展览，展览周期大概在保持在2-2.5 个月左右。这些定期推出的艺术展览景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观者的内心世界，提高了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

2.2 动态文化

地理学者艾夫森指出，“地形学方法”与“过程方法”是确认公共空间的两种方法。“地形方法学”认定的公共空间专指城市中向公共开放的特定地点，像街道、广场公园等。不同于“地形学方法”，“过程视角”下的公共空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公众的存在，换言之，“公众”的存在与否才是确认公共空间的关键[7]。从这种意义上说，陶溪川既有地形上的公共空间，又有过程上的公共空间，尤其是过程上的公共空间是整个园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陶溪川既具备公共艺术表现的地理空间需求，又满足了其艺术事件策划的过程空间需要。在过程空间主要表现为动态的艺术事件，如艺术展览、艺术沙龙讲座、室外音乐节、观影活动、室内音乐会、文创市集等，且每次相关艺术事件的举行都会聚集大量的市民驻足。据园区工作人员统计，陶溪川先后举办展67 场，论坛讲座200场，大型主题活动400 场，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像由园区内唐英学社举办的展览与相关讲座，展览平均每年举办2-3 次，展览周期大概保持在3-5个月左右，讲座基本保持在每月1 次，并且同时在网络上对其举办的展览和讲座进行直播，展览前几天的网络浏览量每天大概保持在6000-7000 人次，线下参观人数基本在100 人次左右。由此可见，陶溪川的动态艺术文化项目涉及的形式广泛、举办的场次频繁，聚集了相关的公众产生了较好的公共效益。

2.3 特定人群

孟超在其《转型与重建——中国城市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变迁》一书中提出，一个普遍面向全体市民的公共空间概念的存在是很可疑的。多元化的城市和现代人不必强加一种的公共文化，一种“微型的公共空间”具有更加适宜的尺度，承载市民价值与人本精神，宏大的、均一的公共空间已经不被需要，真正需要的是制造微型的、小而美的公共空间。陶溪川作为中国首座以陶瓷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创意园区，像公众提供了一种微型的陶瓷文化交流与共享空间，而且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陶艺爱好者，陶溪川推出了一系列的项目，让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受益。“邑空间”作为陶溪川重点打造的景漂青年创业创意人才培养平台，共汇聚了文艺类双创人才上万名，形成了“创意集市+邑空间商城+线上商城+邑客先锋+邑讲堂”五大板块，为在此从事陶艺相关创作的青年人提供设计理念、产品制作与销售的全方位服务。为了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到陶溪川从事相关艺术创作，陶溪川还推出了音乐系列活动、专业艺术讲座等项目，在提升青年人的专业创作水平之外，为他们提供更丰富、更多元的艺术相关体验。

3 陶溪川对公共艺术的推动作用

随着对公共艺术的不断认识，人们对其认识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从一开始作为城市环境美化的方式到后来的社会转向，公共艺术的公共性质逐渐得到了强化。因此，近阶段在中国的公共艺术也逐渐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社会现状，像艺术的民主化问题、社区的封闭性问题、城市文脉的断裂问题等，而陶溪川文创园区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相关问题的解决方案。

3.1 促进社区艺术民主化

陶溪川作为一个开放式的文创园区，首先提供了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公共空间，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公众可以欣赏到建筑景观与陶艺作品、参与到艺术沙龙与节庆活动、感受到音律和谐与思想交流。这给社区居民提供了更多接触艺术的机会，让本来束之高阁的高雅艺术有更多的机会与大众接触，感受高雅艺术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促进了社区艺术的民主化，这与公共艺术的初衷不谋而合。公共艺术是以公共性为基本前提的艺术创作形式，与一般的只为表达艺术家创思想的艺术形式不同，在创作之初就充分考虑了公众的接受度，本身就是后现代社会艺术与生活重新连接的产物。致力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陶溪川的相关艺术活动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依据，以此使得艺术与生活产生连接，从而对大众的日常产生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2019年5月，陶溪川推出“食设春秋”展，“读食物之灵魂，品生活之艺术”，向观者展示了艺术家的平常生活状态，充满艺术气息的饮食文化，给大众展示了不一样的生活，让大众觉得艺术与生活、与自己的距离其实可以离的这么近。

3.2 打破城市生存封闭性

现代城市相对于传统的城市而言，其是越来越倾向于封闭性生长的，个体意识的增长催生了私密性空间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喜欢把自己封闭起来，包裹在保安、密码锁、围墙的后面，封闭社区大量出现，城市的空间隔离状态越来越常见，人们之间的直接交流也越来越少。而陶溪川推出的集市活动，主要是作为年轻艺术家展销自己作品的平台。园区主要推出春秋大集、周末早市与晚市，主要以陶瓷产品的展销为主，近期又加入了鲜花与古玩。在这个交易市集上，聚拢了不同职业的人群，人们为达成交易直接进行现场的对话与交流，在这里人们之间原本封闭的状态被打破了，大家可以向艺术家了解陶瓷作品的材料种类、设计灵感、烧制方法等，以陶瓷为媒介通过这种互动式问答从而加强了彼此的交流与了解，在一个越来越倾向封闭性的现代化城市里，这样的一个艺术产品交易集市的存在，无疑有利于打破公众在城市生存的封闭性状态。

3.3 连接城市历史文脉

由于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传统与现代的矛盾越来越凸显，城市的现代化建设严重割裂了其传统历史文脉，使得城市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公共艺术本身的发展就依托于城市，加上近阶段的社会转向，城市传统的保护发展与城市文脉的再连接问题，成了公共艺术关注的焦点问题。而陶溪川作为一个在工业遗产上重建的文创园区，在建立之初就考虑到陶瓷工业文化的保护问题。高大的厂房、林立的烟囱矗立在园区之中，诉说着景德镇这座城市发展的陶瓷工业史。通过生产场景的再现以及艺术手法的处理，观者游览漫游在博物馆，可以得到与现实完全不一样的独特体验[8]。当人们走进园区内的工业遗产博物馆，感受曾经的制瓷记忆，通过博物馆的物质载体拉近了人们和这座城市的距离，景德镇这座城市的内在灵魂也因陶溪川而得到丰富与传播。而且由于陶溪川聚集了许多爱好陶瓷艺术的年轻人，他们用自己年轻一代的语言与方式表达与诉说着他们心中的景德镇，为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注入了新的以血液，承继传统然后开来，使得景德镇的陶瓷文化更加的丰富与多元。

3.4 陶溪川对公共艺术发展推动的不足

虽然在推动公共艺术发展方面，陶溪川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作为一个商业性的消费空间，其公共文化特性只是服务于园区自身发展的需要，所以在艺术内容题材的选举上、艺术受众的广度上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有待改善。

3.4.1 不足之处

陶溪川文创园区首先是一个以盈利性为目标的商业园区，其次它才是一个供大家游览和体验的艺术公共空间，因此园区目前的公共性并没有作为园区的首选发展目标。首先，在园区内容提供上，其提供更多内容服务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汇聚于此，为园区以后的发展以及内容的输出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撑，因此在艺术内容的选取上可能无法兼顾更多的年龄层。而且，公共艺术的作用方式更多的是参与性与互动性的，有的甚至公众对艺术项目的参与就是公共艺术中的组成部分。而陶溪川在选取或者举办一些展览的时候，并没有将观者考虑在内，无论是从公众接受度上，还是从艺术作用形式上，其只是单纯的抒发创作者的艺术思想，注重艺术家的表达，而这正是公共艺术区别于一般艺术的关键所在。其次，在园区公共空间营造上，其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园区休憩场所、卫生间等地方缺少为特殊人群的服务，像残障人士、孕妇等；在公共设施方面形态上并不美观，只注重设施的实用功能，忽略了其装饰性，像园区内的垃圾桶虽然坚固耐用但并无特色[9]。对于一个以主打陶瓷艺术文化的文创园区来说，在细节上更应精益求精，更好地展现园区的景观外貌，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

3.4.2 解决措施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陶溪川在本质上是一个商业性的消费空间，其艺术氛围的营造是其园区运营的附加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过于苛责的要求陶溪川完全转向于只为服务公众的非营利性园区。但是，陶溪川的所起到公共艺术作用却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在日常生活渐趋审美化的今天，公众精神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强烈，更好地发挥文创园区的公共艺术作用是十分有必要。首先，在内容的选取上，园区可以举办更多不同类型的活动或展览，以满足不同年龄阶段的需求；其次，在作品展示上，可以请创作者对所展示的作品做一个相关的阐述，让观者了解作品创作的相关背景，以更好地通过作品与创作者建立联系；最后，在园区景观方面做出适当调整，展现园区良好风貌。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园区凭借一己之力进行公共性方面的改善，公共艺术本身的发展就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艺术的发展，推出了一系列关于推进公共艺术发展的法律法规，并给予其经济、政策上的支持。美国在1965年正式成立“国家艺术基金会”，其宗旨之一就是“向美国民众普及艺术”，而且推出“艺术百分比计划”，按照法律任何新建成或者翻新的建筑项目，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建筑，其投资的1%必须用于购买雕塑或者进行艺术装饰[10]。由此可见，美国对其公共艺术发展起到了十分重大的推动作用。所以，在挖掘陶溪川文创园区公共艺术特质上，景德镇当地政府应该作出政策与经济上的支持，帮助陶溪川更好的打造艺术文化高地，以便其更好地发挥公共艺术特质。

4 结 论

由于公共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时间稍短，加上中国社会内部正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因此，公共艺术的认知上还存在着一个“多层次、多阶段、多形式”的概念体系。随着对公共艺术认知的不断加深，人们将公共艺术的创作与当下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关注的焦点也从之前的固态的雕塑、园林景观扩展到动态的文化实践与艺术项目。中国的文创园区从发生到发展，仅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从最初的自然形成到当下有意识的打造艺术与商业联合的园区，其具有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创园区的公共文化属性也逐渐得到发挥，这对公共艺术的推广与普及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但文创园区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经济与文化属性之间的天平渐渐失衡，艺术区过渡商业化的现象比比皆是。一些艺术区在拥有一定影响力后租金普遍增加，超出了艺术家承受能力，造成了艺术创作人才的流失。之后随大量商铺入驻园区，其文化氛围大打折扣。艺术性和文化性是园区的核心竞争力，园区文化氛围浓厚，可以有效促进其产业发展。在园区之中加大公共艺术文化供给，可以有效提高园区的艺术文化氛围，促进园区良好发展。因此，需要当地政府对园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面给予大力支持，不仅可以更好地发挥园区的文化效益，而且也对公共艺术本身的发展与普及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