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毓珣,田敬义

当下,我国的学校正在兴起一股校风热,应该说,这本是一件好事。因为良好的校风作为学校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能够潜移默化,以文化人,而且能够给学校注入发展活力。然而,仔细审视,当下的校风热却部分存在校风概念模糊,上位概念“校风”与下位概念“教风”与“学风”关系不明,校风与本校不匹配等问题。学习和研究杨贤江同志散见于其论文、短文、通讯与答问之中的校风思想,对当下的学校校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杨贤江校风思想的历时性分析

杨贤江的校风思想是在其求学、从教与工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归纳起来,其校风思想的形成历经了下列几个阶段：

(一)孕育期

一个人的思想史部分折射出其生活史。杨贤江的校风思想就是在其学校生活中自然而然孕育的。根据史料,杨贤江的初小是在家乡的郑巷溪山初等小学堂度过的。该学堂“集义储英”的匾额以及勤朴向上的校风曾在童年杨贤江的心中埋下了勤奋的种子,影响了杨贤江一生的发展。他曾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是余受学校教育之始。是时,虽未尽明字义,然启迪之功,余之教师实有足多者,盖余之能作文自兹始也”。[1]

初小毕业后,1907年,杨贤江升入余姚三乡诚意高等小学堂学习。该学堂名称源于《礼记·大学》,其用意是希望求学的学子均能做到：意必真诚而不自欺。该学堂“诚意勤俭”的校风对杨贤江一生的发展影响极大。其在《二十自述》中写道：“转入诚意学校,教师多热忱教授,余是时年龄略长,稍能自修,指导又得力,故进步较速,一切根基皆培植于该校焉。”[1]这是杨贤江对诚意校风的充分肯定。1911年冬,杨贤江因成绩优异,不仅得到了在杨家祠堂接受优秀毕业生文凭的特殊待遇,而且还得到了自己一生中第一份教职,留校当了一名高小老师。这使其可以从教师的视角审视、体察诚意校风。事实上,其校风思想正是在其小学阶段孕育的。

(二)萌生期

1912年,教而知困的杨贤江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深造。时任校长为经亨颐,名师有李叔同、夏丏尊等。该校秉承“勤慎诚恕”校训,形成了优良的校风。杨贤江在优良校风的濡染下健康快乐地学习与生活。这五年的师范生活不仅对其后来的治学做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直接促成了其校风思想的萌生。1915年8月,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了《我之学校生活》一文。该文不仅指出：“盖凡生活之形成,莫不根据于内之意志,而发为行为;又因受环境之影响,促成之力甚大。”[2](6)强调环境对自己学习生活的促进作用,而且指出：“学校之有规则、有法令,所以为谋学生求学之利便。故为学生者,不特当面从之又当欢心受之。”[2](13)强调服从的重要。值得赞许的是,杨贤江不仅是这样写的,还是这样做的。他在浙江一师身体力行的七大学校生活：秩序的生活、自动的生活、服从的生活、简约的生活、愉快的生活、礼法的生活、假日的生活,就是对其亲历亲为的真实写照。

(三)生成期

1917年6月5日,杨贤江发表《学生本务论》,不仅把造成善良校风列为学生三大本务之一,而且围绕何谓校风、校风对学生发展的影响以及学生在校风形成中的作用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杨贤江首次在行文中整段阐述自己的校风思想。[3](99-100)

1917年8月,浙江一师毕业后,蒙经亨颐的举荐,他被南京高师聘为学监处事务员,并在工作之余开始旁听大学课程。这不仅使其有机会接触到南京高师一批教育大家,而且日日浸润于南京高师优良的校风之中。这对其校风思想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

1923年7月,杨贤江在《致张圭》的信中,首次论及一所学校校风优良与否应该由教职员与学生共同负责。[4](370)1924年3月,他在《致陈瑾瑜》的信中进一步论及一所学校校风好坏的判断标准。[4](499)这一时期,杨贤江不仅关注校风与学生的相互作用,而且开始关注校风的优劣问题。

(四)系统期

1924年冬,春晖风波后,他应校长经亨颐之邀,奔波于上海与上虞之间,兼任春晖教务主任。这使其有机会将1923年前往春晖中学做《春晖与春晖学生》演讲时及后续从《春晖》与《春晖的学生》两种期刊上了解的“与时俱进”的春晖校风与正在颓废的春晖校风加以比较分析。这一特有阅历促使其从更加理性的视角系统思考校风问题。

从1925年开始,杨贤江在《学生杂志》上连续发表系列文章：《学风与校风》《校风是什么》《怎样造成良好的校风》《同学间相互的义务》《中学训育问题研究》等,围绕什么是校风、校风的构成、校风的作用、怎样形成良好校风以及校风的形成机理等发表了自己的灼见,全方位阐述了其校风思想。这标志着其校风思想步入系统期。

二、杨贤江校风思想的共时性梳理

(一)校风的定义

什么是校风?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杨贤江对校风的定义是从解读“风”字入手的。在他看来,“所谓风,乃是一种风范,或者说是一种‘空气’(at mosphere)。个人有个人的风范,通常就称为人格。校风是一个学校的风范,竟也不妨称为‘校格’”。[5](209)杨贤江给校风下过两个定义。第一个定义为：“校风则指学校所表现出来的态度。”[5](207)另一个定义为：“校风是一个学校内大多数人在各方面生活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5](209)显然,第二个定义比第一个更为全面。归纳起来,杨贤江是从4个方面理解校风定义的。首先,校风是一所学校内的风范与空气,即风气。其次,校风不是一所学校某一个人或小部分人的表现,而是一所学校大多数人的表现。“所谓大多数人是：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①校役,是当时对学校工友的称呼。今天看来,校役一词虽然多少有些贬义,但是我们不能苛求杨贤江在1925年就能完全做到与今日同语。等”。[5](209)再次,校风不能单从功课与品行等种生活去看,而应从学艺、健康、社交、服务等各种生活去看。最后,校风是一种态度与趋向。这种态度与趋向就是“适应时代、环境及他种情形的要求等。”[5](209)

(二)校风的学理

一是环境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人。所谓环境,“是指有生活于其中,能影响于人的一切外部条件的综合”。[6]一方面,生活于环境中的人的身心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影响。同理,生活于学校环境中的人,日日浸润于一个特定的学校环境之中,必定自然而然地受到其所处学校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正如杨贤江所言：“要达修养的目的,不是靠什么‘心’,乃是靠一种团体的活动力,能在客观的环境上做出事业来的。而这一种力,又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方能保护并监督团体员的行动,使不堕落或懈怠。”[5](32-33)校风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团体活动力,裹挟着团体中的每一位成员前行。另一方面,人不仅受制于环境,而且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改造环境。

二是人不仅是个体的人,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属于群体的人、团体的人。因此,教育不仅要发展其独性,而且要发展其群性。杨贤江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怎样讲修养》中,他就意识到：“人是永远而且必然是个人群中的人,人的生活也是永远而且必然的是个群性的生活。”[5](32)而群性的生活自然要受他人及群风的影响。他明确指出：“学校生活是一种团体生活。在学校生活中的学生,既是旦夕相处,起居与共,则于他们的性行自有重大的影响。”[5](254)因此,身为一所学校的学生,“不但个人自己要敦品励学,尤当积极的共谋团体生活的进展。这因为凭藉团体的力量,容易制裁恶习,也容易培养良习……这样,一方面既有共同的目标,他方面又有群力的鞭策,便不难向上进行,蔚为优美圆满的校风,而生息于其间的各个人就于无形中感受良效了”。[5](254)

(三)校风的特征

一是校格性。校风是一所学校拥有的独具特色的态度与趋向。也就是说,一所学校拥有一所学校的校风,每一所学校的校风都是独特的。杨贤江借用人格一词将校风的这一特有性称为校格。这种校格就是一所学校特有的风范。

二是融合性。校风是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等一所学校内的人各方面生活表现出来的一种态度和趋向。也就是说,校风含有活动主体、活动事业与活动性质三方面的内容。校风正是“由这种种要素融合而成的‘空气’”。[5](209)

三是全面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单从学生身上,单从功课品德方面,更不问训育方针及活动态度,就武断的说：‘这个学校的校风好’或‘这个学校的校风不好’,乃是一种偏见,是一种误解。”[5](209)这是因为校风涉及一所学校内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大多数人在学艺、健康、社交、服务等方面的综合表现。

四是弥漫性。校风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但又无所不在,它随时随地都在对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发展产生着潜在的深远的影响。“学生即生育于如此构成之学校空气中”。[3](99)这种弥漫性可谓“风靡于校内,浸且磅礴于校外,而弥漫乎社会”。[3](99)

五是可变性。校风“不是一成不变、一道同风的”。[5](209)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不断前行的。一所学校只有做到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本校校风新的内涵、新的创意,才能保持本校校风历久弥新。

六是优劣性。在杨贤江看来,校风存在优劣、好坏之分。优良的校风,促人奋进、促人发达;恶劣的校风,令人萎靡、令人消沉。判断一所学校“校风的好坏,一方面要看办学者的旨趣、精神是否健全而真挚,他方面就看教师的优劣和学生自治习惯的有无”。[4](499)

(四)校风的作用

一是校风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影响。杨贤江在1925年1月发表的《学风与校风》一文中就曾论及,校风能对生活于其中的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足以广被而且深入到某一群的人间,使之同化,正如字面所指示,颇有‘风行一时’的威力”。[5](207)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确,校风可以同化生活于其中的所有人,并使其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接受影响,发生思想尤其是行为的改变。

二是校风对全社会学风的影响。杨贤江认为学风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的视角界定,“学风是指一地方或一国家的学术界——包括教育界、学术团体及学问家——所表现出来的态度”。[5](207)这可以称作全社会的学风。从狭义的角度界定,“一个学校内,学生在勤学方面的趋向及态度为学风”。[5](207)这可称为一所学校的学风。杨贤江更多地是从广义的学风视角论及校风对学风的影响。在他看来,校风与学风是可以相互影响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学风影响校风。例如,清末兴学,在“学堂重地,闲人莫入”的学风影响下,各地校风富有官气;五四前后,在新文化运动学风的影响下,各地校风趋于活泼自由。另一方面,校风甚至某一学校的校风也有可能影响全社会的学风。用他话说是：“一校的校风也有足以影响全社会的学风的。譬如民国六七年间北京大学的种种革新现象,如采用选科制、聘请有新思想的学者、提倡新文学、出版新刊物等等,实在是转移中国学风的枢纽。”[5](208)推而论之,今日之校风,即他日之民风、民德。

(五)校风的形成

怎样形成良好的校风?这是杨贤江思考最多的内容之一。早在1917年,在撰写《学生本务论》一文时,他就特别指出：“盖学校亦一有机体耳,各个之教员、职员、学生以及校役,莫非此机体之细胞,相聚以营活动,酝酿之久,而成校风。”[3](99)该文不仅强调了人在校风形成中的重要性,而且重点指出了“造成善良校风”是学生三大本务之一。1925年2月,在《怎样造成良好的校风》中,他更是系统地阐发了校风形成三大活动要素观,并力倡造成良好的校风必须从校风三大活动要素入手。

1．活动的主体

首先,活动主体的构成。在杨贤江看来,学校内的大多数人物是校风活动的主体。然而,关于校风活动主体的构成,其表述前后存在差异。1917年,他认为校风活动主体的构成包括：“教员、职员、学生以及校役。”[3](99)1923年在《致张圭》中,校风的活动主体包括“教职员与学生”。[4](370)同年在《致陈瑾瑜》中,他又提出校风的活动主体包括：办学者、教师与学生。1925年1月开始,其关于校风活动主体的表述开始走向固化,即校风活动的主体包括：“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等。”[5](245)

其次,活动主体的作用。风气由风范与空气合成。而风范与空气是由活动主体各方面的生活表现逐渐形成的。因此,校风活动的主体,即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等,“他们是形成校风的原动力;没有他们,将没有活动的事业可实现,更没有活动的精神可表示”。[5](245)事实上,校风就是一所学校内的大多数人,即活动主体的外在言行经长久累积而逐渐形成的该学校特有的风气、风格。没有他们,就没有学校,更不可能有校风以及校风形成。可见,校风形成不是一两个人的事情,而是学校内大多数人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最后,每种活动主体在校风形成中的作用是有差等的。良好校风需要校长、教职员、学生、校役的各司其职。一是校长在校风形成中起最最重要作用。用杨贤江的话说是“他在形成校风的要素上,实是个最最重要的。”[5](245)这是因为“校长负有一校教育行政的全责,他不仅要有教育学识,更须有革新精神及办学热诚,须明了时代趋势与社会情况,务使本校的教育足以养成学生为当时、当地适用的人才”。[5](245)的确,校长在一个学校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一个好的校长对于优良校风的养成起到风向标、楷模的作用。校长领导作风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这个学校整个风气的优劣。凡校风优良的学校必有一位好校长。

二是教职员在校风形成中也起到极重要的主动作用。早在《学生本务论》中,他就谈道：“校风形成之主动,固为教师人格之影响。盖学校当为理想上之物理的社会的环境,建筑设施,以物理言,而教师实为提供社会环境之一人,必常为表示社会标准之反影。”[3](99)这是因为“以地位讲、以职能讲,学生终是受教育者,教职员终是施教育者。所以责任上便有轻重的分别”。[4](370)“教职员直接与学生生活发生关系,他们本著本校教育方针,分任一方面的教育职务,对于学生的性行观察、生活指导,应该非常详密,非常切实,他们在学校教育上居于实际执行的地位”。[5](245)因此,教职员尤其是教师必须在校风形成中发挥比学生更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职员不仅要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过程中表现出良好的风气,而且要传达并实施好学校的办学理念,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中影响学生。

三是建设良好校风更是学生的分内之事。学生身为学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校风形成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造成善良校风,此端世人鲜措意及之,然实为学生本务之一而不容忽视者也”。[3](99)这一是因为学校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占得的比例最大、人数最多,所以学生在校风建设的作用上极其重要。二是因为学生与校长、教职员是融洽为一体的。只有学生在校风形成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将校风真正落实。这就要求学生必须在校风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做到加强自律,顺应学校的教育方针与教育计划。“学生即生育于如此构成之学校空气中。然吾人对于社会环境,须有改善之倾向,以道德的感念促其进步。故学生亦当依良心之解放,有自律的举动,以求学校空气之健全无恙”。[3](100)另一方面,发挥主人翁意识。如果发现教育方针与教育计划有错误或不完美时应该及时提出改良意见。“故学生在形成校风上面的责任,即在顺应本校的教育方针与教育计划。然如发见本校教育方针与教育计划有错误或不完美时,也当提出意见请求校长、教职员设法改良,所以学生对于校风的形成,实负有一半的责任”。[5](246)

可贵的是,杨贤江还特别指出,在学校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学生在校风形成中应当发挥不同的作用。一是处于学生之中坚者是校风形成的主因之一,务必加强自身修养,率先垂范,发挥自身强大的感化力。在杨贤江眼中,在一校之中,所有的学生不一定都能“德齐智埒”,但是一定会有“才具特长、学识特优、品性特良之人。即所谓中坚者,有势力者。其所言所行,足以吸引全体而起其信服之心”。[3](100)二是其他学生也应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用他的话说是：“其他者亦宜,各出其长,各竭其力,共谋全体之改善”。[3](100)就个人讲,学生必须记住：“(一)誓不沾染恶习,给同学以恶影响。(二)誓必养成良习,给同学以良影响。”“进一步说,则不但个人自己要敦品励学,尤当积极的共谋团体生活的进展。这因为凭籍团体的力量,容易制裁恶习,也容易养成良习。”[5](253-254)的确,学生必须“时置我之学校于心中”,[3](100)既谋一己小我之生活,又谋全校大我之生活。总之,在校风形成中,只有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重视学生的学风建设,才能造成善良校风以实现自我。

四是不可忽视校役的作用。这是因为“他们奉了校长的、教职员及学生们的意思办理种种事物,也与一校校风有关。他们若不称职,即足以妨碍或竟破坏一校的校风。尤其是小学和中学的校役,更与学生有密切的关系。故他们对于校风,至少在消极方面是负有责任的”。[5](246)校役执行学校事务的效率,直接影响校风的好坏。

最后,造成良好的校风要求四种活动主体一心一意,形成合力。假如四种活动主体三心二意、分崩离析,就不可能产生良好的校风。用他的话说是：“要造成良好的校风,就须以上四种人物团结一气,互相亲爱,向著一个目标、努力以谋学校教育的革新与增进。最忌是教职员互争权利、互闹意气,把学生利益置之不顾;或者学生更分成派别,‘助纣为虐’,于是学校变成商场,教育变成交易,将无复有优美的校风可说了。”[5](246)杨贤江理想的学校是：“生活在这个团体以内的各分子,即校长、教员、学生、校役等,能互通情愫,能互相接近,能如家人的亲睦。”[7]也就是说在学校生活的人既要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各司其职,又要团结一致,朝着同一个目标协同努力,优良的校风自然水到渠成。

2．活动的事业

首先,活动事业的构成。从全人生指导的视角出发,杨贤江认为,中国“要造就完美的人格,必须有强健的体魄和精神,有工作的知识和技能,有服务人群的理想和才干,有丰富生活的好尚与习惯”。[5](246)学校必须关注如下活动事业：“学艺、健康、社交、服务等四项。这四项是必须平等注重的。”[5](246)他反对从前的教育只关注读写算等学艺的内容,“而于心身的修养、人群的贡献都非加关注,也非所作为”。[5](246)在他看来,学校的生活不只有学业,还有课外的一系列实践活动,都应被平等地对待。这正符合他的全人生指导思想。良好的校风不仅要重视学业成绩等学艺的内容,还应包括健康、社交与服务的内容。换言之,无论课内外,只有这四项内容齐头并进,才能够形成良好的校风,发挥全人生指导的作用。

其次,活动事业是评价某校校风的标准。一方面,杨贤江认为评价一所学校的风气如何不能只看学校的某一方面,更不能只关注课业状况与成绩展览。他一改当时评价校风只论学艺的陋习,指出“我们考察某校校风时,须兼顾某校在健康、劳动、服务、学艺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成绩,绝不可以单看教室课业状况、学生成绩展览为满足”。[5](246)同时,他还反对课内课外互补说,认为“这在事实上固属需要,而在理论上实不可通。因为教育本当以全生活为对象,岂应有课内课外的分别?”[5](247)另一方面,杨贤江认为评价一所学校的风气如何时应该兼顾学校大多数人,不能“仅著眼于各个学生而忽略了全体学生,或仅著眼于学生而忽略了教职员和校役,也犯个偏而不全的病”。[5](209)换言之,判断一所学校“校风的好坏,一方面要看办学者的旨趣精神是否健全而真挚,他方面就看教师的优劣和学生自治习惯的有无”。[4](499)这也是当下评价一所学校校风时应该贯彻执行的标准。

3．活动的性质

首先,何谓活动的性质?杨贤江在《校风是什么》一文中认为,活动的性质就是“适应时代、环境及他种情形的要求等”。[5](247)在《怎样造成良好的校风》中,他将其具体化为：“活动的性质,就指一个学校内大多数人在各方面生活所表现的态度和趋向,是须应于时代、环境及别种情形的要求的。”[5](209)这具体表现为学校里的大多数人的态度与趋向,这种态度和趋向要随着时代的变化、学校的需要以及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其次,活动的性质,即“校风的性质决不是一成不变的”。[5](247)的确,校风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校风必须顺应时势、社会环境与学校自身发展需要等发展变化,做到与时俱进,而不是固步自封,一味地去感叹今之校风不如古之校风。其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校风。杨贤江例举：科举时代的校风与八股、诗赋与策论有关。废科举、兴学校时的校风与体操、科学与艺术相关。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时代的校风与各学科有关。“这些都可以证明教育上的设施是因时、因地而异的。其他如训育方针,如生活型式,如道德观念,也都因时、因地而变迁”。[5](247)因此,校风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而变化。“所谓良好的校风不是别的,就只能适应时代趋势、社会环境和各校自身特种需要罢了。什么‘天不变道也不变’式的叹‘今之校风不如古者’的人,实为没有时代眼光,应被‘天演淘汰’的”。[5](247)时代在变,环境在变,这就需要校长、教职员、学生、工友等,针对时代的变化作出与时代环境相适应的改变,与时偕行。

总之,一所学校良好校风的建设需要学校内的四类人物：校长、教职员、学生与工友,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基于当时、当地与本校的需要,从学艺、健康、社交、服务等四项学校生活入手,努力促进其发展前行。用杨贤江的话说是：“要造成良好的校风,必须学校以内的人物斟酌于当时、当地的需要,同心一志的从学校生活的各方面力谋发展才是。”[5](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