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友 泽

（南通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通226019）

王志清教授，现为南通大学古代文学教授，兼职中国王维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副会长，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学术委员，中国散文诗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学报约稿，希望笔者介绍王志清教授的治学之路，这让笔者很是惴惴不安。志清教授且诗且论，亦古亦今，其学术经历与治学特征很有个性，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学术之路，非常不好把控，担心无法揭示其问学之精髓。好在笔者与志清教授关系较近，他既是笔者同事，又是可敬重的师长，且每有新著出版，都让笔者先睹为快，自以为较他人对先生多有了解，故不揣鄙陋而如实述来。

一、热心当下的学术关注

钱锺书曾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两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1]60此观点为不少学人所激赏。然而，学术毕竟还有社会功能，理当关注社会现实，而不能完全漠视当下的文化环境与话语体系。人文学科尤其是古代文史方面的学者，常常强调学术研究的无功利性，即“为了学术而学术”，有意无意间忽视了学术研究的现实功用性。志清教授率真散淡，倒有几分“荒江野老”的做派，自云为闲云野鹤，自云为学院派外人，其研究也常常随性而发，不刻意追求，然其学术则着眼当下，关注热点，这似乎与其人生经历有关。

志清教授时常在一些公开场合“自报家门”，说其“出非名校，从无名师”。其在《纵横论王维· 绪论》中说：“我没有什么家学渊源。我更非出于名门。我属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一类。”[2]3他出身工人家庭，父母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童工，没有上过学，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人夜校补习课堂里识了几个字。用志清教授自己的话说，在他读书的年龄，有一本书读简直是奢侈。志清教授也没有什么很正规的学历，没有硕士、博士的光环，更无博士后、访问学者的经历。这也许就是志清教授与一般学院派教授最不同的地方。他的学术研究并非始于高校，而是源于创作实践，源于业余爱好。志清教授早年曾为中学教师，后又供职于杂志社，因科研成果突出，被学校领导相中而调入大学任教。也许正是这样，他对现实似乎特别关注，其论文常常与当下的学术话语对接，以图引领学术潮流。

说到志清教授的学术，首先肯定要说到他的王维研究。据说，他王维研究的起步，是因为看不惯当下研究中的“误读”，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他自1993年以来在《文学遗产》《文史知识》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 余篇，出版王维研究专著如《纵横论王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初版，齐鲁书社2008年修订再版）、《王维诗选》（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现已第4 次印刷）、《王维诗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2017年第2 次印刷）、《盛世读王维》（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主编《王维研究（第七辑）》（齐鲁书社2015年版）。有人开玩笑说他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研究，既能够踵武前贤的话题继续深耕，又能凭借其敏锐的学术捕捉能力提出切合当下的理论命题。早在21世纪初他就提出了“盛世读王维”的观点，他在《盛世读王维· 前言》中说：“盛世读王维。这是我们的学术预判，也是当下的阅读现实。为什么当下王维热起，读王维的热情空前高涨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社会的转型，社会意识形态由‘斗争哲学’转型为‘和谐哲学’。”他在《王维诗选· 导言》中则说：“政治越是稳定，社会越是昌盛，经济越是繁荣，王维的读者就越多，王维的研究也就越火。”2017年《光明日报》刊发了他的《为什么说“盛世读王维”》一文，2018年《解放日报》也刊登了他的同题文章，这两篇文章被许多网站转发，证明了志清教授的预判。

对当下学术的关注，使得志清教授走出象牙塔，有意识地去普及传统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代诗词典藏本”丛书，其中有他的两本——《王维诗选》与《白居易诗选》。刘跃进在丛书总序中这样认为：“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还不仅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志清教授显然认同这样的观点，乐此不疲地做这种研究。他还到国家图书馆等多个场所为普通大众做关于王维的讲座，他似乎有一种愿心，就是要让王维深入人心。

志清教授有着超越常人的学术敏感，善于捕捉学术热点并积极参与讨论，他的关注点也特别多。比如他注意到20世纪以来，旧体诗赋创作依然是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但却被长期排除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叙述之外。他有感于此而作《文学史排斥旧体诗赋是一种文化偏见》一文，深刻揭示文学研究中的重大缺憾，可谓目光如炬，不仅能够紧跟学术热点，还具有超前的学术敏感，引领学术潮流。他的《大风起兮：袁瑞良赋体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由中国辞赋学会会长龚克昌作序一，副会长许结（现为会长）作序二，龚克昌夸其为“我们辞赋界的一位大将”，许结说其“所述精到”而“皆行家本色”。此著出版以后，中国诗词鉴赏学会会长徐应佩撰文赞叹其为“研究当代文赋第一人”。志清教授的学术影响也体现在散文诗理论上，他曾出版《散文诗美学》（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国内的散文诗年选也常请作他序跋，他在这方面的文章比较有影响力的如《当代散文诗的审美观照》《散文诗最需要的是自由精神》《散文诗，语言决定命运》《提起散文诗，难免有些悲壮》等。

志清教授对当下著名作家及学人的专题研究也是其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他以“审美阅读”的方式，关注著名作家与著名学者的动向，其中如余光中、李瑛、丁芒、耿林莽、王充闾与傅璇琮、吴功正、余恕诚、陈铁民、董乃斌、吴在庆、蒋寅、尚永亮、吴相洲等，他都有过专题研究。志清教授还对当下的科研体制、文化环境等多个方面有深刻的见解，并撰文予以讨论，如《怎样拯救堕落的文艺批评》《批评家缘何发不出最强音？》《“代表作”制度且慢行》《真学者更要敢于开展批评》《“投票学术”要避免恶性误判》，这些文章都发表在高规格的报刊上，针砭时弊，具有强烈的反思性质与批判意识，体现出其学术研究强烈的社会性与当下关注。

志清教授同时还是诗人、作家，正是因为有过创作经历，其学术嗅觉极强，善于捕捉学术动态，研究视野宏阔，批评独到，兼顾古今，摆脱了学术的匠气，而具有鲜明独特的鲜活性。

二、视角独特的研究切入

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创新。阅读志清教授的学术著作与论文，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强烈的视觉冲击性与思想的震撼性。志清教授的研究非常重视切入点，也常常喜欢发问，以解决问题为目标。其《盛世读王维》十讲，每一讲都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甚至就以问题为标题，如“为什么说‘盛世读王维’”“为什么王维被杜甫称之为‘高人’”“为什么说王维最擅长表现‘盛唐气象’”“为什么说王维颠覆了诗的传统”，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问题意识”的自觉，意在解决问题，每一讲重点解决一个问题。

志清教授的文字，常常超出读者的预期，令人目瞪口呆。比如，李白被贺知章称为“谪仙人”，一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而志清教授则认为“谪仙人”之称并非是贺知章对李白的称呼，而是李白假借贺知章之口的自我期许，乃自我炒作。这样的观点可谓石破天惊，令人惊愕。然而志清教授的论述并非出于臆想，而是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疑点：其一，为什么李白被贺知章呼为“谪仙”，却是由李白转述的？其二，为什么这些转述又都是在贺知章仙逝之后？其三，为什么没有一个在场的可以作证的第三者？虽然这些疑问不足以证明李白“谪仙人”之号并非缘于贺知章，但也足以促使后人重新审视李白“谪仙人”之号。再如，文学史上的名篇李商隐《夜雨寄北》一般认为是赠内之作，志清教授却认为此说不实，应该是赠令狐绹之作。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做学问分两种：一种是“脑袋学问”，一种是“屁股学问”。学界多重“屁股学问”。“屁股学问”就是重视文献功夫，屁股坐得住。志清教授似乎是偏于“脑袋学问”的那种。在当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背景下，志清教授却左顾右盼，关注点特别多。他曾经引用王富仁《我和鲁迅研究》的话说：“学院派关心的更是历史而不是现实，更是书本而不是人生，更是学理而不是人的情感和意志。”他对王富仁的观点深表赞同，尽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现实人生以及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他在《纵横论王维· 绪论》中说：“我更关心、也更推崇主观性的参与，更注重自由精神和创造活力的充分释放。”因此，志清教授的研究属于激情参与，属于生命写作，属于重思辨的那种。其《唐诗别解·前言》说：“虽说是‘唐诗别解’，其实主要集中在盛唐，而又主要集中于王维、李白、李商隐等几个重要诗人。简言之，所选论文研究的皆唐代第一流的诗人、第一流的诗。而这些诗人与诗作，千百年来的研究文字真可谓汗牛充栋，而要想有一点点新意就很不容易了，遑论有什么突破！”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基础，志清教授的研究常常另辟蹊径，以独特的迥异于一般学者的角度切入，以新颖的思维方式重新审视研究的对象，得出了具有颠覆性的观点。志清教授对此颇为自得，其《唐诗别解·前言》说：“笔者为文，多因疑而生议，生成研究与论述之冲动，进而形之于文字。而笔者于细读与阐释上似亦易于生疑，也多‘另类’之见。”

大胆质疑的学术精神，使得志清教授的研究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遭到一些质疑。对此，志清教授以坦荡的胸怀接受，其曾经多次表示非常欢迎同行与之争论，认为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论文写作不仅仅是要说服别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讨论进而推动学术的发展。本文在写作的过程中向志清教授求教，其亦曾多次嘱咐笔者要敢于质疑与批评。其在《唐诗别解·前言》中也有表述：“笔者之为文，观点也许不无偏激，论证可能亦不够周密，甚至还有芒刺棱角，但是，都试图解决一些问题，试图提出一些新见，甚至试图颠覆一些旧说。”[3]他又说：“笔者非常重视争议。如今集腋成裘，即将这些散见于各学刊的文章结集出版，自然做好了再度引起争议甚至非议的思想准备。笔者渴望在争议与非议中走向成熟。”[3]

显然，志清教授的研究与我们平时所见到的其他学者的研究有很大区别，笔者因为与其有过较多的接触，猜测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志清教授善于从生活中体味学问并将之移植于文学研究中。邓乔彬在为《纵横论王维》写的短评中评价志清教授的研究说：“他的研究很有特点，是很值得提倡的‘人学’研究。”其次，志清教授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他本身就是著名作家，因而在研究古代文学的过程中会从创作的技巧角度细致分析文本，从而得出新颖的观点。比如李白脍炙人口的《送孟浩然之广陵》，他从该诗的格律、诗歌的蓝本等多个诗歌创作的技术角度探讨该诗的真伪，别出心裁。再次，志清教授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照录其《唐诗别解·前言》中的部分原文：

“因疑生议”的论文著述，应该是以解决有价值的问题为目的、以研究的有效性为原则的。然而，因笔者拙于细枝末节的甄别，短于文献资料的实证，而不少疑窦只能成为无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悬想……而笔者研究，则多“疑案从有”的思路。即一时拿不出否定意见而又无法证实的，便推定其有。[3]2

志清教授的这一理论颇为别致，也许正是在这种方法论的指导下，其研究思路奇特，新见迭出。2018年，他为《解放日报》《扬子晚报》供稿近20 篇，题如《〈夜雨寄北〉在跟谁跨时空对话》《三疑〈送孟浩然之广陵〉》《陶渊明是否真的不为世俗所累》《为什么要慎用“仰天大笑出门去”》《助王维一举登第的公主是谁》《颜真卿为什么不救杜甫》《白居易：流落唐朝的悲情“牛郎”》《孟浩然“布衣”终生是怪这首诗吗》《〈唐诗三百首〉为什么不选李贺》《陈子昂想要“恭维”东方虬吗》《贤相张九龄〈望月怀远〉怀的是什么人》等，这些文章的切入点、知识面、可读性都很好。他的研究也特别讲究学术性，每篇都有新人耳目的观点，起到了很好的普及效果。志清教授极重文本细读，而又往往能够于细读中发现新的东西，以独特视角切入，进而得出新的结论。

三、融通中西的理论自觉

融汇中西、打通古今一直是学术界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然而在当今学科划分越来越细的背景下，真正能做到这一点何其难也。志清教授不仅对古代文学有精深的研究，其研究领域还旁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等，难能可贵的是志清教授在每个领域都能够准确聚焦到当下的学术前沿。志清教授是从文学评论起步的，具有比较好的文论美学基础，而其研究也比较自觉地扬此之长，融汇中西，沟通古今，将自己的情感体验融入文学研究与批评中，这就区别于一般学者的客观理性。因此，读志清的著作与论文，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感觉，就是理论性很强，富有强烈的思辨色彩。陈铁民在《盛唐生态诗学· 序》中说：“他似乎不善于考据与笺注，也不擅长于发微钩沉的述证，而长于思辨，长于审美，追求动态分析。”对此，吴相洲有非常好的总结：

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就研究目的方面来说，就是力求在最大程度上还原文学史的真实面目。本着这一动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大多极为重视诗人生平、史料的钩沉、考辨和作品风格、意蕴的描述、溯源，在此基础上进行冷静、客观的汇通和评价。在这样的研究思路中，研究者的起点虽然是怀着还原历史的巨大激情，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里，研究者不但排斥着这种激情的直接参与，甚至尽力抑制着自身当下任何情感的直接参与，力图通过与古人的“同情”来达到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大体上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强调客观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目的、思路还是方法上都表现出对历史原貌虔诚的尊重。在这样的研究中，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一般表现为追求文、史、哲三者的打通，目标简单然而丰富厚重。王志清对王维的研究则有异于此……显然，他研究王维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古人与今人在情感、生命状态等方面的沟通与交融，以此透视王维生命中的另一个真实的方面。这虽然也是对历史的一种还原，但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研究在情感、审美方面极其强调研究主体的积极参与，强调研究主体从自身的境况出发，以自身的独特经历来深入体会研究对象的生命状态与情感状况，不完全是对客观历史的真实还原。或许正是出于这一研究目的，他在研究的过程中并不能、也并不抑制自身情感的积极介入，而是以这种情感的积极介入作为研究切入的独特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尽力凸显王维研究中较为独特的一面。[4]24―26

吴先生对志清研究特征的把握非常准确，志清教授在《纵横论王维· 绪论》中也提出：“文学研究是一种性情参与的生命活动。”“我极其欣赏东晋郭象注庄子的学术创造精神，有意地误读，通过‘注’的形式来阐明自己的思想，对庄子哲学进行创造性的剔发，其注之本身就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哲学理论系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志清教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既非我注六经，又非六经注我，而是基于研究客体但又将自己代入的研究路径。陈铁民说王志清研究王维是一种性情参与的解读，他全身心地亲近王维，进入其心灵深处。张明非评价王志清的王维研究给人印象最深、最打动人心的还是作者思接千载，走近王维内心世界的卓有成效的努力。身临其境，如对故人，以诗心去感悟诗人的心灵，用诗化的语言去解读诗人的作品，将理性的思考、感性的体验、审美的激情融为一体，从而不仅在研究的结果更在研究的方法上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从这些评价，可见学界对志清教授的研究方法和相关创见的认可。

钱理群曾说，做学问不能爬行在文献材料上面，而是要从文学材料上直立行走。这就要求把文献材料研究变成方法论，超越史料本身。志清教授在文章中对中国古代的文论如《诗品》《文心雕龙》《昭昧詹言》等的引用固然随手拈来，对外国的理论也非常熟悉，文章中黑格尔、马克思、费尔巴哈、卡希尔、荣格、莱辛以及斯蒂芬· 欧文等人的理论亦随处可见。他借助这些理论，很好地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比如其《李白金陵怀古的原型意义》一文，用荣格的原型批评理论解释文学史上同类经验被不停复制的现象，使得研究具有横跨中西文化的意义，既深化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史某一现象的认识，又印证了荣格的理论，理论与文学现象相互印证，相映成趣。又如其专著《盛唐生态诗学》综合运用文化生态学、比较文学、发生学和原型理论等理论，将方法论与理论本身杂糅在一起。其《盛唐生态诗学· 绪论》说：“我们所说的‘生态思维’，不仅是自然观，也是社会观和哲学观，是以社会、哲学的观念来研究生态的系统。既是方法，又是思维，而且还是理论本身。”

不难看出，志清教授在文学研究中对理论的选择不分东西，而是采取择善而从的态度。这种兼容并包的态度使其研究具有多重理论来源，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性。事实上，志清教授的文学理论素养深厚，其不仅利用中西文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还从事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他发表了相关论文如《文学批评性情参与的学理依据》《文学批评的现实语境与本土化策略》《中国文学批评的德本精神及本体意义》《魏晋骈赋的文体性质及其美学意义考论》等。志清教授文学研究的理论素养，集中体现在《纵横论王维》《盛世读王维》《盛唐生态诗学》《唐诗十家精讲》及《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几部专著中。这几部著作，呈现了志清教授在文学研究中自觉的理论创新意识，也代表了他的文学理论水平。如果说《纵横论王维》《盛世读王维》是志清教授在具体的研究中生发理论，那么《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研究》则是其独特的文学评论理论的具体验证，也是其学术个性的彰显。

中国传统诗学批评如何现代化，中国传统诗学批评如何与西方诗学批评传统对接，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等一直是当代学人所期望解决的问题。志清教授有开疆拓土的勇气，尝试为中国诗学批评体系的建立贡献力量。他对中国诗学批评的现状深感担忧，将之概括为人性失落、文化失落、文学失语，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就一直处于找不到归宿的无根状态。造成了话语的失范，学语与混语，这种自卑精神状态下的话语从本质意义上说是失语。有感于此，他提出中国诗学的德本精神，“实际上就是希图解决‘传统批评的现代化’的问题”，“其意义并不是想以古人、前人的视阈来提出问题，更不是以一种现成的观点来取代另一种现成的观点，而是试图为中国诗学发掘和寻找一个新的增长点，并存有建构一种新的诗学批评的奢望”。而具体如何建立这一新的批评话语体系，志清教授则认为兼收中西文学批评的各种方法，“在借鉴、吸纳哲学、社会学、道德学和伦理学方法的基础上，融合文学、美学的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5]2―7。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德本精神的提出，体现出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对中国诗学批评的现代化无疑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激情四射的诗性分析

著名评论家秦兆基说：“激情是学理的内动力，王君是个诗人，有着饱满的激情。正因为《纵横论王维》是激情的产物，是血性的文字，其著述便有了一种沛然莫之御的气势和穿透力。”[2]扉页一级作家王美春也说：“其研究的文字里也蕴藉着浓郁的诗情，诗情与思辨相统一，语言独特，表述生动，这在其《纵横论王维》里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诗化的语言论之，诗情与思辨相统一，令人击节赞赏。”[2]扉页这两段评价，都是针对志清教授《纵横论王维》而言的，其实，评价志清的理论作品，人们多喜欢用“激情四射”之类的褒扬。阅读志清教授的所有文章，我们很少能够不为充塞于文字间的激情所打动。有个不是搞文学的同事说，读他的书就像在运动场上。这话很形象。因此，他的文字很活，行文表述简直就是散文诗。

对此，志清教授似乎是刻意追求的，他也颇为自得，认为研究本身就应该饱含感情，他在《纵横论王维· 绪论》中提出：“研究似乎可分为‘客观性研究’和‘主观性研究’两大类，即便是客观性研究，即便是古典文学的文献研究，也不可能绝对排斥因为现实关怀而引起的激情，不应该回避对于现实的关怀。激情诞生于冷静的研究分析，以坚定的理性学理为前提，而激情则正是学理研究的内动力。”在他看来，研究不是简单地呈现历史事实，而应该是在理性基础上富有激情的感受、体会与分析。《纵横论王维· 绪论》说：“王维，是一个内蕴几乎无法穷尽的文本，一个与宇宙息息相通而鲜活饱满的生命样态。在解读王维的过程中，我深切感到非常需要有审美的激情、悟性和灵视的积极介入，也十分注重这样的投入。”他在《王维诗选· 导言》中也说：“殊不知，读王维，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我爱王维，故我享受，我灵秀，我超越。”

基于这样的理解，志清教授主张研究文学应该回归到文学本身，其《纵横论王维·绪论》这样说：“我以为，也许还是诗性的批评比较可靠，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主要不是通过理性的认知和实证来实现，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归文学，让对象的存在‘复活’，以审美和人性之光以烛照，尽最大可能地与对象拉近距离，进入对象个体的心理深处，在思辨的过程中体验盛唐精神的鲜活性，体验王维生命的诗意存在，以感性的描述呈现理性的感悟，而以理性的思考介入感性的体验。”他认为，没有诗性精神，文学研究只是一堆“死墨”。志清教授所研究的对象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其与朋友的促膝谈心，是惺惺相惜地观照，有时，他本人则内化为研究的客观对象，与研究对象悲喜与共。

因为是生命写作，因为立足于文学，又因为其本人就是个作家，具有极好的语言感觉，志清的学术论文才气横溢，词采华丽，可以作为散文诗来读。吴相洲评论《纵横论王维》说：“该书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优美和精到。应该说大多数学人并不注意语言的表达，只是满足于将道理讲清楚，很少对自己的语言进行修饰。而志清几乎是用散文的笔法来描述王维的。他对王维诗歌的解读、描述简直就是一首优美的散文诗，这与王维诗歌本身的风貌具有一种内在的和谐，令人在伴随着作者对王维诗歌进行重新解读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种极为形象、优美的文学体验，加深对王维诗歌风貌的感性认识。”[2]扉页诗性的语言与富有激情的研究相得益彰，共同构成其文学研究中富有个性的特征。而这种语言风格，在他的《王维诗选》《白居易诗选》对诗歌的分析与鉴赏中也能够体现出来，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分不清其为诗歌鉴赏，还是散文写作。读者在欣赏所选诗歌的同时，也在感受着赏析文字之美。因此，可以这么说，志清教授的文章得益于他的语言，因为语言很有特色，相当可读，加之其思想特别活跃，很有锋芒，往往收到很好的阅读效果。

其实，这种语言表现的追求正缘于一种苛刻。志清教授似乎有一种“改稿癖”，对自己的文字向来要求极严。他的自我评价是：“生活可以简单马虎，但文章决不能如此。”清代袁枚《遣兴》曰：“爱好由来下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似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志清教授正可谓袁枚的隔代知音。即便是一次讲座、一节课，志清教授都不愿意重复自己，每次讲座，都是新做的PPT。《纵横论王维》早在2001年就已经出版且获得很高的赞誉，2006年被列入“古代文学专业复习参考书目”，在北大中文系等网站广为流传，然而志清教授却对旧作不太满意，重新增补修订，其修改幅度非常之大，他在《纵横论王维》“再版说明”中写道：“岂止是修订，简直是重写，几不亚于重写。”据说，又有出版社邀请他修订重出了，不知他又将使出怎样的解数。

最近，在网上看到著名学者王兆鹏指导的研究生的研究结果，“新世纪（2000―2015）以来国内唐诗研究的高产作者”排名，王志清排名第三。志清教授正是2000年进入高校的，可见其研究成果的卓著。他完全是因为兴趣而走上学术道路的学者，也一直以研究与写作为乐事，其研究追求及其特色与学院派不太一致，而其大胆怀疑的求索精神，奇妙独特的研究切入，创作理论的互为生发，常常较一般学院派的学者别具只眼，也使他的学术研究具有极其鲜明的学术个性，这也为学术提供了很多新的增长点，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活力。另外，志清教授论文写作中富有诗情的文字表述，也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范本，使研究文字本身具有性情，具有审美性。笔者认为，王志清教授对学术的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