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黎明

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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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9年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表现出值得重视的新特征；逆全球化不仅被用作霸权主义、国内政治纷争的工具；还被用作表达重建利益格局诉求、对国际治理表达不满的方式和手段。中国不仅提供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方式，而且高质量供给全球化发展的公共产品，积极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充分展现了应对持续发酵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大国责任和担当。

【关键词】逆全球化 霸权主义 中国智慧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经济全球化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大势，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全球化红利增长放缓、红利分配不公，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治理赤字增加，都会激发逆全球化思潮。2019年，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以中美贸易摩擦、日韩贸易冲突，久拖不决的英国脱欧为代表，逆全球化思潮呈现出与国际地缘政治和国家治理错综交织的态势。应对持续发酵的逆全球化思潮，既需要稳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需要加快完善国际治理。

2019年，逆全球化思潮持续发酵，呈现出四大新特征

全球化曾广泛地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引领全球化成为大国引以自豪的国际担当，主动融入全球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国民经济发展的大战略。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诱发因素。2019年，逆全球化而动的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严重拖累世界经济。据WTO的研究和预计，2019年全球经济可能会创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增速，其中欧洲实际GDP增速为1.2%，较2018年放缓0.6个百分点，日本经济预计今年增速为0.7%，较去年放缓0.1个百分点，中国、印度、俄罗斯、东盟经济增长均有所放缓。2019年持续发酵的逆全球化思潮呈现以下新表现和新特征。

第一，逆全球化被用作霸权主义的工具。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当今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主要制定者，也曾是全球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引领全球化作为“实现美国优先”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日益抢眼的表现，日益增加的国际影响被美国视为对其霸权的威胁；美国因与他国发展成就相比的相对实力衰退引发的战略焦虑，试图凭借依然强大的经济科技优势打压和遏制中国，迫使中国就范接受危害中国经济主权的条约，进而维护和保持世界霸主地位。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与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经济体的贸易争端，无一不是其实现霸权的工具和手段。曾经的全球化引领者出于维护霸权的考量，以逆全球化而动的经济代价作为要挟对手的筹码，频频挑起贸易摩擦，掀起逆全球化的潮流，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在世界格局调整中的新表现。

第二，逆全球化被用作国内政治纷争的工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运行服务于经济发展。不同政治势力为了经济发展、为了人类共同的前途和命运而摒弃政治分歧，谋求政治共识不失为一种政治美德。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党用政治诉求绑架经济发展，将逆全球化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将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失误作为政治攻击的手段，试图用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失迫使政治对手就范。日韩两国围绕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纷争由来已久，两国当局也曾为了经济发展而暂时搁置分歧，为谋求共识而煞费苦心；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声势的增长，强化了执政当局顺应和利用“民意”实现政治目标的冲动；2019年日韩两国的贸易争端背后，有着执政当局将逆全球化之举作为政治纷争工具的考量。英国国内虽早就有脱欧和留欧的意见分歧，但两大政党过去一直将推动脱欧之举排除在政治工具箱之外；自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将脱欧公投作为政治工具以来，英国脱欧就成为既撩拨英国政治神经也困扰欧盟的大事；2019年围绕英国脱欧而滋生蔓延的逆全球化思潮，显示出逆全球化愈发强大的政治工具之效。

第三，逆全球化被作为表达重建利益格局诉求的手段。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更多地体现了资本的意志，全球化红利的不公平分配不仅带来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而且带来发达国家内部精英群体和平民群体的分化。精英群体往往是全球化中获益的一方，平民群体是利益受损的一方，平民群體反对全球化，反对精英主义，不仅滋生了逆全球化思潮也滋生民粹主义思潮，逆全球化之举正成为弱势群体释放不满情绪，表达重建利益格局诉求的方式和手段。英国“最支持脱欧地区”居民的年收入比“最反对脱欧地区”要少40%，脱欧的坚定支持者一般是不能适应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支持脱欧是他们对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不满的情绪化表达，也是对利益格局重建的期盼。法国总统马克龙为履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气候协议》，于2018年将柴油税每公升上调6.2%，引发了始于2018年11月17日且蔓延到欧洲其他国家的“黄背心”运动；2019年，“黄背心”运动持续发酵升级，对法国、对整个欧洲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的危害。从“黄背心”运动表达的“要生活而不要苟活”， “明天属于我们”等期望，提出的“要生存，要购买力”的“愤怒诉求”，打出的“要社会正义”，“起义，砸碎资本主义”的口号来看，它不仅是全球化中失意群体的“呐喊”，更是重建利益格局的呼声。

第四，逆全球化成为对国际治理表达不满的方式。全球化的深入推进，有赖于广泛认同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2019年，美国特朗普政府借言美国利益受损，把“一言不合就退群”推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中美贸易磋商中出尔反尔，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单方面废除奥巴马政府与古巴签署的和平协议，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启动退出《巴黎协议》程序等单边主义行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昔日的全球化领导者，当今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重要建构者自私自利的本性。特朗普政府种种单边主义行径，并非真如其所言美国利益受到损害，而是在当今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在美国相对实力衰退的条件下，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既有的国际治理格局已经不能满足其自由主张霸权的需要。世界“苦美”已久，发展中国家受不公平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与规则的压制已久；倡导多边主义，加强国与国之间的沟通协商，积极完善国际治理，正成为越来越广泛的国际共识。

深刻认识逆全球化思潮滋生蔓延的五大动因

马克思认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同时产生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应对之策，既蕴含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矛盾冲突之中，也蕴含在二者的对立统一之中。全面剖析逆全球化思潮的动因，深刻认识逆全球化思潮最新表现与特征，既是在逆全球化思潮中保护自身利益的现实要求，也是推进全球化健康发展的前提。

第一，霸权国家的自信缺失滋生逆全球化思潮。逆全球化思潮并非是全球化的利益受损者、全球化进程中的落后者的专利，全球化引领者担心引领地位的丧失，霸权主义者对霸权衰弱的焦虑，正成为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最主要的诱发因素。二十一世纪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一些曾引领全球化发展的自私傲慢者对此多有担心和不快。傲慢与偏执侵蚀了养尊处优的全球化引领者，他们不仅对全球化的动力从主要是资本驱动向资本和科学技术协同驱动的转变反应迟缓，而且对科技创新驱动的新经济快速发展缺乏敏感度。后发国家的崛起，发达国家发展速度放缓，都导致发达国家的相对衰落，使全球化昔日的引领者继续保持引领地位，霸权者维护和实现霸权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当其将保持引领地位和实现霸权的“不尽如意”简单地归咎为全球化，自然也就滋生和萌发逆全球化思潮，将逆全球化作为迫使后起竞争对手就范的工具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二，发展缓慢引发的发展焦虑滋生逆全球化思潮。近年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引发深刻的产业革命，为后发国家创造了加快发展、弯道超车的机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日益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文化传统、国家战略设计、国家治理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了不同国家在适应产业革命、捕捉发展机遇能力等方面的差异。与一些适应变化能力不强、捕捉发展机遇能力弱而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缓慢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以中国为代表的善于学习、善于发现和把握机遇的国家实现了快速发展。一些具有地缘政治野心，期望在全球化中取得抢眼表现，在国际舞台上“大展宏图”的国家，不仅缺乏从自身发展中去寻找发展迟缓原因的勇气和能力，反而将适应能力弱、发展迟缓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全球化的影响，期望和现实的反差、发展缓慢引发的发展焦虑也就成为逆全球化思潮的诱因。

第三，全球化进程中被掠夺者的觉醒滋生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在拓展参与者资源配置空间，给参与者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参与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面临更大的发展风险。不同经济体之间存在适应全球化发展的能力差异，全球化发展的红利也并非是在各参与者之间公平分配，国际竞争导致全球化参与者之间两极分化的趋势的确是一种客观存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先发国家将全球化作为掠夺后发国家的工具和手段，抢先占据全球化的价值链高端，抢先占据全球产业布局的优势环节，力图形成和强化少数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中心—外围”结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因对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估计不足而发生战略失误，形成并不断深化对发达国家的发展依赖，甚至是丧失经济发展主权。认识到全球化风险和负面效应的经济体，一旦简单地将自己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被掠夺的原因归结为全球化，试图通过与全球化脱钩而保护自己的发展利益，逆全球化的思潮也就得以滋生和蔓延。

第四，國家民族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引发逆全球化思潮。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扩张和反扩张、掠夺和反掠夺、侵略和反侵略的斗争，在一些国家、民族之间留下了悬而未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经济社会发展、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给处置和应对这些历史遗留问题增添了新的变数。全球化进程中，在一些原本有着紧密联系的经济体之间，由于内外条件变化打破了应对和处置历史遗留问题的力量平衡，导致民族主义、甚至是民粹主义抬头，使原本搁置的争议被再次挑起，达成的共识被打破，进而做出逆全球化而行的过激举动，并在更大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形成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是摆在日本和很多亚洲国家之间的一道墙；日本和东南亚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也曾形成了“政冷经热”的局面，但解决历史问题上的变数成为这种局面沦为“政经双冷”格局的风险。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和韩国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纠纷和争执频发，双方外交对立持续加深，在2019年掀起了一股强劲的逆全球化思潮。

第五，转移国内矛盾和政治压力引发逆全球化思潮。一些实行多党制的国家，或是为了转移民众对国内矛盾冲突的注意力，或是出于政治竞选的考量，大打民族牌，将逆全球化主张作为政治工具，故意制造逆全球化思潮。美国是西方世界最晚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强资本弱劳工、收入分配严重不公平、社会严重不平等是美国社会的痼疾。“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反对1%的人口占有社会99%的财富的口号，形象直观地体现了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并未真正关注贫富分化、社会不公平等现实问题；面对中低收入民众强烈不满，面对棘手的国内矛盾，通过煽动民粹主义、采取霸凌主义等方法，把责任推卸给他国、挑起贸易争端，掀起逆全球化思潮，既能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又能转移国内公众视线，也就成为特朗普政府的“理性选择”。

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平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响应者和参与者。尽管逆全球化思潮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良影响，我们党仍一以贯之地倡导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红利分配更加平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一，倡导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和新方式。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以对话协商、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推动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是坚持在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基础上推进大国协调合作，促进既有国际秩序调整、国际规则完善朝着更加公平公正方向发展；二是深化与周边国家亲诚惠容的关系，以彼此尊重、谈判协商、互谅互让为基本原则妥善处置邻里纠纷，是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的世界典范；三是秉持正确义利观，既坚持“先义后利、以利见义”，又坚持“以义促利、以利强义”，以真实亲诚的具体行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逐步消除发展中国家对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对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的担心和顾虑，以化解全球治理赤字的实践成就昭示人类的美好未来。

第二，高质量供给全球化发展的公共产品。在逆全球化潮流持续发酵的背景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海合作组织等体现中国智慧、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新型国际组织稳步运行，为应对逆全球化潮流的冲击，促进全球化健康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一是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契机，以方便更多国家搭上中国快速发展的顺风车，深化“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搭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公共平台。二是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和建设，为深化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提供新纽带新载体，搭建全球经济互惠合作健康发展的新平台；及时总结和推广试点经验，为世界提供顺应全球化发展和抗击逆全球化思潮的中国经验。三是维护和完善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以稳步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成果回击贸易霸凌；全球化成果展示与逆全球化后果彰显并举，为全球化健康发展供给营养剂，为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供给清醒剂。

第三，支持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一度遭受不公平待遇；自我发展能力不强，更是强化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红利分配中的不利地位。在当今世界经济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新趋势下，广大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工业化发展不足的严峻现实；如不尽快跨越数字鸿沟、加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被“锁定”在不利地位的现象将更加恶化。中国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坚持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个别领域已经实现了国际领先，积累了豐富的发展经验。一是因时因地制宜，对发展中国家予以资金、技术支持，帮助其建设和营运基础设施项目、产业发展项目，给予其市场开放的优惠，全面展现大国责任和担当。二是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借助日益雄厚的经济实力，利用个别领域国际领先的技术优势和发展优势，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建设，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反映和体现发展中国家公平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诉求，为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新兴领域的赶超发展创造条件。三是与形形色色的单边主义和贸易霸凌做坚决的斗争，积极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努力为发展中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作者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的理论意蕴研究”（项目编号：19FKSB04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②《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9年11月6日。

③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