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衍荣

半个世纪前，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以“共和国同龄人”为主体的我们这拨人大多进入婚恋期。当时要想讨老婆，人家首先问你有没有“三转一响”？如果没有，几时会有？倘若答不上来，那对不起，“老婆”就归了别人。

为了解决“老婆”归别人不归自己的要命问题，人们就得千方百计去弄那套“三转一响”。

当时我身在远离家乡的“三线”工厂，既没有任何“背景”，个人能力也有限，因此，诸事就得依靠亲友，包括车间的师傅们，尤其弄“三转一响”更得仰仗他们了。

先说第一“转”——手表。当年手表可是“面子工程”，它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富裕的象征。也许你本人并不看重，可“老婆”及其两边的家人都在意呀！因此，我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去买表。

当时买表有两大困难：一是钱的问题，二是票的问题。

我月薪36元，上海表120元一块，北京表110元，天津表好像也是110元。我3个月工资加一块，即使不吃不喝也买不来一块表。父母都是农民，不仅帮不了我一文钱，还月月盼我寄钱回去补贴家用。这就是说，要指望我攒钱去买表，可真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当时上海表在国产表中是最好的，紧俏得很，买它要凭票，即“购货券”。为了早日买到表，我的师傅们就帮我凑钱。他们几经努力，好不容易凑足了买表钱。征得家父同意，我借路过武汉机会，在汉口中心百货商店买了一块北京牌手表，解决了第一“转”。

再说第二“转”——自行车。记忆中，“三转”里这一“转”是最难弄的。当时国内只有上海和天津才生产自行车，上海的“永久”“凤凰”和天津的“飞鸽”这三个牌子的自行车，外地老百姓要想买到它比登天还难。

当年我所在的工厂，谁要是买到一辆全链盒的“凤凰”28，那就跟抱得美人归一样被人羡慕。

我因为穷和没有“路子”，整天唉声叹气。工友蔡崇昭看穿了我的心事，一天，他问我到底想买不想买？我说，我没钱，就是有钱也没有路子买到啊！时隔不久，他在武汉休探亲假时打来长途电话，说车子已经给我买到了，是天津“飞鸽”28，全链盒的。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他动用了姐姐、姐夫的层层关系，从市商业局弄到一个购车指标，把家里的钱先给我垫上。朋友帮忙帮到这份上，可真叫人喜出望外!

休假结束后，他又千里迢迢帮我把自行车托运到随县（今随州市）。当他骑着崭新的天津“飞鸽”，从随县火车站一路潇潇洒洒回厂时，我和几位工友像迎接新娘一样飞奔到厂门口迎接他。

车子在我手里用了两年，被很多借用的人搞得伤痕累累。但由于过于紧俏，我竟然以原价“倒卖”给了我的师傅。

第三“转”是缝纫机。在人们普遍做不起新衣服的时代，拆旧翻新、缝缝补补是家常便饭。因此，缝纫机成了家家户户的必备品。那个时候，上海产的标准牌、蝴蝶牌、蜜蜂牌等缝纫机市面上根本看不到，最后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弄到一台武汉产大桥牌缝纫机！

那“一响”指的是收音机。谁家有台收音机，不光自家听歌听戏方便，屋子里充满生气，还会引来街坊邻居高朋满座。因此，拥有一台收音机，从高中时代（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一直是我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我省吃俭用从助学金里抠点钱学装收音机，最初是矿石机，后来发展到晶体管机，再由单管到多管，即使下放到没有电的山区当知青也从未间断过。70年代初进工厂后，条件有了很大改观，不仅用电不再是问题，电烙铁、万用表等必不可少的工具也都齐备。可就是这样，因受晶体管等元器件质量影响，自己装的还是不行，稳定性灵敏度都很差，因此我盼望有一台由厂家生产的商品机。这个愿望直到结婚那年才实现，几个老三届工友凑份子，送了我一台六管二波段的半导体收音机。

我的“三转一响”就是这么得来的，如今想起这些往事不胜唏嘘感慨。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70年的历程，老百姓的生活焕然一新了，我感谢党，感谢祖国，感谢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