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红

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发生，人们把它们与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认为是所谓“逆全球化”的最重要事件。展望2017，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是否正在远去？中国又该如何应对？

“去全球化”为什么会产生？

尽管在学术界，全球化可被追溯到哥伦布航海时期，但显然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全球化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即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全球普及化。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发展形态上，又堪称某种程度的“美国化”所反映的世界潮流。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全球化属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进步，即“国民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其深度和广度存在发展阶段性特征。而若考虑冷战结束这个历史命题，全球化又是“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的普及过程，堪称“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市场化”。而依据康德的“市场主义”与“民主主义”相互依存的传统理论，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又将之进一步引申为“民主制度的全球化”，即全球市场模式的普及，必然带来全球民主制度的推进。

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之前，全球化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在全球创造了经济增长的“正和”奇迹，参与全球化的国家普遍享有低通胀、高增长，高技术产品迅速普及，人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然而，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过程中，由于部分发达国家未能履行减小贫富差距、实现均衡有节制发展的责任，对本国过度扩张的金融机构也缺乏有效监管，致使掠夺性占有和开发以及金融危机的影响随着全球化进程迅速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美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但，全球化所表现的全球大竞争特质，令美国难以依据“华盛顿共识”正面且明确地提出构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伟大构想”，不得不结合企业活动的全球化，提出构筑“21世纪世界经济秩序”。企业活动的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深化，扩展为一种全球浪潮。信息技术革命，实现了全球信息、商业交易的同时，加速了全球化进程。特别是，金融交易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瞬间完成，使巨额资金的国际移动活跃，全球金融市场相互联动，金融机构彼此渗透，跨国金融产业快速发展，增添了世界经济的活力。国际金融的全球化在带来世界经济活力的同时，也成为扰乱各国金融制度、外汇汇率稳定的重要因素，以至于在冷战结束后的短短20年内，引发了多起货币、金融危机。

2008年，以美国为震源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范围内又刮起了一股“灰色贸易保护主义”旋风，并形成了一种反全球化的政策思潮。自当年秋天开始，印度、俄罗斯、欧盟、美国等国相继推出各具特色的保护政策。“反全球化”迹象暗流涌动。

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开始崛起。美国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主导的美元体制、欧洲整合模式及其支撑的地区单一货币（欧元）体制，乃至以“日本制造”为支柱的“日本式经营模式”不断暴露败絮，遭到怀疑，世界力量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经济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形态，乃至民主样式更趋多元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呈现“市场经济不一定必然带来民主化”，“全球化也不一定必然是美国化的新情势”。全球化及其目标也表现出多样性、多维性和多元性新趋向。

未来全球化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回顾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历史，每一次危机总是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告一个时代的开始。在冷战结束近20年之际，美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震源，以霸权主义者姿态在全球强行推行新秩序已不再可能，国际协调型的世界经济秩序成为各国共同的追求。目前，随着新兴国家快速崛起，全球化的第二幕似已徐徐拉开。

令人担忧的是，作为世界级的大国和力量，美欧日等面对全球问题不仅无心构建全球治理体系，反而激化多边矛盾，实施多边牵制，争夺主导权，致使WTO多哈回合谈判搁浅、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难成共识；特别是，日本在德班会议上以核泄漏导致能源成本上升为借口，拒绝履行延长《京都议定书》减排义务。而在金融危机后，美国更是全面走向“地区主义”，圈建TPP，力图主导太平洋地缘经济圈，割裂世界经济增长源。

在全球化“第二幕”中，全球化已发生本质性变化。从基本结构上看，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已从美国的单极集中型，开始转向新兴经济体和资源国崛起的多极化结构；从国家形态模式上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定式不再成立，“市场主义≠民主主义”、“民主主义≠和平稳定”日趋明显；从国际政策协调框架上看，上世纪90年代冷战结构下的G7实现了到G8的转型。G8以及G7财长会议机制明显表现出“功能不全”：美国主导的主要发达国家共治机制已不能适应新兴大国、发展中国家乃至第三世界广泛参与的全球化的新时代，“G20框架”、“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签约国大会”机制，以及“核安全峰会”机制、“新兴五国首脑会议”、“BRICs峰会”，乃至多种地区合作框架等上升为影响全球新秩序的主要舞台，日趋发挥主导作用。

新兴国家群雄并起，预示着发达国家相对地位下降，国际秩序的力学关系出现动态均衡态势。尤其是，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国家的改革主张，受到重视，使世界形成了扼制贸易保护主义，克服危机，共同复苏的正义氛围。

总之，全球化始终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波折和起伏。从积极方面来看，全球化本身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增长，前所未有地使不同国家产生利益交织，各个国家在这个相互联通的网络里形成了更大的相互依赖和更多的共同利益。

只是，在多极化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上升，但霸权主义依然存在，新老帝国都不愿意轻易放权，都在积极寻找机会，抢占全球竞争的制高点。由此看来，全球政策的协调，依然会存在强大的阻力。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近几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中国的发展模式吸引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同时打开欧美两大市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由此，世界投资涌入，贸易大发展，经济大进步。入世后第一个十年，中国经济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速，奠定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基础。入世带来国际社会对中国市场经济的标准性认可，带来对华直接投资，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中国本土市场上的制造业、产业群聚集，进而形成了世界最完整的产业分工体系，还衍生出世界市场一部分的“中国市场”，由此奠定了中国作为产品供给地、世界市场、世界资金供给地，甚至世界资本供应地的地位。这些决定了中国崛起的条件，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基础。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给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中的行动提供了更大的决心和信心。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的G20峰会，为世界经济和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克服“逆全球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促进社会公正、公平。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无法偏废。”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在201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中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中国将持续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鉴于特朗普可能会放弃TPP，中国将大力推动并深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亚太自由贸易区等多边贸易机制合作，推动亚太地区一体化发展。

或许，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世界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将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国家合作也将受全球性挑战而开辟出新的范式和条件。但是，无疑，就目前来看，中国将深刻地影响全球化的未来，中国思想和中国方案将让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