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武斌

丝绸之路首先是贸易之路

著名的“丝绸之路”，最初就是为了国际性的丝绸贸易而由商人们开辟的。中国自古以来就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有着频繁而发达的贸易关系，而丝绸之路则成为跨文化贸易的大通道。

历代中国政府都十分重视海外贸易，把对外贸易作为重要国策。它们驻使西域，遣使南洋，招徕互市，在海外贸易方面实施重要举措，积极发展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

中国古代的对外贸易主要有官方的和民间的两种形式。官方贸易即所谓“朝贡贸易”。外国使节的“贡品”，中国朝廷的“赏赐”，除了外交礼仪上的需要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质是一种易物贸易。有的外国使节的主要使命就是来进行贸易。另外，外国使节还携带一些本国物产进行私人交易。

除官方贸易外，民间的贸易也十分活跃。汉唐时期，以长安为中心，设置驿路，贯通于全国各地，通往西域的陆路交通畅达，各国 商 队往来络绎不绝、相望于道，每年有大批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使节沿着丝路来中国进行贸易。各国商人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以换回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

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与贸易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六朝时，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国人频繁经营着从波斯湾、印度洋到南中国海的远洋贸易，南海—印度洋海上交通空前畅达，广州成为南海贸易的主要港口。及至唐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广州的贸易进一步的发展。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上著名的港口之一。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船，往返不绝。到宋代，中国商船就已驶抵印度洋，阿拉伯商船更是十分活跃。在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中国的传统贸易关系更是持续不断。

汉唐时期，在城市工商业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商。外商中，既有万里求宝鬻珠的行商，也有开店设铺的坐贾；既有在民间游走的私商，也有以朝贡名义开展变相经贸活动的官商。这些往来居住的外商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很大，几乎所有水陆交通发达的大中城市都有他们的足迹，也可以说，凡是外商经常出入或聚集人数较多的城市，必是商业或转输贸易兴盛的城市。

通过这样持久的商贸交流，中国的物产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外，给当地人民提供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产品。与此同时，国外的“殊方异物”、奇珍异宝，也不断输入中国，极大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传统的进口商品如象牙、犀角、珠玑、香料等占相当比重，此外多为各国珍异特产。

以丝绸为中心的国际贸易体系

在古代中国，丝绸是最早出口并且持续时间最长的大宗贸易商品。中国是世界上首先饲养家蚕、织制丝绸的国家。早在四五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河北、河南一带养蚕缫丝。春秋至秦汉时代，丝绸生产已遍及全国。中国的丝绸很早就通过商贸的渠道传播到西方。质地精良、色彩艳丽的各种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输往世界，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后来，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及织造技术也传到国外，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服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就大多数情况而言，中国丝绸的西传是分段进行的。贩运中国丝绸的，是大夏、波斯、阿拉伯和希腊等国的行商。这些行商像接力一样，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转输交易。

在这种分段进行的国际性丝绸贸易中，西域各国位于丝绸之路要冲，在东西交通中居于重要地位，中国丝绸多经过他们之手转运。

波斯在经营丝绸贸易方面占有重要地位。波斯商人不但将中国丝织品运往本国，同时还将其转运至西方，并且长期垄断了中西之间的丝绸贸易。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长期控制在波斯人手中。由于丝绸之路的繁荣，波斯境内也兴起了不少城市，这些城市成为丝绸交易的中心。中国丝绸无论是经过陆路，还是通过海路，都需经过波斯商人之手才能运抵地中海。

由于波斯垄断了丝绸贸易，攫取了丝绸贸易的高额利润，促使罗马人多次企图打通与中国的直接通道，摆脱波斯人的盘剥，或设法取道经海，从海上取得中国的丝货。而波斯人则千方百计阻扰罗马人东进的努力。罗马人与波斯人的战争，有很大的因素是对丝绸之路和丝绸贸易控制权的争夺。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波斯，直接到了波斯湾。甘英本打算渡海前往罗马，但波斯不愿意丧失对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不希望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对甘英夸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使甘英望而却步，失去了汉王朝与罗马帝国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的一次重要契机。

为了从波斯得到中国丝绸，298年，罗马帝国与波斯达成协议，将尼西比开辟为两国丝绸贸易口岸。拜占庭帝国的东方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也像罗马帝国一样受制于波斯。408-409年，为扩大贸易规模，拜占庭帝国又与波斯商定，增加幼发拉底河左岸的拜占庭城市卡里尼库姆和波斯-亚美尼亚地区的波斯城市阿尔达沙特作为通商口岸。此后两大帝国在这三个通商口岸的丝绸贸易进行了大约两个世纪。到562年，此时拜占庭已经有了自己的养蚕制丝业，但毕竟还是刚刚起步，无法打破波斯人在丝绸贸易上的垄断，所以，拜占庭与波斯又达成50年和平协议，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在既定的通商地点进行包括丝绸在内的商品贸易。

丝绸贸易在经过波斯之后，继续沿着丝绸之路的西段运往欧洲。在欧洲，各地的商人们纷纷从事这一有巨大利润的贸易，争先恐后地赶到商船停靠的港口城市，而罗马、安都、拜占庭等则成了地中海社会内部的巨大的丝绸仓库。

长途贩运的国际丝绸贸易，是一项获利巨大的事业，所以才会有多民族参与其中，上千年间不绝于途，形成了古代世界的一个庞大的国际贸易体系。法国汉学家布尔努瓦曾描述了在丝绸长途贩运的沿途遭受种种盘剥的情景。一般来说，丝绸交易业务始终都是这样进行的：纺好的生丝或没有捻好的丝等原料，是由叙利亚商人向波斯人购买而来，叙利亚人先纳关税，约为物价的12.5%，然后又装船运到拜占庭、亚历山大城或安都。在卸船时又要付关税。当商品在帝国内部各处流通的时候，又要巧立名目，征收多如牛毛的各种税，如道路桥梁过境税、市场销售税等等。从一个海关转到另一个海关，丝绸价格就如同滚雪球般陆续攀升，通过各地的关税监督官把税收集中起来，国库就逐渐富裕起来了。

这里讲的还只是丝绸贸易从波斯到罗马这一段的情况，如果再加上从中国内地到波斯的路途，又有多少费用要支付呢？所以，从中国的产地出发，最后到达欧洲的消费者手中，丝绸的价格已远远超出了可以想象的程度。如果将东西方丝绸价格进行比较的话，唐代从长安至吐鲁番价格上涨数倍，而从吐鲁番经波斯到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堡，价格要上涨10余倍，有时甚至数10倍。在6世纪末的东罗马，官方规定的丝绸价格高达每盎司6至24个金宝石，即每匹丝绸达1-4公斤黄金。丝绸从唐朝运抵东罗马价格提高了200-800倍。

经过长途贩运和数次转手，中国丝绸在交换中的价格，已远远超过了它的价值。所以，在古代丝绸贸易中，丝绸不仅是一种货币的等价物，也是一种价值尺度，它本身也一度是一种货币，被赋予世界货币的特殊功能。帛绸在当时的国际贸易中 往 往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

影响世界的“三大贸易”

16世纪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欧各国建立东印度公司，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华贸易，又经菲律宾开辟了通往美洲的航线。通过这些直接的或间接的贸易关系，丰盈的中华物产如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以及其他生产工具、茶叶、各种中药材、工艺美术品等等大批、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

在大航海时代的中国与欧洲的直接贸易中，中国输出的物产中，以丝绸、瓷器和茶叶为最大宗，号称“三大物产”或“三大贸易”。

直到19世纪以前，中国丝绸一直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即使是在欧洲已经发展起来自己的养蚕制丝和丝绸织造产业以后，中国的丝绸依然在中西贸易中担当着不可替代的主角地位。

16世纪以后，中国丝绸对于欧洲的出口，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商船直航，而直接销售到欧洲市场，不再通过陆路和海路上的各种中间商环节。所以，这个时期开始的一直持续3个世纪的中欧直航贸易，输入欧洲的丝绸总量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到广州的外国商船，丝货是采购的大宗货物之一。

中国丝织品因其明亮的色彩，异国情调的纹样和相对低廉的价格，受到欧洲上层社会妇女们的欢迎，成为她们的主要服饰之一。欧洲对于中国丝绸的需求远远超过以前的时代，各种丝织品，比如服装、地毯、挂毯、窗帘、床罩等等一起输入欧洲。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宫廷男女服饰都以刺绣、折裥、蝴蝶结装饰，贵妇人的高跟鞋面有些也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上面绣有各种精美的图案。伦敦的贵妇人以穿着中国丝绸服装为时髦。这些服装绣着象征吉祥如意的麒麟、龙凤等图案，古典华贵，深得贵妇们的欢心。有些妇女喜欢穿着中国刺绣的服装，披着中国刺绣的披肩、围巾，口袋里装着中国刺绣的手帕，甚至请中国刺绣工匠绣制丝绸名片。

茶叶是明清之际中欧贸易最大宗的商品之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茶、制茶和饮茶的国家。相传早在4000多年前中国就用茶叶来治病。秦汉以后饮茶之风逐渐传开。唐代陆羽系统编著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茶的专著《茶经》，详细地阐述了茶的历史、种植、加工、生产工具和饮茶风俗等等，被后人尊为“茶神”。公元5世纪时茶叶输出到东亚国家，17世纪时传到西欧，茶叶成为与咖啡、可可并称的世界三大饮料之一。

大约在1606年，第一批茶叶运到荷兰。 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初，荷兰是欧洲国家中最大的茶叶贩运国和茶叶经销商，几乎独占长达80年之久的茶叶贸易。1651-1652年，阿姆斯特丹举办茶叶拍卖活动，使茶叶成为独立商品。阿姆斯特丹也因此成为欧洲的茶叶供应中心。英国东印度公司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跨国公司，从18世纪开始支配了世界的茶叶贸易。在1790-1800年这10年间，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总量为2.88亿磅。到了19世纪，英国的茶叶进口量又有了惊人的增长。

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依靠茶叶得到迅速发展。在它的全盛时期，它掌握着中国茶叶贸易的专卖权，操纵着茶叶买卖，限制茶叶输入英国的数量，控制着茶叶的价格，垄断了茶叶的国际市场。通过茶叶贸易，东印度公司以及后来的各大商行赚取了巨额利润，英国政府也从中获得了巨额税收。茶叶进口税成为英国财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最后几年，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达到330万镑，占国库总收入的1/10左右。因此，茶叶被称为“绿色黄金”，“欧洲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仅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茶叶专卖制度，也是茶叶宣传最早的原动力。宣传的结果是，促成了英国的饮料革命，使英国人放弃咖啡而变成嗜好饮茶。掀开了贸易史的新篇章”。

也正是因为东印度公司的大力宣传和推广，饮茶习俗在英国广泛流行开来，甚至创造了“下午茶”这种独特的英国茶文化。

饮茶习俗的形成也带动了中国瓷器的流行。当饮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饮茶所用的瓷器也就成了一种时尚的必需品。当时的一位英国作家描绘说，中国的瓷制茶具成了“每一位时髦女士的必须之收藏”。“下午茶”的出现更促进了人们在茶具上的追求和爱好。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都想要至少一套精美的瓷器茶具。

中国瓷器经历了从青瓷到白瓷到彩瓷这样几个阶段，益臻精巧，如千峰翠色，美不胜收，成为具有极大审美价值的艺术品。中国瓷器远销世界各地，享有极高的声誉，受到广泛的欢迎。有的外国学者甚至称中国瓷器为“世界文化的窗口”。

中国瓷器大量销往欧洲，是从16世纪初由葡萄牙人开始的。由于在世界各地，瓷器都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因而具有巨大的利润空间，这种巨大的商业利润激发着人们不辞劳苦、不畏风险，去从事贩运瓷器的远程贸易活动。在接下来的3个世纪中，中国瓷器销售到欧洲的数量达到3亿件之巨，另外还有巨量的瓷器销往东亚及东南亚各地。300年间，中国瓷器外销欧亚每年合计高达300万件。

早在16世纪初抵达中国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固定在印度转口装船，一次运载瓷器就高达6万件。从那时起，中国瓷器就率先进入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皇室宫廷，并成批进入欧洲市场，很快在欧洲各国掀起了追求中国瓷器的热潮。欧洲人狂热地赞美中国瓷器，把购买、搜集中国瓷器说成像是去“寻求黄金”一样。

瓷器传到欧洲后，引起了人们狂热的追捧，特别是在宫廷王室贵族社会中，出现了一大批瓷器爱好者。作为非西方文化的艺术品，中国古陶瓷在世界上获得的广泛认同和青睐是独一无二的，它的价值和品味已经可以比肩于西方任何一个门类的艺术品，以及西方历史上那些声名显赫的艺术大师的作品。特别是在17-18世纪，收藏和展示东方瓷器，成为欧洲王室和贵族奢华生活的重要形式之一。

丝绸、瓷器和茶叶，成百上千年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国，并且是近代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主要输出产品，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主导了全球性的国际贸易，改变和丰富了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

商贸交流也是文化交流

数量巨大、品种繁多、质地精美的中国商品通过各国的商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欧洲，给欧洲人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这些东西是先进的、高品质的、高档次的、精致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因而也就是时髦的、时尚的、流行的。人们以拥有中国物品为时尚和荣耀，中国物品是高雅与先进的象征。皇室、贵族以及上流社会的富人阶层，大量收罗来自中国的东西，引领社会的消费时尚，即使是普通百姓，也希望拥有一两件中国丝绸的服装、几件中国瓷器和漆器，甚至是一把扇子、一件小饰品等等，以跟上社会的潮流。所以，大家都趋之若鹜，乐此不疲。

在巴黎、伦敦等许多城市里，都有专门出售中国商品的商店或店铺。人们通过这些看得见、摸得着而且每天就在生活周围存在的物质化的东西，获得了一定有关中国的知识，激发了他们对于中国的想象。

商业的沟通从来就是文化的交流。跨文化领域的贸易与交易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商品的形式无论是以自然形态出现的物产、原料，还是赋予劳动价值和文化要素的人工产品，都会对交易的双方产生文化的影响。自然产品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生活，同时也造成生活习惯的变迁；人工产品更是直接传递了不同文明的文化信息，不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会在更深层次的领域对人们的理念、情感产生重要影响。通过贸易输入的这些外来商品，其作用可以刺激当地民族去模仿，采用和改变他们所羡慕的文明，进而创造他们自己的文明生活方式。

所以，漫长的丝绸之路上，持续千百年的跨文化贸易，也成为沿途各民族、各文化的交流、对话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