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伟明

（广州大学，广东 广州 510006）

适当借鉴和引进国外著名大学的原版教材，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能迅速捕捉学术发展前沿的高级人才，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与国际接轨的一条重要捷径。2000年，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吕福源指出为保证培养国际一流水平的学生，必须大量地、不断地引进国外原版教材，但拟引进的外国教材要经过专家组的评审。在教育部推动下，十多年来国内众多大学将国外原版教材的引进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015年1月，国家教育部态度发生转变，时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要求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决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教育部对原版教材的态度发生转变，加之原版教材已在高校广为流通使用，凸显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也表明缺乏监管的原版教材引进已对高校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相当冲击。因此，本研究以“原版教材”“外文教材”“国外教材”“西方教材”为检索关键词，对中国知网上涉及原版教材引进的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整合，试图揭示原版教材引进的研究脉络，并探讨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以期促进更多的相关研究产生。

结果发现，围绕原版教材引进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探讨我国高校国外原版教材引进的历史演变；二是对原版教材引进的制约因素进行探讨；三是对国外原版教材引进的绩效进行具体研究。

一、高校国外原版教材引进的历史演变

教材是高校开展教学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引进国外原版教材则是填补和完善我国自编教材短板的重要路径之一。要从横向和纵向上勾勒出原版教材引进的全面图景，首先要厘清高校原版教材引进的历程。

杨启宁（2004）认为我国高校的原版教材引进可以划分出三个高潮阶段：第一次高潮是从1862年到1949年，以曾国藩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创办的“洋学堂”，开创了原版教材引进的先河；第二次高潮是从1950年到1962年，在“全盘学苏”的思潮下，教育部对教材和教学工作进行部署，为此，各高校教师开始学习俄语并翻译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1952年到1956年期间，我国先后翻译出版的苏联高校教材达1393种，引进工作直至中苏关系恶化后停止；第三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方兴未艾。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教育教学和教材引进工作逐步恢复。各高校为了适应加入WTO后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加快了引进国外教材的步伐，同时扩大了引进国外教材的学科范围，使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都包括在引进范围内。此时，第三次引进国外教材的高潮出现。

任福兵（2007）认为，我国原版教材引进在历史上经历了四次转向：第一次转向发生在清末民初，我国高校教材从“中学”转向“西学”，缘起于洋务运动；第二次转向发生在民国时期，教材引进从日本转向欧美；第三次转向发生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年间，东风压倒西风——全面引进苏联教材；第四次转向是从改革开放至今，教材引进回归欧美。前期以政府推动为主，后期高校归位，成为教材引进的主力。

另外，刘英、孟慧霞（2005）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对原版教材引进的各阶段进行划分，并分为五个阶段：1949年至1955年的引进期、1955年至1966年的初创期、1966年至1978年的停滞期、1978年至2000年的发展期，以及2000年至今的黄金期。杨敏等（2009）认为原版教材引进可分为1862-1911年的清末初始期、1912-1949年的民国发展期、1950-1966年的建国后转化期、1977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高潮期，同时指出社会政治决定着我国高等教育及国际化领导权的支配。

通过对文献的分析可以发现，原版教材引进最早始于1862年，一直延续至今。其间，原版教材引进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了方向转变（从不同国家引进），以及加速、减速甚至停滞不前。但总体而言，教材引进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历史演变过程。此外，原版教材引进的历史演变过程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划分，例如从市场化的程度上看，可分为政府主导期、市场主导期；从指导思想看，可分为清政府指导时期、国民政府指导时期和人民政府时期；从引进的学科看，可分为单一学科时期，多元学科时期；从原版教材的应用面看，可分为原版教材为主时期、自编教材为主原版教材为辅时期、交叉使用期。

二、高校国外原版教材引进的制约因素

尽管学界对原版教材引进的阶段划分意见不一，但大部分学者认为，政治因素在原版教材引进过程中起到制约作用，这一作用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次教材引进变化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调整和改革的目的之一在于消除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高校中的影响，随后毛泽东提出“向苏学习”，使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制，从而摒弃了以往沿用的西方教材，改用苏联的教材。其次，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生搬硬套的情况，在1956年6月便被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指出，而毛泽东也在《论十大关系》谈到要对苏联走过的弯路引以为戒，随后我国的教育事业走向了“不平坦的道路”，1966年“文化大革命”使出版机构和出版工作处于停滞状态，已经出版的全国通用教材也被停止使用，致使教育事业几近崩溃。直至1977年10月恢复高校招生的全国统一考试，我国高等教育才重新回到正轨，原版教材引进的工作逐步得到恢复。再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教材建设工作快速发展。1985年，国家教委加强了对国外教材的引进工作，为自编教材提供参考，由过去主要引进理工科教材转为实行全面、系统、及时、有计划地成套引进国外著名大学现用教材的方针；将1979年原教育部在全国设立的9个理工科外国教材中心扩大为理、工、农、林、医各科的51个外国教材中心。在引进、积累图书资料的基础上加强了研究和评介工作，为我国教材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最后，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在质和量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挑战，教育部于2001年8月发布《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对于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以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同时要求争取三年内使用外语教学的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暂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和专业可以分步到位。随后，双语教学人才培养模式的实施，促进了国外原版教材在全国各高校的推广和使用。

概言之，我国原版教材引进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缓急或停摆现象，主要归因于国家政治因素的干预。其中所涵括的政治期望主要有两项：一是希望搭建起符合时代要求和国家人才需求的现代化教材体系；二是希望探索和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教育体制。在政治因素的影响下，原版教材的引进呈现出数量逐渐递增、学科种类日益丰富、高校采用范围不断扩大的趋势。

三、国外原版教材引进的绩效

改革开放后，教材建设工作逐步走向系统化、产业化和规范化的道路，而原版教材也成为了其有益的补充。原版教材既可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工具之一，也可成为高校进行自编教材的重要参考资料。教材建设工作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在20世纪末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而关于原版教材引进绩效的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在21世纪初才逐渐出现。这些研究旨在探明原版教材引进的绩效，主要涵盖使用原版教材的优点、原版教材的适用性、原版教材引进的问题和对策以及原版教材引进的影响因素等方面。

其一，使用原版教材的优点。（1）提升外语水平：高校学生在以往的学习中，已具备一定的外语知识，使用原版教材能提升学生对英语的理解能力和利用能力，在掌握专业知识的同时学习英语；（2）习得前沿知识：在教材知识陈旧和课程老化的领域，对国外教材实行“拿来主义”，有利于使学生更快到达学科前沿；（3）提升自编教材质量：“除了可供学生阅读,教师教学用,还能以课程为核心,通过教师、出版商合作,借鉴其精华,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编写出具有我国特色、与国际接轨的本土化教材,使教学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以利于提高我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4）李望国和吴开珊（2003）则认为采用英文原版教材,除了能学习书中的理论知识，还有助于掌握最新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方法，学习国外先进专业体系和改善师资水平等多种优势。

其二，原版教材的适用性：各使用群体的接受程度不同。（1）郁凯元等（2002）从三年以来双语教学的实际经验出发，认为由于学生英语水平不一，对东南大学“控制工程基础”这一课程采用英文原版教材的适应性有所差别，比较理想的模式是分三个班来因材施教，包括英语班、双语班和中文教材班。（2）张红霞等（2006）运用调查问卷，对江苏省9所高校的师生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横向比较研究，发现教材引进深受师生欢迎,教学效果总体而言令人满意,但在学校层次上存在显著差异；（3）朱文忠（2005）对大二、大三和大四英语三个对照班级中开展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38%的被调查者认为“纯粹使用外国原版教材”效果最佳，原因在于语言更地道、理论时效性更强和更具权威性等，其余62%则认为“把外国原版教材与部分国内语教材结合起来使用”效果最佳，这样能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吸收更为透彻。（4）蔡基刚（2010）对复旦大学一门外籍教师上的“公共关系学”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具备大学英语四级水平以上的学生具备了上全英语课程的语言能力，在听力、词汇和阅读上的不适应情况是暂时的，关键是要坚持和信心。

其三，原版教材引进的问题与对策。有学者认为，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核心，但一些“水土不服”的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注意：（1）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张尧学（2002）认为“香港、台湾的学生出去后，融入国际社会比较快，原因之一是在大学使用英语或英文原版教材授课。当然大陆的情况不大一样，比如我们缺乏师资，以及沿袭了过去计划经济的高等教育模式和思想观念”，所以要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2）为了克服原版教材使用成本高的问题，张敏瑞（2007）建议“对于那些内容基本固定，教学内容基本与国内相似的基础类课程，可以选用原版影印版教材。在合适的影印版教材还未出版前，可采用最经济的方式选用合适的原版教材”。（3）原版教材主要是为其所在国家的教育所服务的，加之我国引进的教材较为单一，并不能完全满足我国的教育需求，因此应当系统地引进并进行本土化调整。（4）袁曦临等（2009）认为，以专家推荐为主的教材选用方式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并为此提出了一种采选和评价模式。

其四，原版教材引进的影响因素：双语教学促进了原版教材在高校的流通和使用，而其他因素也对原版教材在引进和使用上产生了影响。首先，由于高校教材出版受政策的限制较少，一些出版社利用国内外学科专业发展不均的现象，独家引进了国外先进的教材和专著等，使原版教材在数量上有所增长；其次，有学者以1978年～2007年的《全国总书目》为基础进行统计，发现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先后翻译引进了97539种出版物，其中有79%来源于美、英、日、法、德这五个当时GDP总量排名靠前的国家，翻译教材的出版降低了原版教材的使用门槛，使高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使用中译版或英文原版的教材；最后，由于教师在选择教材时的自主权有所不同，致使原版教材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总之，当前关于原版教材引进的研究可以概述为：高校使用原版教材可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改进教学绩效，但要充分利用好原版教材，高校需要经历一段渐进过渡期（或适应期），同时高校的教学资源和教学安排也应与之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