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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的挑战:从特朗普看西方内部的“颜色革命”

2017-01-19张颐武

中关村 2016年12期
关键词:逆全球化精英全球化

张颐武

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中产群体对“新精英”的文化反叛。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带来了西方社会的出人意料的转折。其最大冲击是“逆全球化”的潮流从发达国家崛起,形成了趋势。这股潮流蔓延迅速,冲击巨大,如原来被认为对亚太格局形成整体变化的TPP,被日本等认为是巨大机会,也被其他国家认为会造成新的冲击。居然在其最核心的国家美国无疾而终,就这么弃如敝履。这种变化对很多人都是不可思议的。

本来这一波全球化有一种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优势和经济优势。经济优势是资本主义几百年形成的自由贸易、市场经济。这些要素是一直存在的,只是添加了高科技互联网等。但西方的文化优势并不是像一些人想的仅仅是过去的自由民主等话语。而是由20世纪60年代西方文化巨变的“新话语”。这种新话语成功吸纳了左派的反叛批判进入主流,成了全球文化的主流,鲍勃迪伦获诺贝尔文学奖其实就是对这个新文化主流的最大肯定。

这个新主流文化对西方时尚的文艺青年或高科技等在文化创意,以及科技等新兴领域中的时髦“新中产”还是有吸引力的,也让发展中或新兴国家的这种文艺青年或高科技青年等群体有巨大吸引力,而这些人在社会上参与和表达甚多,形成势力,使得一种让其他人不能质疑的新主流被神圣化。

“新主流文化”创造了无数新的“高概念”,主要有三个方向:

一是跨种族跨国界的全球一体化导向。资本的全球流动却要带动一个各种自由流动的“平”的世界。这个“平”的世界,西方的主导不是仅仅凭着过去的强权实力,而且话语的优势更加明显。“颜色革命”等,一方面是西方的话语吸引,另一面是发达的经济和中产生活的诱惑。

二是慈善环保为中心的社会关怀、环境关怀等超越贫穷的财富浪漫化导向。资本不再是仅仅逐利,而是越大的资本越是慈善关怀、环保情怀的代表。这些年来“财富浪漫化”的走向越来越清晰,慈善、环保、平权等议题都是大亨或大明星们主导,他们比生活有压力的中产更“善良”。西方这些年一直都在进行的是“财富浪漫化”和“资本文化化”的进程。现在进入了对“象征资本”更关注的时代。大亨最厌弃“眼前的苟且”,他们最有能力和方法去倡导追求“诗和远方”,形成对于文艺青年主导的话语的吸引。而一般中产的经济压力和世俗生活争取让他们更不得不拘泥于“眼前的苟且”。如地球变暖等议题就是最核心的象征,原来资本主义才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但现在西方反而把这些问题归结到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让那些国家面临窘境,贫穷被认为是失败,但发展速度快也更被视为环境问题的制造者。而西方则既有经济优势,产业可以转移,你又面临不得不发展的局面,但关于环境的话语又把你变成了糟糕的麻烦。让你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

三是女权、同志、动物权利等崛起造就的边缘主流化导向。女性主义、同志文化、动物权利等形成了多元的灵活性,让各种边缘群体有了比原来的主流更大的合法性,这些新变化使得使得“新精英”更多元化,吸纳不同劳动力适应全球化。所以好莱坞、硅谷、NBA球星等都是这种全球化的新精英。特朗普的房地产还是传统产业,和这些人大有差别。这种新话语造就的新精英有财富但不炫富,但重要的是文化上的主导,为富不仁变成了“为富太仁”,什么都占着了。

这些话语谁也不能说错,都是对过去资本主义造成的弱势社会或弱势群体的关爱。这让其他社会在文化上也处于劣势。像朱莉这种既成功又关爱难民的,没有人敢说不。而新的互联网造就的扁平正好适应了这些文化“新话语”。

这一切看上去很美,但它的盲点却是原来按照老式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努力的传统中产,如西方的白人蓝领或并不在在高科技领域的低级白领等,这些人是从工业化时代逐步发展的西方原来的下层或中层,随着经济发展成为了中产的主流。这些人数量庞大,是西方社会传统上班族的中坚力量。西方二十世纪之后的发展中,原来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冲突被这样的巨大中产所替代。他们不像西方现在多元种族里的那些快速崛起的少数群体或一些底层人群等,是社会的“新增量”被新精英关爱,而是根本就沉默。“新精英”觉得这些人就是社会基础,无需理睬。没想到全球化让西方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既没有话语权,经济也受损,传统产业外移,来自亚洲等地的竞争加剧。社会上也受到自由流动带来的那些新移民或非法移民的竞争侵扰。而且未来也不可期待,如美国拉丁裔的增长极快,都是民主党的铁票。将来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更边缘,更没有话语权。特别是从伊拉克战争开始的中东西亚的大变局等,出现的都是不可测的新局面,以激进宗教为中心的恐怖对抗,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一波的全球化难以好的对策,其冲击的力道之大之深都让主导这一波全球化的人们束手无策,而受伤最深的却是那些西方中产。如新纳入欧盟的东欧国家可以拉下脸来不要阿拉伯移民,但主导欧盟的西欧国家却不能这么办。要这样的话对其话语权有巨大的冲击。人们会说,你们鼓动人家追求像你们一样,但到了真来的时候你们又不管了。西方的文化优势在这时也是一种经济拖累。这时的传统中产就有强烈的不满。其实是全球化带来的变化让多种族、灵活性强的“新精英”和原有的传统中产区隔了,他们根本不能代表这些人了。

特朗普上台和英国脱欧,就是发达国家的传统中产群体对“新精英”的文化反叛。对欧洲一体这样的大理念,政治正确这样的高概念文化,现在这些人就是不想再玩下去了,跟着你们搞全球化最后搞到我们头上了。这可以说是西方的新精英靠着这一套高概念和高科技在世界上到处“颜色革命”无往而不利,但现在却后院起火,自己最稳固的社会基础在后边不干了。他们却是利用新精英创造的多元的互联网,有效地跨过新精英连结起来,反对新精英了。所以,新精英向来认为互联网造就的扁平和发散的新结构只冲击发展中国家或制度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在别人那里搞“颜色革命”,没想到现在会反噬西方本身。让自己那些以为没用的“沉默的大多数”成功连接,形成了现在“逆全球化”的新局。TPP的溃败和脱欧就是在后院起火的标志。

未来的问题反而不是和西方和非西方的冲突这样简单,而是既有西方和非西方也有西方内部的冲突对世界格局形成巨大的影响,西方内部的“逆全球化”的要求和一些新兴国家或群体对全球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反而上升。这会形成新的世界的巨变。这些都值得思考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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