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 张 红 汤伦虎

今年10月23日晚，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110情指中心接到报警：镜湖区殷家山社区一家饭店老板的摩托车被人骗走。

接警后，镜湖分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经了解，一小时前，两名男子来到饭店说要吃饭。店主王某让客人点菜时，其中一名男子对王某说：“我要接一个朋友来吃饭，借你的摩托车用一下。”王某犹豫了一下，但看到仍然有一人留下，便将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对方。谁知，男子有去无回。

这辆摩托车购买不到两个月，购买时价格8500元，且车上后备箱里有2400元现金和王某的身份证、银行卡、存折、车钥匙等物品。面对民警询问，留下的那名客人自称叫万某，一脸无辜。原来，当晚，万某在路上碰到那名嫌疑男子，对方主动与其搭讪，说是万某的朋友。万某依稀记得有这么个朋友，但想不起来对方的姓名和住地。见对方十分热情地要“请他吃饭”，万某没有推辞，随该男子来到这家饭店。至于嫌疑男子接什么人、为什么把店主的摩托车骑走，万某都不得而知。

民警调取案发现场周边及道路的视频监控发现，嫌疑人将摩托车骑走后，进入扬子巷小区，再也没有出来。民警来到扬子巷小区进行摸排，在小区内一家旅馆门口发现被骗摩托车。经了解，骑摩托车的男子正在客房睡觉。民警立即进入房间将犯罪嫌疑人控制。经审，犯罪嫌疑人樊某，芜湖本地人，曾因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回归社会后，樊某游手好闲，囊中羞涩，又打起盗窃、诈骗念头。案发当晚，樊某在街上遇见万某，谎称“请吃饭”，将其骗到一家饭店，并借口“接人吃饭”将店主的摩托车骑走。

意见分歧

民警在办案过程中，对于樊某的行为如何定性，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樊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樊某通过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段，骗取受害人信任，从而轻而易举地将摩托车转移到自己手中，其采取的手段是隐瞒事实真相，符合诈骗罪特征。

第二种观点认为，樊某的行为构成抢夺罪。理由是：樊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借用”为由取得受害人信任。其诈骗行为只是一种手段或表象，为后来抢夺行为能够顺利实施打掩护。本案中，摩托车这一财物所有权的转移是行为人樊某抢夺的结果，违背财产所有权人的意愿，是一种抢夺犯罪行为。

法理分析

鉴于以上不同意见，经过分析，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樊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具体理由如下：

犯罪行为的方式，决定犯罪的具体性质。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财物被夺时，被害人能意识到财物损失的表现。本案中，受害人王某因为麻痹大意，仅通过一面之交“相信了樊某”，当对方提出“借用摩托车接人时”，将自己的摩托车交给樊某。王某只是让樊某暂时使用并保管摩托车，并非基于错误认识将摩托车交付给樊某。而樊某轻松拿到摩托车，并非从王某手中抢夺而来，从而不构成抢夺事实。

本案符合诈骗罪的特征。我国刑法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对于实施诈骗的嫌疑人来说，是用隐瞒事实真相或虚构事实的方法欺骗受害人，致使受害人上当受骗。第二，对于财物所有人来说，是对这种虚假的事实产生错觉，信以为真，“自愿”对自己的财物作出处理。这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樊某利用欺骗手段迷惑了受害人王某，使王某“自愿”将其摩托车交给自己“使用”。王某的目的是为了让樊某“借车接人”，并非是对摩托车所有权进行处理。而樊某精心策划，用这种方式使得摩托车到手，为实施诈骗创造了条件。

本案的特殊性在于，犯罪嫌疑人樊某在诈骗行为过程中，既有隐瞒事实真相骗取他人信任的因素，也有乘人不备公然夺取的行为。首先，樊某为了非法占有受害人王某的摩托车，借口“接人用一下”，并故意让万某留下充当“见证人”，以至于受害人产生错觉：“对方有朋友留下，摩托车不会被骗。”实际上，樊某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被害人的信任，使用欺骗手段为自己最终实施诈骗创造条件。其次，被害人王某将摩托车交付给樊某是出于“信任”，而樊某利用这种心理达到诈骗目的。所以，本案不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樊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被害人摩托车骗到手，其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目前，经公安机关审查，本案中犯罪嫌疑人樊某因涉嫌诈骗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原载人民公安报）

诈骗罪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隐瞒用途”不当然地构成欺诈。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借款人向贷款人去借钱时，必须明确的告知其借款的用途，不告知就是隐瞒事实真相，就构成欺诈。从罪刑法定的原则出发，以没有告知用途认定欺诈是不可以的。当然，如果贷款人要求嫌疑人告知用途，那么嫌疑人就不能隐瞒。

“改变用途”不当然构成欺诈。最高法院2001年8号《纪要》中在“要严格区分贷款诈骗与贷款纠纷的界限”一节中十分明确地讲到：对于合法取得贷款后，没有按规定的用途使用贷款，到期没有归还贷款的，不能以贷款诈骗罪定罪处罚。这就告诉我们，改变了贷款用途，是不能以此认定为是欺诈的。这个“纪要”所反映出的立法初衷应该同样适用于集资诈骗罪的认定。

“未声明负债”不当然构成诈骗。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中确有“隐瞒事实真相”这一条件。但此处隐瞒事实真相应该是指隐瞒了“有义务告知的事实真相”。首先这一真相应该是嫌疑人在和贷款人签约时应当披露的一个内容。其次，这一真相的内容应当足以影响贷款人做出是否借出钱财的判断。事实上，很多贷款人并不在意也不需要知道嫌疑人是否有负债，他也不需要嫌疑人跟他说这些东西。贷款人在意的往往都是嫌疑人是否提供了有效担保，是否具有还款的能力和保障。既然贷款人不要求声明或告知负债情况，就不能说借款人未声明未告知就是隐瞒事实真相。

在贷款人明确要求告知负债的情况下，借款人的未告知也不当然地构成诈骗。这其中同样存在着因果关系的问题。诈骗犯罪中的诈骗行为与被害人做出错误的判断，“自愿”将财物交给行为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在集资诈骗案中，虽然借款人隐瞒了负债的事实真相，但并没有影响出资人决定是否同意借钱，此时的“隐瞒负债”就不能成立刑法意义上的诈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