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勇

亚里士多德曾说：“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

这段话是胡适先生引用过的。在什么时候引用的呢？《跋红楼梦考证》的结尾处。为什么在此处引用这句话，当然是心有所感。因为在关于《红楼梦》的研究方面，胡适和蔡元培意见不一致，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形成了不同派别。蔡元培是索隐派红学的代表，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胡适不同意蔡元培的观点，于1921年发表了《红楼梦考证》，公开向蔡元培宣战，批评蔡元培的索隐“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是猜“笨谜”，所使用的方法和结论“实在没有道理”。次年2月，蔡元培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做出回答，认为自己的索隐“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从那以后，围绕着《红楼梦》研究方面，二人一直争论不休，还引发了一场论战。蔡元培是北大校长，胡适是北大教授，同在一个单位供职，低头不见抬头见，而且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在红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彼此却寸步不让，尽管如此，在生活及工作中，二人却相互尊重，互相支持，所以胡适很感慨，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在《跋红楼梦考证》的结尾。

有人说鲁迅先生睚眦必报，甚至“一个也不宽恕”，事实上，鲁迅的气度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如，1933年，鲁迅53岁，长周木斋整整30年。对于中国文坛中人来说，鲁迅之名，早已可谓如雷贯耳。初出茅庐的周木斋却公然向他叫板，不但将“文人无文”四字反扣于鲁迅的头上，还要鲁迅下“罪己诏”。然而，鲁迅不但没有指责周木斋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不知天高地厚，没有讥笑周木斋以杂文为武器向他“兴师问罪”是“班门弄斧”。对于这个年轻人，鲁迅的气度也不表现为那种“大人不计小人过”式的“原谅”。他甚至将周木斋当做战友，赞赏周木斋的杂文，并与他并肩作战，“此呼彼应”。

世间什么力量最大？忍耐和原谅他人的力量最大。佛陀说：“若不能忍受侮辱、恶骂、毁谤、讥评，如饮甘露者，不能名为有力大人。”以怨报怨只能使事情进一步激化，导致更大的仇怨。反之，胸襟开阔，以德报怨则能很好地缓解人际关系的紧张，更加让人信任和佩服。

笔记小说《寄园所寄》中有一则主考官向考生认错的故事，是对“知耻近乎勇”很好的诠释：徐存斋，清翰林，一介书生，不到30岁，就进了翰林院当编修，朝廷派他到浙江主考，该是何等的年少气盛。阅卷中，他发现一名士子在八股文中用了“颜若孔之卓”这个典，他眉头一皱，拿起笔来，划了个黑杠，批上两个字：杜撰。凡是有主考的不佳評语，考生要到堂上“领责”。这位士子捧着卷上去，一看年轻的主考大人满面愠色，不知该如何应对。但不得不为自己申辩：“大宗师见教诚当，但此语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存斋却颇有点肯于道歉的气度，敢于认错的作风，连忙从太师椅上站起来，“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然后，“改置一等”。这位年轻的翰林，可谓中国科举史上的一次特例。

“高标逸韵君知否，正在冰层积雪时”。只有“闻过则喜”，才能成就“知无不言”。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谁都免不了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委屈和伤害，而且这一切似乎又都是不可原谅的。如果任其发展下去，那你只会在受伤害的泥淖中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但是，如果此时你已拥有一颗开放的心灵，宽大为怀，尽释前嫌，你便会从受伤的泥淖中解脱出来，而重新获得心灵的和谐与宁静。

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为李广没能封侯而抱屈，其实，这与其睚眦必报性格有关。《史记》载，李广被削为平民后，有一次夜间带着随从外出饮酒，归来时路过霸陵亭，霸陵亭尉不让他通行，李广的随从说：“这是前任李将军。”亭尉说：“现任将军尚且不能夜间通过，何况是前任将军！”不久，匈奴犯境，李广被重新起用，他向皇帝讨要亭尉任职军中，到了军中就找了个理由将其杀害。他这一点就远不如韩信，韩信不仅当初能忍胯下之辱，后来发达了，也没有报复曾羞辱他的那个流氓，反而给他封了个小官。

狄仁杰在当豫州刺史时，办事公平，执法严明，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于是，武则天把他调回京城，任命为宰相。一天，武则天对狄仁杰说：“听说你在豫州的时候，名声很好，政绩突出，但也有人揭你的短，你想知道是谁吗？”狄仁杰答道：“人家说我的不好，如果的确是我的过错，我愿意改正;如果陛下已经弄清楚不是我的过错，这是我的幸运。至于是谁在背后说我的不是，我不想知道，这样大家可以相处得更好些。”武则天听了，觉得狄仁杰气量大，胸襟宽，很有政治家风度，更加赏识他、敬重他，尊称他为“国老”，还赠给他紫袍及腰带，并亲自在袍上绣了12个金字，以表彰他的功绩。后来，狄仁杰因病去世，武则天流着泪说：“上天过早地夺去了我的国老，使我朝堂里没有像他那样的人才了。”对于他人的议论，如果太在意，那势必劳神伤身，于事无益。狄仁杰的处世之道，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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