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智强，庞秀成



副文本生存状态下的林语堂译论话语

冯智强，庞秀成

（天津外国语大学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译论话语是译者思考、解释和表述翻译活动的言语方式。而中国译论话语多以副文本的形式存在，有着自身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人们以何种方式接受、传播和消费副文本所强化的主文本。林语堂著译作品中的副文本包含着的丰富的译论话语，代表了中国译论话语生存状态的基本特色。从翻译本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到翻译原则、翻译心理和翻译伦理，林语堂都通过副文本表达了独到的见解。由于他的译论话语主要以副文本形式存在，借助副文本理论，并辅以话语分析的方法，能够揭示其主副文本之间以及副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其翻译思想。

林语堂；副文本；译论话语

一、引言

如果说泰特勒发表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1790）开启了西方译论追求全面、系统、宏大的译论方式，中国译论的话语方式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译论话语的真知灼见多散见于语录、评点、杂感、译序、跋语、后记、随笔、书信等。法国文论家热奈特称这种附属于主要作品（主文本），并在主要作品之前、之后或同时出现的话语文本为副文本（paratext），可二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和外副文本（epitext）。副文本的功能是在正文本和读者之间起着协调作用的、用于展示作品的一切言语和非言语材料，它的形态主要包括标题（含副标题）、笔名、序、跋、附言、导语、前言、后记、扉页或题下的题辞（献辞、自题语、引语等）、图像（封面画、插图、照片等）、注释、附录、版权页等随书一同出现的内副文本，也包括访谈、对话、书信、日记、书评、书刊广告等外副文本。副文本也可以简要定义为“使文本成为书，同时作为书呈现给读者或公众的文本”（Genette，1987：1）。热奈特的副文本概念有助于研究中国译论话语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化过程。

中国译论话语这种副文本存在传统一直持续到当代。同中国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话语一样，中国译论话语具有“语贵简要”这一特点（罗新璋，2009：16），如采用笺注式、诗性感悟的方式，以凝练、含蓄、闲散、率性等为显著特征，与西方“体大构严”的传统有别。原因在于这种话语的存在方式是对应主文本而存在的。彦琮（557-610）的《辩正论》可视为我国第一部翻译专论。然而，翻译史上影响深远或重要的译论却多以序的形式出现，即便不是如此，也处于附属和伴随的地位，如道安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五失本，三不易”）之于《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周敦义的《翻译名义序》（“五不翻”）之于法云的《翻译名义集》，魏象乾的《繙清说》（“正”译论）之于满文的《孟子》，马建忠的《拟设翻译书院议》（“善”译论）之于“奏议”要旨，严复的《译例言》（“信、达、雅”）之于《天演论》，傅雷的《〈高老头〉重译本序》（“神似”论）之于《高老头》，钱钟书的《林纾的翻译》（“化境”论）之于林译小说等。宋淇与傅雷、钱钟书、吴兴华等关于文学翻译的书信往来可谓译坛佳话，其间的零金碎玉尚需有见识的学者挖掘整理。由此可见，中国翻译话语大多是以吉光片羽似的零星片段形式散落在序文跋语之中，并基本呈现为“译人在序中谈译”的特点。即便是罗新璋的《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也是将译论话语寄居在序言之中，形成了一种“无序不言”（王宏印语）的现象。就连林语堂全面阐述其翻译理念的《论翻译》也是一篇序言。这些珍贵的译论话语又因其存在方式、话语方式、传播方式以及对西方分析式、实证式与逻辑式话语的推崇而被边缘化。因此，发掘、整理和探讨这些处于文本周边的译论话语对于打破中国译论话语在国际翻译研究舞台上长期以来的失语状态，改变西方译论话语“一言堂”的现状，加强东西方译论话语之间的对话，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副文本中还保存和隐含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一直以来却被广大读者，特别是研究者所忽视。

一部翻译史就是一套翻译话语，记录着翻译场域中已经和因故未曾发生的变化，归根到底就是翻译思想研究的历史（Pym，1998：5）。作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著名翻译家、作家和跨文化使者，林语堂的著译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译论话语，具有独特性，从副文本角度观察则更能彰显其学术价值。本文以林语堂中英文著译作品中的副文本为对象，借助话语分析方法探讨其译论话语的思想以及正副文本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林语堂译论副文本的存在状态

林语堂的作品大体分为中文、英文和译作三大类别，中文作品主要包括早期及晚年的散文随笔，为数不多的几部英译汉作品主要是他的早年之作，而英文著译作品多产于旅美期间。无论哪种文本形态都包含着丰富的插图、序跋及注释等副文本材料，与正文本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作品的传播宗旨。乐黛云（2015）曾经慨叹7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大大超过20世纪30年代，但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在国际影响上可以与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相媲美的著作，中国人自己写的新书没有一本可以取代他。这是值得我们正视和深思的重要问题。

1 林语堂的主文本

林语堂的书写方式几经转变，从最初的中文创作转变为以英文著译为主，使其蜚声国际文坛。从早年的英译汉阶段到后来的汉译英阶段，再到海外数十部英文创译阶段，林语堂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语言工具到文化思想、由文学输入到文化输出的过程。从文言到白话，从汉语到英文再到汉语，他给世人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著译作品，其中有以《翦拂集》、《大荒集》、《行素集》、《披荆集》、《无所不谈合集》为代表的10余部中文作品和以《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为代表的30余部英文作品，还有以《浮生六记》、《卖花女》、《东坡诗文选》为代表的英汉对照形式的汉译英作品。

林语堂的作品题材与体裁可谓包罗万象，囊括了从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到通俗文学乃至历史人物等诸多题材，有散文、小品，小说、戏剧、传奇、传记、演讲以及诗词歌赋等众多体裁，立体、多维地展示了中国人生活的艺术与人生的智慧，也展示了林语堂的中西文化观。他的“逆向翻译”（inverse translation）将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誉为集东西方智慧于一身的“真正的世界公民”和文化大使。通过跨语际实践他为中华典籍和学术外译树立了典范。他的汉译英作品在中译外的洪流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起到了解读和图解中国文化的作用。从宽泛意义上说，其编译作品本身就是“中华外译”的副文本。

2 林语堂的副文本

朱志瑜（2016：29）曾将翻译副文本大略分为两类：一是与原文内容相关，不涉及翻译策略方法，包括导读性的背景知识和译者对文本的解读或感想；二是与翻译相关，主要解释翻译方法或困难等翻译问题。设想存在一种单纯的副文本形式，这种文本或与主文本的内容、理解或机缘相关，或与译介主文本的策略、方法相关，或与反思译介中的文化冲突和困境等相关。实际上这两种文本话语常常交融在一起，而且副文本的功能也不只有这两种话语，还涉及主文本的制作条件、手段、方法和效果等。因此，妥善的二分方法是将两者分别称为译作导向的副文本话语和翻译行为导向的副文本话语。这样可以开放地容纳其他功能的副文本话语。而林语堂著译作品中的副文本则是两个类型副文本话语的交融，内容有交叉，既有对作品内容的解读，又有对翻译问题的探讨。

林语堂集翻译、创作和研究于一身，对所选译的作品同时进行了研究、分析、考证、注解、说明，并以前言、序言、注释、导读、标题、副标题、插图、表格及照片等多种副文本形式呈现给读者，从而实现了译者、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为中国文化的跨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相对于中华文化译著这个主文本来说，他又是副文本的生产者。这些看似累赘拖沓的副文本在客观上起到了导读的作用，避免主文本成为枯燥、呆板甚至说教的文本，缩短了读者与主文本的距离。实践证明林语堂对作品的研究工作切实有效，有助于西方读者客观、全面地理解和接受中华文化。

林语堂的翻译思想一方面通过跨语际实践反映在翻译话语（译文话语）之中，另一方面也通过谈论翻译问题反映在作为副文本的译论话语之中。长达一万二千余字的长文《论翻译》是为吴曙天编选的《翻译论》（1932）一书所作的序言，它不同于一般的副文本，较系统、全面地阐释了翻译的许多重要方面，后来又收入林语堂的《语言学论丛》中，演变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或指向跨语际实践的外副文本。

三、林语堂副文本中译论话语

陈福康（2000：325）曾断言：“30年代非左翼文学家中，对翻译理论做出贡献最大的，当推林语堂。”林语堂的副文本不但是译者与读者沟通的渠道，而且也是译者现身的重要手段，体现着译者的主体性，包含着系统的译论话语，涵盖翻译本质（即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标准（三元标准：忠实、通顺、美）、翻译策略、翻译条件、译者心理、忠实的四种情况、绝对忠实的不可能、对直译和意译名称的质疑、翻译单位（字译和句译）、译文以句为本位、字典的参照作用、“字神”的界说、译文为读者负责、作为艺术的翻译的不可译性、翻译创作论、翻译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林氏是中国翻译史上最明确地以现代语言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全面地探讨翻译的性质、标准、方法以及翻译心理等问题的第一人，“不仅奠定了我国翻译理论的基础，还启发了后来的翻译工作者。50年代和60年代的翻译理论基本上没有超出严复和林语堂这两位大师所讨论过的范畴，所异者只是表达方式而已”（刘靖之，1984：856）。没有林语堂的副文本，中国现代翻译史也许会苍白很多。因为严复是中体西用的格局，林语堂才是融通中西的格局。

1 翻译本质的揭示

在《论翻译》中林语堂提出了翻译即创作的观点。他支持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的说法，即翻译不是复制（reproduction），而是创作（production）（林语堂，1984：432）。他以独特的跨语际书写方式实践了这一主张，而这种方式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创作，又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不同，是编、译、创的融会贯通，具有翻译中有创作、创作里含翻译、著译中有编辑的典型特征。从《吾国与吾民》到《生活的艺术》等散文集都具有这种创译杂糅的形式，而《京华烟云》、《风声鹤唳》、《苏东坡传》等小说传记也存在着创作、翻译与编辑相结合的特点。追根溯源，林语堂这种特殊的书写方式与其翻译即创作的翻译观直接相关，他打破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这实际上恰恰遵循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一贯的传统。其中的义理情志、气韵体式都与创作者的个性与人格以及身处的意境相关，言与文殊途同归，都是情境中的产物。而西方则抽象出话语模式，话语分析和篇章语言学便是对文章学研究的反拨。篇章语言学说到底还是客观化的研究，有一套语言学的分析技术，反映出对技术理性和普遍性的追求和崇拜。林语堂的案例揭示出中西方语言以及对语言和写作的认识差异很大，篇章语言学解决不了中英翻译的根本问题。

严复（1984：136）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早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作文与翻译的一致性和相通之处，指出了“修辞立诚”，“辞达而已”，“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三种做文章的基本要求也是翻译的基本要求：“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这充分体现出翻译与写作的共性，体现了二者共同的规律。文章学翻译学倡导者潘文国（2017：442）更是一针见血，认为“翻译就是做文章”，“翻译不过是文章的一种”。林语堂受到中国古代文章学深刻的影响与熏陶，他的翻译不是操作语言，而是做文章；不是拆解、还原语篇，而是创作新作品，从而打破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也突破了语言与文学的藩篱。林语堂的翻译创作论正是与此一脉相承。

2 美译标准的标举

作为最重要的副文本，《论翻译》这篇序言在林语堂译论话语中最具代表性。针对争论已久的翻译标准问题，林语堂（1984：419）提出了三元标准：忠实标准、通顺标准和美的标准，这构成了林语堂译论话语的核心部分。该标准既考虑了翻译的语言因素，又顾及了社会、心理等接受因素，还观照了译者超功利的责任和追求。该标准突破了以往的“形似”与“神似”、忠实与通顺的二元标准。前者缺少跃升的标准，满足于低层次的信和达；后者缺少过渡标准，将陈西滢“形似、意似、神似”中的“意似”删减，加剧了当代人对“形神”有机论理解的困难。与林语堂的三元标准相比，它们都是残缺标准，进入翻译实践教科书流弊丛生，负面影响深远。

林语堂认为，忠实标准是译者应担负的第一责任，而最重要的是对忠实应作如何解释的问题。根据对忠实标准理解的不同，林语堂将其进一步细化，将其归结为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四种现象，其中死译、胡译分别是直译、意译的极端，而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提法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林语堂后来的英文书写打通了翻译与创作的界限，同时也打破了直译和意译的二元对立）。林语堂逐一阐明“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忠实须求传神”以及“绝对忠实之不可能”等三要义的原委。这就使得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更加容易理解和把握。

对于通顺标准林语堂指出：“忠实非说不通中国话之谓”，这是对读者负责任的问题。而要做到通顺，必须研究“行文的心理”，且“须以句为本位”（林语堂，1984：422）。句子是寄托思想和情感的单位，是解决通顺与否的关键。这既与林语堂一贯提倡的“清顺自然”语言观相一致，又与其语性论密切相关。“一语言有一语言的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习惯。凡与此习惯相反者即所谓‘不通’”，“译文若太牢守西洋心理者”，则必有太多的非中国话而过分欧化，若使译文通顺，务必要使其经过“国化”的过程（同上：429）。语性与现代语言学的语言特征在立论出发点上不同，和“字神”观念一样是林语堂语言有机论的基本概念。

林语堂深受东西方美学传统浸染，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个提倡美译，并明确探讨翻译美学思想的翻译家。他认为，美的标准是译者对艺术的责任。这个主张源于他对翻译本质的认识，即翻译是一种艺术。“翻译于用之外，还有美一方面须兼顾的，理想的翻译家应当将其工作做一种艺术。以爱艺术之心爱它，以对艺术谨慎不苟之心对它，是翻译成为美术之一种。”相对于雅而言，美有更丰富的内涵。如果说雅还局限于一种迎合特定阶层的考量，美则进入了一种非功利的创作境界。在林语堂（1984：430-431）看来，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应以原文之风格与其内容并重”，特别是“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且“一作家有一作家之风度文体，此风度文体乃其文之所以为贵”，“文章之美，不在质而在体”，“凡译艺术文的人，必先把其所译作者之风度格调预先认明，于译时复极力摹仿，才是尽译艺术文之义务”。

诗歌翻译聚讼纷纭，甚至被认为不可为之。对于诗歌翻译中美的传递林语堂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林如斯译〈唐诗选译〉序》中他提出诗歌翻译有两条基本的要则：一是要对诗的本原有所认识，二是要在英译过程中不丢失诗的精髓。林语堂（1998：263-264）强调诗与词语一般性组合的区别要打破“合乎格律即为诗”一说，因为“格律固不可免，确是翻译的大忌”。这与他对《翻译大难惟意境》一文的读后感《论译诗》一脉相承，“凡译诗，可用韵，而普遍说来，还是不用韵妥当”（林语堂，1981：219）。以上序文和读后感表明为避免因韵害义，林语堂站在了非格律派的一边。这是继严复“信、达、雅”之后对翻译标准问题最为深刻的检讨。忠实、通顺、美是一个前两者相合而跃升的动态过程，其意义不局限于翻译，还具有哲学和美学的理论价值。这个三元标准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翻译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3 翻译心理的推断

正如林语堂所言，素来研究翻译心理的文章极少，且大都停留于经验感悟。“翻译的问题就可以说是语言文字及心理的问题。”（林语堂，1984：419）林语堂反复强调对翻译问题的研究应当以语言文字心理的剖析为立论的根基，必先明了语言文字与行文心理的事实。先研究字义的性质，然后断定字译的方法是否可行；先研究行文的心理，然后断定译者应采取的态度，这是翻译研究的正途。林语堂将心理因素与翻译问题创造性地联系起来，这个命题在中国翻译史上也是首次提出。虽点到为止，但无疑为今后的翻译学建设提出了一个独到的视角和全新的范畴。

林语堂指出，翻译上的通顺问题与寻常作文之通顺问题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都必须遵循行文的心理，以句为本位。而这个心理程序“必是分析的而非组合的，先有总意义而后分为一句之各部，非先有零碎之辞宁，由此辞字而后组成—句之总意义”。译文若求达通顺的目的，亦必以句义为先，字义为后。这就是所谓的总意象分析，也就是寻常行文之心理（同上：428）。林语堂揭示出了创作与翻译之道的一致性，为更好地把握翻译心理，进行翻译实践，研究翻译问题提供了可操作的具体路径。

狭义的翻译过程其实就是心理过程。林语堂（Lin，1960：478）在副文本中揭示了这个复杂的心理变化：“翻译选择的过程就是原作者与译者心灵相互碰撞的过程，有时刚一接触就两情相悦，译文脱口而出，自然流畅；有时则搜肠刮肚，百思不得其解；有时则反复尝试，无果而终。”而狭义的翻译单位问题根本上也是翻译心理的问题。在《论翻译》中林语堂（1984：425）明确反对字译与欧化，而大力提倡句译，认为“译者所应忠实的，不是原文的零字，乃零字所组成的语意”。“句译家对于字义是当活的看，是认一句为有结构有组织的东西，是有集中的句义为全句的命脉；一句中的字义是互相连贯互相结合而成一新的‘总意义’（Gesamtvorstellung），此总意义须由字的活用和字的联贯上得来。”（林语堂，1984：422-423）这是他生命有机论与整体论语言观的直接体现，同时也是对当时僵持不下的直译与意译二元论争的公开否定。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句是切合汉语的句读之句，是“辞意已完者”，而非今天通过当代语言学的形式标准藉以判断的语言单位。

林语堂之所以提倡以句为主体的句子层面上的忠实而反对字字对译，还源于他以意念为中心的语言观（《开明英文文法》就是这种语言观的直接体现）。他一贯认为，语言是意念的载体和表达意念的工具，人们说话时先有意念，明确了说什么，再选用表达意念的方式，决定怎么说。从这种对语言的认识出发林语堂提出语言的第一要义是达意，不在一字一词间纠缠，而是注重意念整体的表达，这是建立在字译基础上格式塔式的整体翻译。

林语堂在副文本中还描述了译者的两种阅读心理状态，即旁观者与交际者。旁观者可以静观其变，隔岸观火。而交际者可以在阅读中化解冲突，获得安宁或超越，从而实现一种精神层面的交流，获得一种精神愉悦甚至一种灵丹妙药（Lin，1960：16-17）。这种对译者阅读心理的准确把握无疑会对完成翻译过程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翻译过程涉及作者、译者、读者、原作、译作等多种因素，既是一种复杂的语言认知心理活动，又是一种跨文化的心理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审美心理活动。林语堂能在近百年前就能意识到翻译心理研究的重要性，并且努力打通翻译与创作的限制，倡议同时研究译者与作者的心理，可谓先见之明。

4 编译策略的确立

《英译重编中国传奇小说》是林语堂编译作品的代表作，其中收录了林语堂翻译的20篇著名的中国古典短篇小说，包括《白猿传》、《莺莺传》、《碾玉观音》、《促织》、《离魂记》等传奇故事。林语堂（Lin，1952：xiii-xiv）在该书的导言中指出：“有时严格翻译实不可能。语言风俗之差异，必须加以解释，读者方易了解。而在现代短篇小说之技巧上，尤不能拘泥于原文，毫无改变，因此本书乃采用重编办法，而以新形式写出。……若干故事中，作者曾有所省略，有所增加，冀其更能美妙动人……虽有更动，必求不背于正史。”这在《孔子的智慧》、《老子的智慧》等编译作品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甚至在英文作品《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中也比比皆是。早在撰写《苏东坡传》一书时林语堂（Lin，1947：xii）就在序言中吐露过他的编译思想：“原文中引用的诗，有的我译为英诗，有的因为句中有典故，译成英诗后古怪而不像诗，若不加冗长的注解，含义仍然晦涩难解，我索性就采用散文略达文意了。”

这种集翻译和编辑于一身的编译策略在林语堂的著译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了有的放矢地满足这些特殊读者群体，翻译加编辑的改写方式始终是林语堂英文著译中主要的书写方式。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改写手段，编译互动、创译一体的策略使林语堂的著译成为中学西渐的典范。他的编译用心也以副文本的形式加以说明。有学理的论证，又有伦理责任的陈说，这就增加了他作品的信度和效度。这种编译策略也被后来者广泛运用于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并被葛浩文（Goldblatt，2004：21）称为“蓝色铅笔下的编译（blue pencil translating）”。

编译策略还体现了林语堂对译者主体性的张扬。林语堂有着明确的翻译主体意识，这既表现在他对正文本的书写上，又体现在对副文本的操控方面。作品封面（副文本最明显的位置）有明显的著译标志，译者通常出现在封面显著位置，一般还伴有印章出现。《林语堂作品集》分别由台湾德华出版社、远景出版公司、金兰出版公司监制出版，封面上通常有林语堂的大幅照片、半身素描或油画像。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对其作品的书写形式不作模糊处理，而是精准标注。在《老残游记二集》、《卖花女》、《浮生六记》等译作的扉页上都标有“林语堂译（Translated by Lin Yutang）”的字样，而《孔子的智慧》等编译作品扉页上也有编译标志（Edited and Translated with notes by Lin Yutang），像《英译重编传奇小说》这类作品则标注Retold by Lin Yutang。这不但是林语堂版权意识的体现，也反映出他对著译形式的清晰认识，也说明他有着强烈的翻译主体意识。这是对中国翻译史上译者主体长期遭受蒙蔽、压抑和隐形的有力反拨。

5 “愚译”原则的坚守

在《中国与印度的智慧》一书《道德经》篇的序言中林语堂（Lin，1942：26）提出了“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The best translation is the stupid one which does not go out of its way for “brilliant” interpretations.）”论断，认为翻译要有一定程度的愚蠢，这样才能不越出常规而寻求出色的阐释，“只有蠢人才能忠实”。这种“愚译”从词汇到句子再到篇章层面都时有体现，并毕生坚守。我们可以从他对汉语“口福”、“眼福”、“冲喜”等词语的英译以及英文humor的汉译实践看出他以愚直的方式创造性地书写着原文和源语文化。在金圣叹点评《西厢记》译文的前言中林语堂（Lin，1960：75）曾直言其“愚译”的目的：“我有意识地尽量保留汉语原文某些词语重复的特点，以再现金氏的风格（I have tried to preserve the conscious repetition of certain phrases as a characteristic of Chin’s style.）。”林语堂对原文特色的保留充分体现了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自信与认同。

不过度使用智慧的“愚译”反而是更大的智慧。这既源于他对老子“知其雄，守其雌”原则的坚守，也是他深谙中西文化的体现。通过“愚译”将中国语言和文化特色融入译文，忠实地传播了源语文化的特点和原文的差异性特征，为英语注入新的表达方式、文化内涵和思维形式，从而不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填补了中国文化元素，也为英语语言的发展增添了来自汉语的语言因子。在科学话语占主导地位，人文话语式微的今天，中国译论话语是否可以借鉴这种“愚译”来充实中国当代译论话语，以便服务于中华文化外译，值得每一个翻译工作者思考。

6 翻译伦理的遵从

翻译伦理是指翻译的主动行为人在翻译活动中遵循的道德准则（许宏，2012：52）。从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到翻译策略，翻译过程的每个环节都与翻译伦理相关。作为翻译过程中的一种价值判断，翻译伦理是一个复杂的选择与取舍过程。而译者对翻译操作的相关思考和立场态度往往可以在译文的序跋等副文本中有所体现。

林语堂（Lin，1974：781）晚年的代表作《无所不谈合集》附录中收录了其秘书黄肇珩女士的《林语堂先生的写作生活》一文，其中就有林语堂对翻译伦理的考量：“八部小说中最香艳的，算廿五年前出版的（《红牡丹》），这部是描述清末一个中国妇人大胆寻求爱情的故事。其中有一、二段描写男女关系，非常露骨。林语堂说，在外国这些描写是很寻常而无所谓的。如果译成中文，恐怕就要删除。”林语堂借黄肇珩女士之口表达了舍弃香艳章节的理由，即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传统的道德伦理规范和审美标准，因为翻译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更好地服务社会生活，而不是相反。

译者是翻译伦理诸多因素的主因，版权意识的觉醒和法制观念的加强是规范译者翻译行为，实现翻译伦理的保障。在《〈语堂文集〉序言及校勘记》这个副文本中林语堂（1978：1237-1243）批评了国内出版界“乱译乱集”其作品的现象，以及“改窜书名”，以译作充当中文原作与节译等混乱行为。这对于辨明真伪，打击盗版，规范翻译市场无疑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翻译伦理还可以理解为一种与责任相关的关系，这体现在“译者对原文和原作者、对译文和译文读者以及艺术本身的三项责任”（林语堂，1984：419）。林语堂在副文本中就曾多次提及他对于原文作者，特别是译文读者的责任。在《古文小品译英》一书的序言中他就曾直言：“我只选择翻译那些最优秀、深得我心的作品去翻译，编辑通常可以对作者的观点不负责任，但我不能够这样。作为译者，我没有责任去翻译我不喜欢的作者的作品，因为翻译时一项很微妙的事情，如果你与原作者不能做到心灵相通，那你就无法做好翻译工作，无法为其用另外一种新的语言‘代言’。”（Lin，1960：19）

忠实一向是翻译伦理最为关注的标准，而林语堂将忠实标准视为译者应担负的第一责任，并且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解释忠实的问题。根据对忠实标准理解的不同，林语堂将其分为直译、死译、意译、胡译四种现象，其中死译、胡译分别是直译、意译的极端，而直译和意译这两种提法本身也存在一定问题。林语堂逐一阐明“忠实非字字对译之谓”，“忠实须求传神”以及“绝对忠实之不可能”等三要义的原委，这就使得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更加容易理解和把握。

四、中西译论话语的差异

从林语堂副文本中的译论话语可以看出中西译论话语由于历史渊源、学术传统与表达方式的不同，有着不同的存在状态、形式与功能。

1 渊源的差异

西方译论话语从科学和语言学中吸取养料，而中国译论话语则是从历史和文学中吸取养料，两者都从各自的哲学传统中获得了启发。这就决定了中国译论话语不可能体大思精，严密繁复。西方对翻译自觉认识的历史其实时间也不长，主要是从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开始。而中国译论话语从林语堂开始也已经有了现代化的意识，他对语言学和其他人文科学的借鉴就是为了摆脱那种艺术和历史体验的玄思传统作出的努力。学术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实践而存在。不能在理性层面上抽象思考的译论毕竟行之不远，而林语堂正是为超越经验感悟层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林语堂的学术渊源虽不完全是中国的，但根源却是中国的。他曾留学美国和德国专攻语言学。林语堂笃信字句存乎性灵，并用“字神”加以彰显，这与明代公安派三袁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他对“译事三难”的正向附和是中国气派的发挥，从而将雅上升为美和艺术。就其学术渊源而言，他深受1919-1923年德美的语言学熏陶，而当时德美之间的学术交流是常态化的。受德国冯特的构造心理学影响的布龙菲尔德所撰写的《语言学研究入门》一书于1914年问世，而华生的《行为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则发表于1919年。布氏本人于1913-1914年留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专攻语言学（冯志伟，1987：86-87）。林语堂则在1919年由美国的哈佛大学转入莱比锡大学。由此可以推断德国的洪堡特、美国的萨皮尔和后来的布龙菲尔德给林语堂的语言学思想带来了重要影响。林语堂对翻译的论述既有缜密的逻辑论证，又有人文主义的艺术情怀。《翻译论》涵盖了语言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哲学等学科。吴天曙（1932）编选的《翻译论》则是林语堂译论的触媒。

2 形式的差异

早期西方的译论话语也有过长期以副文本形式存在的情况，如西塞罗的《论最优秀的演说家》是译文集的序言，贺拉斯论及翻译的《诗艺》是致皮索兄弟的书简，哲罗姆的译论存在于书简和译作序言之中，路德的译论存在于书信和《席间漫谈》之中，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也存在于译作《奥维德诗简》的序言之中等。但由于西方的学科意识和学派意识都很强，不满足于副文本形式表达翻译思想，到了近代很快超越了这种原初形态，逐渐以论文、专著形式出现。我们国内虽有很多专论，但同西方译家相比，学术与实践相分离的状况尚未完全改变，难以出现令人信服、行之有效的译论话语。当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借鉴西方译论中合理的元素，发扬中国译论中的优良传统，从而最终构建起各具特色而又中西融通的译论话语体系。

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以专论形式发表于18世纪末，这在西方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示范作用。就当时翻译话题的地位和研究状况而言，无论在结构体制还是论述深度和广度上，这都是小题大做的形式。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便都有翻译专著出版。而到了70年代霍姆斯发表《翻译的名与实》（1972）之时，翻译学在西方学术传统的支撑下出现便合乎学术历史逻辑了。而在中国期间虽偶有零星专论发表，如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1927）、张振玉的《译学概论》（1966）、思果的《翻译研究》（1971）等，中国的短章小制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且很多翻译名家都以副文本形式表达了对翻译的见解，如傅雷、林以亮、吴兴华等。

虽然我们接受了西方欧美的学术形式来表达我们的观点，但是副文本的存在状态却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值得我们继承和发展。第一，副文本译论在表达形式上比较自由，有自身的逻辑话语、言说方式和独特的篇章结构；第二，副文本译论可以与正文本保持一种鲜活的思想和情感关联，最容易获得实践动态，将译者的真实声音传递出来；第三，副文本译论不可或缺，具有发展成为一种学术范式的潜力，是一种学术散文，最容易获得有真知灼见且思想通达者的青睐；第四，副文本译论形式的存在并不依靠内容的复杂性和问题的难度而定，它具有中国学术史上的注疏传统，其灵活性和随机性不能用惯常的逻辑和规范约束，具有成为译论话语一个研究领域的可能性。

3 功能的差异

副文本方式是中国语境下主要表达翻译思想的一种传统方式，具有诗性情怀和人文精神，至今虽然已经式微，但历史上所有阶段性的重要译论话语都是以副文本形式出现。这恰恰表明中国译论话语观照情境的务实精神以及翻译思想依实而出的客观事实。西方译论话语总是扮演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角色，极力追求普遍性，难免不合情境。副文本译论话语不是以追求严密性、科学性和普遍性为目标，正是这种个别性、情境性和案例性等特征才具有普遍的启发性。理论阐释固然倾向于以主文本为生存条件，但没有对实践的陶冶功夫，只有理论渲染能力，结果往往昙花一现。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理由就是不离开具体情境体验的普遍性，不脱离经验和个体心性思考的一般性，即便是形而上的普遍性，也大量引述譬喻和例证。而副文本正是适合这种话语的场域，表达不敢僭越主文本的身份意识。印象式、随感式、意见式的批评和定位压抑了译论话语在副文本中的表达，不利于以体验的方式直接阐释译事活动，也就失去了以这种形式表达学术观点的动力。副文本中的译论话语是最鲜活真实的认识，这是理论化的译论话语缺失的部分。

五、结语

中国译论副文本的学术正当性与合法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美好的未来，暂时的式微有学术制度的原因，也有社会习惯与个人风范的原因，但其独特的功能与合理的价值不可替代。副文本因其语言洒脱、大意微言、融通地气而充满个性，既是经验的升华，也是理论的准备，同时又是理论和实践相互激荡的副产品。副文本一方面有服务于主文本的功能，同时还有间接功能，即译论话语的生成功能与理论积淀功能。

林语堂借助序文跋语等副文本与读者深入沟通，同时阐释自己的翻译理念，形成了独特的翻译话语。他的译论与其语言观、文学观、文化观和审美观等一脉相承，是浸润东西方文化传统的结果，更是中国译论话语的重要构成。中国译论话语是一笔丰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的孵化器，对其加以梳理、总结与探讨是深化翻译研究和加强译学建设的重要途径。借助现代的哲学、美学、语言学、符号学，特别是话语分析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林语堂翻译话语研究会有助于中国翻译理论的建设，打破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被边缘化的格局，最终实现中国译论话语的系统化、理论化与创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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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 Yutang’s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Paratexts

FENG Zhi-qiang & PANG Xiu-che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is the translator’s way of speaking to reflect on, interpret and describe his translation activities. Chinese translation discourse traditionally exists in the form of paratext to determine the acceptability, dissemina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text it reinforces. Lin Yutang’s paratexts are imbued with translation discourse with strong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is special insights into translation covers most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field, ranging from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andards, strategies to principles, mental process and ethics of translation. Due to his translation discourse in the form of paratext,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atexts, and between the main texts and paratexts can be revealed so as to deeply understand his translation thoughts .

Lin Yutang; paratext; translation discourse

H315.9

A

1008-665X（2019）3-0096-13

2018-06-04；

2019-04-2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林语堂对外话语建构模式研究”（18YJA740012）

冯智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林语堂研究、英汉对比与翻译、中西文化比较

庞秀成，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学、中西文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