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卫斌

一

“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謬矣。”自古以来，实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道仁政，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治世，既是普通百姓念念不忘的美好愿望，也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还是统治阶级信誓旦旦的一贯主张。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居住分散，历朝历代的官府只顾向劳动人民拉夫征税，坐视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从未对乡村基层实施过真正有效的管控治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近百年间，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导致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迅速凋敝，家族乡社自治自净的内生功能日益衰竭，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广大农民不在辛苦麻木中灭亡，就在辛苦恣睢中爆发，神州古国重演着以毒攻毒的历史悲剧，中华民族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跟一切自私自利的政治集团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不但坐言，而且起行，公开表明建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彻底放弃了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赖幻想，硬是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扎根立足穷乡僻壤，把痞子惰农、化外之民改造成忠实可靠的革命先锋，把盗匪渊薮、蛮荒之地打造成自由光明的红色净土。农村的星星之火由此渐成包围城市的燎原之势，工农武装迸发出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磅礴伟力，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农民粗黑的大手破天荒掌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大印，正式开启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伟大实践。

正如列宁所预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新解放区的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根深蒂固。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前后，有计划、有组织地潜伏了大批职业特务、政治土匪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全国城乡还活跃着众多地主阶级和反动会道门组织成员，并有大量枪支弹药散落在民间。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一反常态，训令党徒“一定要做到组织深入社会的基层工作，渗透广大的民众，在社会斗争之中，改造社会”，怂恿匪众“就地坚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企图在大陆农村发展所谓的“敌后游击运动”，重登所谓的“自由康乐境域”。

人民政府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尽量减少破坏抵抗，工作重心从过去的乡村转向城市，政权建设也是先动上层后动基层。国民党政府滞留下来的军警公教人员几乎被全盘接收，寄生混迹于城市里的各种灰色边缘人物受到威慑，又纷纷遁入郊外乡野、江湖山林，无论是新解放区还是老解放区，自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充斥着阶级成分不纯的人，乡村政权或明或暗不少落在反动势力手里。如河南鄢陵县三区120个村中，有40个村的干部当过土匪。湖北沔阳县二区82个村105名正副村长中，有36名当过伪军。浙江金华安地乡3个村29名国民党员中，除一名年老体弱者之外，全部混上了村里的各种重要职位，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分队长摇身一变，竟成了解放区的村长、民兵队长。

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旧政权的恶劣作风潜移默化，逐渐渗透蔓延到了整个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他们在执行征粮、收税和土改等任务时，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在开展剿匪、肃特和反霸等斗争中，又片面曲解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对立统一关系，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愈演愈烈，盲目乱打乱杀与无原则包容宽大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江苏吴江县黎里区干部李宗文采取野蛮手段，拳打脚踢强迫群众集会、鼓掌，并开枪击伤两名无辜群众。匪患严重的福建建瓯县自解放以来，一年多时间没有处决过一个罪犯。陕西洛川县法院判处一个血债累累的国民党特务十年有期徒刑，县政府行政会议还认为惩罚太重，未予批准执行。安徽灵璧县更是在乡村干部大会上约法三章，规定罪犯逃跑只准追不准打，出了意外要验伤追究当事人责任。

凡此种种不良倾向，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挫伤了广大积极分子的斗争热情，把部分落后群众彻底推向了对立面。1950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严重的春荒水灾，下半年美国又悍然入侵台湾和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各种反动势力认定“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趁机煽惑胁迫群众，掀起了一波紧似一波的反革命暴乱。很多地方的土匪越剿越多，贵州有五分之三的区域失去控制。广西参与暴乱的暴徒中，既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新解放区有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被劫被毁公共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以至于农民“分田不敢要，分房不敢住，生产没心思”。社会各界一时谣诼四起、议论纷纷，福建龙岩县有18个痛失亲人的寡妇联名上书，寿宁县有遇难者的家属抬着棺材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宽大无边” “有天无法”。

二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庆祝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大会上坦言：“人民群众的这种责备是正确的。”郑重承诺：“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10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迅即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进攻。10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和司法机关坚决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从重从快、求稳求准肃清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高级干部会议，强调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残余，既是当前对敌斗争的紧迫任务，也是全党长期的战略任务，并明确了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原则，以及对付反革命谣言的讲、驳、追政策。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专门机关惩治反革命罪犯和人民群众参与镇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具体的量刑标准和锐利的法律武器。新解放区抽调了36万干部下乡驻村，在基层群众中间广泛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深揭狠批反动谣言和错误思想，引导他们合理合法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分田复查等斗争，引起热烈反响。如东北地区群众自“双十指示”发出半年多时间之内，就向政府递交了16万件揭发密告材料。山东淄川县有10多个盲人自费到博山县，联手把一个造谣破坏的地主瞎子捉拿归案。江西民兵和群众抓住了很多政府久捕未获的重要匪首，有的地主恶霸逃了好几个县还是逃不出去。浙江全省25万男女民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令某匪首绝望地向他的上司哀叹，自己不是饿死、冻死、爬山跌死，就是被解放军、民兵打死。

随着群众的斗争情绪持续高涨，镇压反革命运动渐入高潮，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草率行事、捕人杀人过多的情况。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大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参加劳动改造。特别规定对农村中的反革命只杀民愤极大者，以免丧失社会同情，以利保存劳动力发展生产。5月15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谨慎收缩的决议，明确规定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人一定不要捕杀，处决反革命已达人口千分之一的乡村立即停止大批杀人，并将捕人杀人批准权分别收回到专署和省一级。自6月1日起，全国城乡除现行犯外一律停止捕人。截至10月底，羁押的近百万反革命犯和普通犯按照其罪行大小，基本上受到杀、缓、关、管、放的处理。中共和人民政府宽严相济、有天有法，使得社会各界再也无话可说，敌人气焰大为下降，人民正气大有伸张。

第一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效显著，但因时间太短、收缩太快，导致在全国范围内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镇压不彻底。特别是在新区、边沿区，对于历史犯、暗藏的反革命，对于其他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依然存在大面积的法外之地和漏网之鱼。即使是在老区、中心区，对于现行犯、公开的反革命，对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主要敌人，同样存在镇压不彻底的情况。如广东有近千万人口的地区尚未开展镇反运动，已开展的地区大多也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和簡单处理的方式，反动势力并未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中南、华南和华东地区水上人口芜杂，有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借助浑水摸鱼，自区长到乡丁整套人马毫发无损。全国各地的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土匪和恶霸，反动会道门组织利用政府的疏忽和群众的迷信到处串联、有孔即钻，居然一度逆势发展到3000多万。

境内外敌对势力在与人民政权硬碰硬的较量中占不了便宜，转而使出更加阴险的伎俩、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以求一逞。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共同安全法”，专门拨款用于从堡垒内部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美国政府纠合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甚至派遣军机侵入我国领空投撒带菌昆虫，密谋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台湾国民党训练组建了庞大的“战地工作团”，持续不断地从天上空降和水下潜入大陆腹地，实施所谓“渗透即是破坏”的政治反攻。同时磨刀霍霍准备夺取大陆沿海若干县份，建立白色恐怖辐射据点，形成“群众的革命战”与“军队的正规战”互相策应的总体战。蒋介石凿凿有据，狂妄地扬言只要一经对大陆反攻，“凡属大陆上未死的同胞，未死的同志，必将群起响应，对……鸣鼓而攻，这是无可置疑的”。

党内和政府机关中却弥漫着一股松懈涣散的气息，普遍认为残敌穷寇“几条泥鳅掀不起大浪”，天下从此太平无事，更有甚者竟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而堕落变质。农村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也忙着进城市、急于坐机关，热衷于投机倒把搞单干，无所不在的“小老虎” “小苍蝇”，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更直接。如中南地区过半数的乡村组织力量不强，贫雇农优势不足，无力抵挡地主的反攻倒算。松江省五常县151个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中，有48个涉足放高利贷。海伦县全县482户雇工剥削者中，有105户是党员。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涉嫌贪污腐化，9个支书、9个村长中，只有2个支书、1个村长经济清白。吴桥县达观李村党支部自支书以下，4个支委全部加入了“一贯道”，11个党员中只有2个成分纯洁，备受“劣币驱逐良币”的倾轧排挤。

三

毛泽东洞幽烛远，向全党全社会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要上反革命的老当。”周恩来也严正指出：“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各级党政和政法机关改变过去那种零打碎敲的做法，加紧了对镇反不彻底的地区和方面进行补课，加强了对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从1951年11月到1953年5月分两个阶段，以水上、山区和行政“三不管”边沿地带为重点，由浅入深集中打击五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帮头把头;以一村一乡为单位作试点，由点到面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从1952年8月初到同年11月底，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区分3期，开展了一场针对制毒、贩毒和运毒罪犯的专项破案行动，随后又在农村全面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存毒。

政法机关进一步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密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颁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被管制分子，任何人均有监督及检举其不法活动之权。8月11日又颁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农村应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协助政府防奸、防谍、防火和防盗，检举、监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1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民兵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凡乡（行政村）均须建立民兵队部，县、区建民兵基干团、营，协助军队保卫地方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1953年4月25日，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提出，农村应以乡为单位逐步建立调解委员会，基层法院应普遍建立巡回法庭和一审陪审制，建立与加强人民接待室和值日审判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在此期间，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三反”、新“三反”运动，针对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及农村整党建党和水上民主改革等运动，也在大张旗鼓地逐次展开，集中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积害污毒。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不能因领导重点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而减弱放松对农村和土改工作的领导，应精密掌握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土改之间，领导注意力的分配和重点转移的时机。凡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积极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农业互助组和农村合作社，走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设立农村工作部，硬性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农村基层干部不能抽调过急过多。

党和政府刀刃向外又对内，边打、边稳、边建，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与整个社会治安工作互相促进，各条战线先后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到1952年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寿终正寝，帝国主义“以华制华”、台湾蒋帮“反攻复国”的阶级基础土崩瓦解。1953年7月2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打谈谈、机关算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认输，国内反动势力挟洋自重、狐假虎威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到1953年底，全国已有2.78亿选民参与了民主普选，建立或重组了2116个县级、22万个乡级人民政府，农村基层政权趋于稳定。已有4790万农户自愿组织起来，建立并发展了近千万个劳动互助组、1.5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初具规模。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结束后，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计划地开展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推进我国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富强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国家在财政极端困难、工业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大幅降低农业税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兴修农田水利，改良推广新式农具和农技，扶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广大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利益，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明显增强，主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捍卫革命胜利成果的行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黑恶势力在农村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遭遇了村村鸣锣、人人喊打的灭顶之灾，中华大地出现了和谐善治局面。

（责任编辑：巫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