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 新 明

（湖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410082）

郭建勋教授，湖南涟源人，1954年6月出生。福建师范大学文学硕士（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1996年），湖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辞赋学会副会长、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南大学辞赋研究所所长等职务，著有《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先唐辞赋研究》《辞赋文体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作为郭建勋教授的学生，笔者围绕求学、治学及教书育人等话题，于2019年4―5月对其进行了两次采访。

一、取道灵山

翟新明：郭老师好，很荣幸能够采访您。可否先介绍一下您进入学术研究前的学习与工作经历？

郭建勋教授：我是湖南涟源人，父亲是中学教师，当了很多年的中学校长。我1966年小学毕业，1969年下半年初中毕业，然后进了涟源老家的蓝田水泥厂。一开始是做木模工，后来做化验工。当时参加工人夜校学英语，有一个涟源一中的英语老师给我做辅导。到1980年，我调到蓝田中学去教英语，再后来考到涟源地区教师进修学院，这个学院又跟娄底师专合并，我就算娄底师专中文科毕业。那时候读了一些书，对古代文学感兴趣，朱东润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除了那些较大篇幅的，我基本都背下来了。上古代文学课的老师看到我都有点发怵，担心我为难他。1983年毕业，又回到蓝田中学，就不教英语了，改教语文，还担任过语文教研组的组长。

翟：您后来去福建师大跟黄寿祺先生攻读硕士学位，而且是黄先生的关门弟子。

郭：对。在蓝田中学教了两年，但我是一定要考研究生的。1985年的时候有个不错的机会，娄底市委宣传部要我去，我说让我考一年，没考上我就去。结果1985年考上研究生了。那时候考研究生，好像有十几个人考，当时黄寿祺先生是想招不想招的样子，结果就我一个人上线。我英语考了45 分，刚好上线，一分不多。专业课考得极难，考名词解释，什么“一介二南三玄四始五常六义七音八索九流十翼”，这个当时还是挺难的。还考了《山鬼》。没有原文，要翻译成现代诗歌，分析它的艺术特色，这也算比较难的，落实到作品就比较难。复试的时候要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面试就我一个人，等于是一定会录了。这样就进了福建师大，跟黄寿祺先生读了三年，一直到1988年。这中间先是帮他做要出版的《周易译注》的校对，接触了《易经》的一点皮毛。读研期间比较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读诸子，上诸子课程，做作业，这篇作业在《福建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发表了[1]，这应该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当时硕士研究生能在学报上发一篇文章，也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比现在发文章更难。再后来准备写毕业论文，选题是《〈周易〉之“周”发微——论〈周易〉循环的变化观》，实际上已经写了两三万字了。没想到在系里开题没通过。那时候福建师大中文系硕士答辩通过率都只有50%。没通过的话，时间就很紧，院里的理由是中文系不能做纯哲学题目，匆忙之间便改成了《“楚辞”在汉代的流传和演变》。我假期回家带了十几本书，一个多月写了三四万字，不是很长。这个文章，系里看了还可以，黄先生也觉得不错。我就把被毙掉的那篇《周易》的文章压缩了一下，投到《中国哲学史研究》发表了[2]。发在头版头条，得了198 元的稿费，相当于五个月工资，当时可以买一套《汉语大词典》。这个文章发表，影响还蛮大。还有一篇，《汉人观念中的“辞”与“赋”》，是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发表在《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那是研究生时候投的稿，拖了一年多才发出来。硕士研究生能发《文学遗产》《中国哲学史研究》，那时候觉得自己还是挺不错的，去北大访学也不怯场。

翟：您是起点高。

郭：黄先生是名家，在学术界很有地位。他是吴检斋（承仕）和尚秉和先生的学生。尚秉和先生的《易》学堪称当时天下第一；吴检斋先生的学问也不用讲，而且是章太炎的嫡系传人。所以后来我考博士的时候，聂先生听说我是黄先生的学生，那就完全是另眼相看。因为当年整理吴检斋先生的遗著，北师大专门把黄先生请过去，住在小红楼。那是1983年，在小红楼住了几个月[3]。

翟：您考研的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考黄寿祺先生呢？

郭：那时候不懂嘛，觉得自己的水平考名校考不上，考个福建师大总还是有点希望吧。那时候也不知道黄先生是著名教授，否则可能不敢报名。而且那一年只有他招先秦的研究生，完全是意外。我是在一个县城的中学教书，就想着考个不是很有名的学校，能考上就不错了。后来顺利通过答辩，面临就业问题。当时我也考虑过考博，准备报考南大程千帆先生的研究生，而且也去了南大，见到了千帆先生。但我回了涟源老家一趟，小孩实在是太可怜了，所以还是选择了先工作，就去了湖南师大。因为我的硕士论文答辩主席是马积高先生，马先生觉得我还不错。当时马先生在湖南师大具有很高的威望，就让我参加试讲，讲《九辩》。1988年1月，四个人去试讲，十几个人听课，最后要了我一个。1988年7月，我正式到湖南师大工作。1988 到1989年一年时间，我发了五篇论文，在那个时候是了不得的事，当时的系主任彭丙成教授在大会上表扬我，老一辈的领导看到我都说：小郭，要保重身体啊，写东西不要那么急。我当时列了一个表，写了二十个题目，准备两年内一篇一篇写完，可惜那年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事情，这宏大的计划也就未能完成，但我1989年还是评上了讲师。

翟：当时您还不是讲师？

郭：硕士要两年才能评讲师，当时我还是助教，1989年评的讲师。后来学校要评“211工程”，鼓励教师读博。我当时已经是学校的学术梯队成员，1993年评了副教授，就去考博，考北师大。那年聂石樵先生只招一个，我主要是担心英语。最后录取线50 分，我考了49 分。北师大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老先生和著名学者可以申请破格录取，聂先生就打报告申请破格录取我，所以在北京又读了三年。1996年毕业后还是回到了湖南师大，1997年评上了教授，我还担任了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到2001年，我就到了湖南大学。那时候湖大还只有人文系，中文、新闻、政管都在一起。2002年10月，文学院正式成立，中间是我在筹备建院。最开始我做文学院常务副院长（2002―2006年），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处理，教师也是我招进来的。从2003年开始，文学院慢慢形成了一支教师队伍，学科也慢慢齐全。2004年开始招古代文学的硕士，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本科生，2005年才有自己的本科生读研。因为没有博士，所以对硕士论文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古代文学前面几届的硕士论文真的写得很好。2004年，现当代文学也开始招硕士，到2005年获批一级学科硕士点，2012年开始招收比较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所以我那时候做院长，又要管行政事务，又要做科研，对人的消耗太大了，从2002年一直到2014年，都是超负荷工作。我现在身体不太好，跟那时候的拼命有很大关系。

二、赋海大观

翟：前面了解到您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接下来是您治学的经历。您最早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周易》研究开始的。您选择《周易》研究应该跟黄先生专治《周易》学有一定关系？

郭：缘起就在这里。我在1985年入学之后不久，黄先生和张善文师兄合作的《周易译注》准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拿稿子让我去校对。那时候还没电脑，我就背着复印件，做了大概两个月。就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有点兴趣。后来黄先生在北师大出了主编的《周易研究论文集》，我也看了一看，当时还没写文章。第一篇论文是写《老子》和《庄子》辩证思想的课程作业，那个是最早的。但是比较系统的研究是从《周易》开始的，因为要选毕业论文，就准备做《〈周易〉之“周”发微》，副标题是《论〈周易〉循环的变化观》，准备就写这篇文章，写了三万字左右。结果开题没通过，不能做纯哲学的论文。我觉得不能白写，把这篇文章改了改，投给《中国哲学史研究》，就发表了。

翟：您后来又出版了跟《周易》相关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出版的《新译易经读本》，一部是广州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周易译注》。

郭：后面那个是一个小册子，没什么影响力，普及性的。

翟：但三民的那本还是很有影响力的。

郭：对，那个影响比较大，在台湾影响还蛮大。

翟：这个书稿跟您硕士阶段的《周易》研究也是有关系的。

郭：是有一些关系，一些观点贯彻在里面。但这个再怎么说也是个译注，不是纯学术性质的。实际上我在台湾三民书局还出版过一本《新译尚书读本》，应该是2005年，是三民约的稿。不过我对《尚书》从未有过系统的研究。

翟：您后来转向了辞赋研究。

郭：后来因为要改论文，硕士论文就改成了《“楚辞”在汉代的流传和演变》，写完以后我把其中一个部分投给了《文学遗产》，就是《汉人观念中的“辞”与“赋”》，大概是1989年收到录用通知，我当时已在湖南师大工作，于是把作者单位改成了湖南师大。我就这样开始做“楚辞”，把方向完全改过来了。所谓“‘楚辞’在汉代的流传和演变”，就包括《楚辞》本身在汉代的流传，也包括骚体也就是楚辞体在汉代的演变。后来博士论文做骚体文学，也可以说是这个的延展。

翟：黄先生本身也做“楚辞”研究吗？

郭：也做，他和他的硕士生，梅桐生师兄，出版过一个很流行的本子，叫《楚辞全译》。

翟：您从《周易》转到“楚辞”研究的契机是什么呢？

郭：就是改硕士论文选题。

翟：选择“楚辞”跟您湖南人的身份有关吗？

郭：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

翟：您的生日是农历五月初三，恰好在端午节前两天，跟这个应该也有很大的关联？

郭：那个当时都没怎么想，但跟湖南人肯定是有关的。

翟：您硕士毕业后到湖南师大工作，马积高先生主编的《历代辞赋总汇》是1991年开始编纂的。

郭：我的硕士论文答辩是马先生做主席，我到湖南师大跟他也有很大关系。我到湖南师大以后不久，马先生准备编《历代辞赋总汇》，把我们几个青年教师都纳入编委会，做分册的副主编，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人。我那时候花了很多精力去做，主要是搜集文献，各方面的文献。记得有一个暑假，我在湖南图书馆古籍部查了整整一个月，短裤赤膊，中午关在里面不出来，确实很辛苦。我虽然是做魏晋南北朝这一部分，但是实际上搜集的资料主要是其他时段的。

翟：我看到您之前回忆马先生的一篇文章，提到您1993年去北京读书，马先生还委托您收集跟辞赋相关的材料。[4]

郭：对，在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我复印了很多别集的卡片，我记得是用一个旅行包提回长沙，就是摸底。搜集卡片是在老馆，我还在新馆拍过胶卷，一张张的照片这么拍，因为不准复印。也抄过一些零碎的材料，因为觉得拍照太划不来了嘛。反正花了不少的精力。

翟：《历代辞赋总汇》最终在2014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出版也很坎坷。

郭：有很多不全面的地方嘛，校对也拖了很久。有资金的问题，有文献不足的问题，校对、排版的问题，非常复杂。2014年出版的时候，在贵阳开全国书博会，《历代辞赋总汇》新书发行式，我和许结教授都去发了言，他是作为赋学会会长，我是作为编纂委员会的代表。

翟：《历代辞赋总汇》目前影响蛮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郭：错误肯定不少，这是避免不了的。像《续修四库全书》里面的辞赋就没加进去，我们当时提出来加进去，但来不及了。

翟：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自己选的还是聂先生建议的？

郭：自己选的。《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实际上跟硕士论文有关系，另外自己也确实想做一下，做大一点。

翟：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您的博士论文，可以说是骚体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骚体文学”的提出有什么契机吗？

郭：“楚辞”在后世的流变，实际上游国恩先生早就提到过，我就想做“楚辞”的后身。《楚辞》本身就这么几篇，范围太窄了，我也想拓展一下。我本来想做一部整个“楚辞体”文学的演变史，但“楚辞体”不是特别好听，不顺口，所以干脆就改叫“骚体”。

翟：这跟前人提出的“骚体赋”也有一定关联。

郭：有一定关联。但不仅仅限于骚体赋，整个骚体形式的作品都纳入其中。这个概念提出来，慢慢也有不少人去做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有一些硕士论文。

翟：您在《汉魏六朝骚体文学研究》的《后记》中提到过，“骚体与其他韵文”本来也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但后来没有放进去。[5]

郭：觉得太大了，不平衡，当时也没有精力去全部完成，就没放进博士论文里面去。所以将收集好的资料留在那里，后来加了一些材料充实，成了另外一部书，就是《楚辞与中国古代韵文》，2001年在湖南师大出版社出版。

翟：这本书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郭：应该说也还有一定影响。

翟：这两本书可以说是奠定了您在辞赋学界的地位。

郭：如果看引用率，反而是《先唐辞赋研究》比较高一些。

翟：200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先唐辞赋研究》，其实是一本论文集。

郭：对。择几个专题，把相关的、自己感觉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放进去，做一个集子。

翟：您在《静一学术论丛总序》里面提到2004年院里出版过一套五本的“侧陋论丛”[6]，《先唐辞赋研究》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但好像封面、版权等信息里都没有提到“侧陋论丛”。

郭：应该是最初有将这本书纳入这个论丛的想法，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却没纳入了。大概是这样。

翟：2007年您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辞赋文体研究》，也是“静一学术论丛”中的一部。

郭：对，这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结题，和陈冠梅（1997 级硕士，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伟生（2004 级硕士，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合作的，都是课题组的成员。

翟：2017年3月湖南大学辞赋研究所成立，2018年10月又承办第十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研讨会，这是学院在辞赋学领域的新发展。您大概从2002年开始，关注到辞赋与诗歌中的女性描写，申请了两个湖南省课题，“汉魏六朝诗赋中的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和“魏晋南北朝诗歌之女性书写研究”。为什么您会从辞赋转到女性文学研究呢？

郭：契机是因为研究南朝辞赋里面的女性描写很多，慢慢就转到这方面来了。也发了一些论文，在《文学评论》发了一篇[7]，还全文译成英文发在《中国文学研究前沿》[8]。这些研究将近有十篇论文。这个领域本来想写成一本书。我现在有三部书稿是可以出版的。一是《汉魏六朝辞赋史》，已经基本写完了，三十多万字，还有一个概论没有写；二是给研究生开设的“汉魏六朝文人诗歌研究”课程讲义，这是已经大体成型了的；三是《汉魏六朝诗赋中的女性题材与性别表达》，也有十多万字的东西了。

翟：还可以再出版，学生都可以帮忙校对。

郭：也还没有完全写好，所以有很多遗憾的事。

翟：您近期的研究，从辞赋、诗赋中的女性文学又转向了域外汉学。

郭：这个契机就是文学院好不容易争取到的比较文学博士点。要带比较文学的博士生，没有办法，不得不向这个方向转。首先就从康达维教授那里做起。我英语不行，其他方面也还了解一些。最早是钟达锋（2012 级博士，现任教于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做康达维的《文选· 赋》英译研究，题目是我建议的，材料也帮他收集了一些，写作还是他自己，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各方面还不错的。冯俊（2012 级博士，现任教于湖南大学）也是建议了题目，《英美〈离骚〉翻译和研究》。因为她跟我听了一些《楚辞》的课程，又是英国语言文学的硕士，适合做这方面的研究。接下来就是日本文学。李慧（2014级博士生）做林罗山，是因为在外面开会，受到日本人的启发；邱燕（2015 级博士生）做日本平安时期的辞赋。

翟：您总计指导了7 个博士，有4 个做域外辞赋学研究。

郭：主要是这4 个，辞赋为主体的。其他3 个，刚毕业的范琼山（2014 级博士）是做越南喃诗传，涂鸿（2015 级博士生）是做中日耽美文学比较，徐华（2015 级博士生）做苏轼的海外传播研究。

翟：您从辞赋研究转到比较文学，还是比较顺利的。

郭：当然也是经过思考的，因为招了比较文学的博士生，还是要向这个方向转。院里申报这个博士点的时候就已经思考过了，否则的话无法衔接。不过我指导的博士生还是以域外的辞赋研究为主体，与我以前的研究密切相关。

翟：前面是您的学术缘起与转向。您还出版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赵匡胤》，最早是2000年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华夏出版社在2007年、2013年两次再版。为什么会创作这样一部小说呢？

郭：我博士毕业工作以后，有一段时间对学术极度不感兴趣，刚好兰州大学出版社那边约稿，计划出一套历史小说。方铭教授推荐了我，他本科是兰州大学毕业的。出版社方面约我写《赵匡胤》。以前也没写过长篇小说，就想写一写试试看。我从1996年写到1998年，中间也有个看史料的过程。好像当时策划是十本或者八本书，结果有人交稿有人没交稿，最后收到大概五六部。出版社方面看了之后不满意，但觉得我那部稿子还不错，就单独把我这本出版了，其他的都没出。

翟：您在之前有过文学创作吗？

郭：偶尔写过散文之类的。

翟：发表过吗？

郭：没投过稿。

翟：为什么方铭教授会介绍您写小说呢？

郭：朋友嘛，他觉得我们搞研究的，写这个应该也可以。后来兰州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调到华夏出版社当社长，又派一个编辑跟我联系，说要出我这部书，放到他们企划的一套书里面，但是不要这么长的篇幅。我就让仲瑶（2006 级硕士，现任教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帮我压缩，我再过一遍，减了几万字。到2013年重新改了一个版式再版。

翟：您后来还写过小说吗？

郭：后来没再写。

翟：有没有创作的计划？

郭：以前是有，以前想写一个家族小说，退休以后。我退休以后一般不会再做学术，因为我也就这个水平。我受的教育有很大的局限性，读了初中没读高中，大学读的专科没读本科，严重的残缺，不像你们那样受过完整的、体系性的教育。你别说，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另外还有年龄的问题。我硕士读完已经34 岁，工作几年去读博，博士读完42 岁，接下来为生活奔波，为行政分心，也只能这样了。文献方面不是我的所长，理论方面又不是特别厉害，所以想做出一流的东西，说实在的，很困难。

翟：您认为目前国内学术界一流的学者需要哪些方面？

郭：一流的学者，总要有几个东西。要么做文献做得很扎实；要么理论方面很突出，能够创新，脑子很活；要么就是有外语的训练；要么就是有很厉害的活动能力。反正要有某一方面比较突出，要有所长，但像我这种情况，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我说也只能是到这个地步。如果我不做院长，可能会好一点。从2002年一直到2014年，浪费的时间太多了。这十几年又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80%的精力都放在行政上面。学生那里还要放一部分吧，我对学生还是比较负责的。哪还有多少时间去做自己的研究？像我前面说的这三部书，我在这些领域有些想法，也是可以拓展的，但也没有去做。真正写得好的文章，下了功夫的，我自己也清楚，就是骚体方面的那些，例如《“七”体的形成发展及其文体特征》《略论楚辞的“兮”字句》《骚体赋的界定及其在赋体文学中的地位》《楚辞与七言诗》《再论楚辞体与七言诗之关系》等等，大概有那么十几篇吧，应该比较扎实。《人大复印资料》一共复印了我18 篇文章，这还是比较客观的，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当然，我觉得还是有那么几篇被遗漏了。

翟：其实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有十几篇论文能够真正传世，也是非常难得的。

三、薪火相传

翟：前面是对您学术和创作的了解，下面再了解一下您对学生的培养。根据我们的统计，您从1997年开始培养研究生，到2016年最后一级，20年的时间，一共培养了61 个硕博士，其中博士7 人，湖南师大时期硕士6 人，湖南大学硕士48 人，还有一个访问学者。除了本科生，总共62 个学生。听说您在湖南师大时期培养研究生是带完一届再招下一届。

郭：我是1997年开始招研究生的。第一届是陈冠梅和玄桂芬。陈冠梅后来去南大跟莫砺锋教授读博，现在在院里任教；玄桂芬后来没做学问了，先去广州，后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98年就没招了，我说要等到第一届毕业以后才招。2000年，第一届毕业，我又招了四个，杨赛、白崇、宋志民、李艳。那时候，读研的学生一般都是要求考博士的，后来慢慢就没那么强调了。白崇考上浙大，跟林家骊教授读博，现在在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杨赛去了上海师大，跟曹旭教授读博，现在在上海音乐学院，他主持国家艺术基金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基地，在全国做古谱诗词创作和音乐推广，影响还蛮大。宋志民现在在长沙教育学院。

翟：湖南大学时期呢？

郭：我在湖大文学院，一直有很多很别扭的事情。刚开始招收科学学位的研究生，想招多少就可以招多少的时候，我作为院长，觉得招多了太滥，便规定每个导师招研究生不能超过四个名额。所以我每年最多招四个学生，要么就是三个。再后来学校开始限制科学学位研究生的数量，我们院里的招生名额有限，弄得很被动。现在全国都是向专业学位方向走，招专业学位的研究生，科学学位的也就控制得变少了。

翟：湖大文学院是2005年拿到硕士授权点，您最早是在2004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郭：2004年招了四个，刘伟生、罗慧、曾伟伟、荣丹。

翟：您在湖大打破了师大时期带完一届再招下一届的规则。

郭：对。没有办法，整个形势在发展变化，不可能再这样做的。我在师大的时候，虽然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但行政方面的事情我不负责，可以专心带学生。

翟：您在湖大培养的研究生，至少有7 人后来继续读博，现在在各个高校任教；其他的也大多在教育机构工作。您一般是如何培养研究生呢？

郭：培养学生，首先入学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谈一次话，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去读书、学习。接下来就是开一些书目，各个方面的，自己选择精读、泛读，每隔一个月聊一次，汇报这个月的读书情况，有些什么想法、困惑。一般都是这样的。如果正常的话，要持续一年左右。在第二个学期，就看学生对哪方面感兴趣，慢慢选定一个大的研究方向，再确定一个题目。如果学生中有哪个比较不错，就让他早点确定题目，或者给一个具体的题目让他去写，把这篇文章用一年的时间打磨出来，争取发表。一般就作为省优秀硕士论文去打磨。我带了好像四篇省优硕士论文。硕士论文没有国优，省优就是最高的。师大是杨赛，好像是整个文学院那一年唯一的一个。湖大这边第一个是毛锦裙（2005 级硕士），接下来是仲瑶，接下来是吴春光（2007 级硕士）。钟达锋是国家奖学金和校长奖学金。

翟：现在评省优要发表两篇C 刊了。

郭：在湖大，两篇C 刊都不够，现在要一篇重点期刊，也就是说，硕士生要发表一篇《文学评论》的论文，才有资格出校门参评。太可笑了！

翟：我之前统计过我们院古代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的总目。您指导的学生学位论文主要还是侧重于历代辞赋的文本研究，也有辞赋研究述评，以及由辞赋拓展出的其他领域，那面对跳出您专业之外的选题呢？

郭：当然主要还是尊重学生意愿，有些学生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的，像孙磊（2011 级硕士）就是做文论方面的（《论王弼易学对〈文心雕龙〉的影响》）。但做散文研究的就比较少。

翟：其实学生选您做导师的时候，基本就确定以后会做辞赋研究这一方面。

郭：对，学生自然也有这个想法。

翟：今年您有五个学生毕业，最后一届硕士研究生（2016 级）三人，还有2014 级越南籍博士范琼山和2012 级博士冯俊。范琼山应该是您带的唯一的留学生博士。

郭：之前还有一个马思清（现任职于美国俄勒冈大学东亚语言文学部），拿的富布赖特奖学金（2011年9月-2012年12月），是访问学者。

翟：您之前提到我们院最初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是很高的，近几年的论文质量有所下降。

郭：不是有所下降，而是下降得很厉害，这种情况已经有五六年了。

翟：您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郭：很复杂。首先是大环境，社会就是这样的。学生来了，大家都是为了完成程序，在湖大读个硕士，将来找工作好一点，很少有人真的是为了做学术。这是学生方面。老师方面，科研压力很大，带的研究生又多，各种类型的，在学生身上花的精力也没有那么多。

翟：有些硕士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做不到，但很多是老师在课上、跟学生聊天的时候都讲到过、强调过的。

郭：这个说实在的，实际上老师最要紧，应该在课程里面就涉及这些问题。我以前上研究生课，在课程内容以外，其实已经提供了很多思路、规范这些方面的知识。一门研究生课程不是那么简单的，往往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在一个课程体系里面，至少要有四五门课作为骨干课程，能够给学生带来很多方面综合性的提升，否则的话，课程体系真的是有问题的。不是我自夸，文学院古代文学里，我的两门研究生课程，真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也就是“楚辞研究”和“汉魏六朝文人诗歌研究”。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治学方法是自然而然地在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我不搞虚的，通常也不组织讨论，因为那样的话就那么几个人得益，而更多的同学就混过去了。上课就是传统的讲授，受益面比较广。如果没有这么几门课程作为中坚，效果不好，很多同学就这么飘啊飘的飘过去了。

翟：关于上课，您应该是1988年就开始给学生开课，到现在有30年时间了，您的课也非常受学生欢迎。您觉得上课的秘诀应该是什么？怎么才能把课上得很好？

郭：首先是对自己上课的内容非常熟悉，在上课的范围里要做过研究，光是拿着教材去上肯定是不行的；第二个是要有比较好的表达方式，因为要去吸引学生听，要把专业方面的研究通过学生喜欢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同时思路要清晰，不要有太多的废话。

翟：也不要太多的延伸。

郭：延伸倒是可以的，往往学生能够记住的、印象很深的，就是延伸的部分。但不能无限的延伸，延伸到一定地步要能及时收回来。

翟：您上的研究生课一直是“楚辞研究”和“汉魏六朝文人诗歌研究”这两门。

郭：主要就是这两门。《易经》我一直没有上，就是开讲座，给全校本科生开过公选课。因为《易经》这个课，我总觉得，学生读《易经》能不能真正接受，值得思考。

翟：其实可以作为一门研究性课程来开设。

郭：是，但学生程度一定要好，否则的话开不下去的。我也是想了好久，所以一直没开。其实也是一门很成熟的课了，我在北大、清华办的总裁班讲了好多年。但在学校开这个课，选的人很多，不过70%的学生真的就是为了要成绩，那学《易经》怎么学得下去呢？开始可能还感兴趣，后面就没兴趣了，要么就要求你讲演卦、风水之类的东西，要么就听不下去，所以一直没给研究生开这个课。另外当然跟我一直做行政也有关系，行政方面花的精力太多了。

翟：您上的本科生课程，除了作为核心课程的“古代文学”（先唐段），还开设过其他课程吗？

郭：开过“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那是泛泛的，给全校本科生开的。

翟：您基本就是开设比较固定的几门课。

郭：对，没多开的。好像还给新闻学院上过一次唐宋文学。

翟：前面涉及您对学生的培养，还想更多了解下您的师长对您的指导。您觉得在您的治学和工作中，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几位先生？

郭：影响比较大的，首先是两位老师，还有马先生。

翟：他们对您的影响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

郭：影响肯定是综合性的。治学方面是马先生影响最大，因为一直跟着他做辞赋研究，时间比较长，交道也打得多，在做人、治学上受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路子都有点像。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做人比马老师差远了，比黄先生、聂先生都差远了。人的性格真的是没法改的，我为人太苛刻，太苛严，不管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现在想起来对学生、对你们都有点太凶了。对同事也太苛严，文学院有的老师看见我都害怕。所以这也是个悲剧，所以就不能平等地与他人交流。

翟：现在好一点了。

郭：现在应该好一点了。

翟：其实您遇到黄先生、聂先生、马先生的时候，已经是他们的晚年了，所以是性格比较平易的时候。

郭：他们本来就性格平易。

翟：每个人性格不一样，特别是您在院长这个职位上。

郭：即使不做院长也还是苛严，也是这么一个性格，不太愿意跟人打交道，这是很大的局限。

翟：看到黄先生给您写的“忍默勤”这三个字。

郭：是的，我写过一篇纪念黄寿祺先生的文章[9]。那是在西安碑林，我陪他去参观，看到一块碑上面有这三个字，他就跟我说，这三个字是做人的准则，我只做到了其中的一个字：勤。不能够忍，忍包括忍受和坚忍。默就更加做不到，好胜。那时候三十来岁，喜欢跟人争辩，绝不服输。现在想起来，何苦呢？

翟：您在福建师大和北师大时，除了黄先生、聂先生之外，有没有跟哪些老先生有过交游？

郭：有一些，不多。福建师大时跟陈祥耀、穆克宏先生，主要是上课，有时候去拜访，穆先生跟我导师住在一个小区。他们对我也是比较关注的，觉得我在学术方面是可以发展的。北师大跟启功先生、韩兆琦先生、张俊先生等，多次拜访过他们，但交往也不是特别多。

翟：启功先生给您上过课吗？

郭：没有。我读博士的时候，博士专业方面的课程很少用授课的形式，但有必读的书目，要交课程作业。古代文学就我一个人，也不好上课。

翟：聂先生是怎么指导您呢？

郭：就是不定时地去坐一坐，聊一聊，专业方面的、学界掌故方面的、为人方面的，什么都聊，范围很广。聂先生虽不上课，但在这样的交谈中讲了很多师门治学风格、寻找问题、论文写作等方面的问题，聂先生还讲了许多做人的道理，受益更甚于古板的、程式化的授课。

翟：您博士论文答辩时有哪些先生参加呢？

郭：褚斌杰先生做主席。我跟褚先生联系较多，也勉强算是褚门弟子吧。其他答辩老师还有费振刚教授、陆永品研究员、邓魁英教授、张俊教授、韩兆琦教授和柴剑虹编审。

翟：答辩主席相当于是座师。

郭：是的，另外我也经常去他家里请教。而且褚先生长期做中国屈原学会会长，加上方铭教授的关系，自然交往多一些。

翟：您后来回湖南师大工作，在马先生之外，像宋祚胤、周秉钧等老先生有没有交集？

郭：都见过。宋祚胤先生那里去过几次，因为做《周易》嘛。周秉钧先生是做古汉语，交往不多，但也去拜访过，他也知道我。

翟：您之前提到，在治学方法上受马先生影响最大。

郭：应该说走辞赋这条路受马先生影响最大。方法的话，有一些。其实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在硕士阶段。那时候八十年代，读了一些西方的理论著作和国内一些前辈的研究成果，慢慢在学习和写作中形成了自己的路子。文献方面却没太注意。

翟：您觉得老师对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哪些形式呢？

郭：老师的影响当然有他们的教导和他们的著述，有时候却是无形的。比如说，我上穆克宏先生的《文心雕龙》课，写了一篇文章，说由建安时期的重质到西晋时期的重彩，再到刘勰《文心雕龙》把质和彩结合起来，形成情质理论。穆先生看了以后表扬我，说我的思路非常清晰，能够发现问题。但是黄先生看了却不以为然，说我是先有想法，再去论证。这个影响就在那里。他说你要从材料得出结论，不能先有想法再去找材料。这篇文章明显就是这样的，确实是主观色彩很强烈，但看上去很漂亮。事实上，想要有论文出来，确实要能发现问题，但要论证得丰满、成立。老师的影响有时候就是那么几句话，但给人以很大的启迪。像马先生，我记得那时候他生病了，他跟我讲到做学术的格局问题，劝我不要在骚体文学上纠结得太久，毕竟那不是文学的主流。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搞到主流文学研究上去。骚体文学研究得再深，那也是个次要的领域。

翟：所以还是强调要做一流的、主流的研究。

郭：对。

翟：那我们采访就到这里，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