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成



论奥斯汀作为哲学方法的语言现象学

杨玉成

（中央党校 哲学教研部）

奥斯汀的作为哲学方法的语言现象学主要是通过对特定术语的使用作细致的研究来处理或消解某些传统哲学问题。奥斯汀在《为辩解辩》一文中对这种语言现象学方法作了辩护并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该方法的实际操作步骤。尽管奥斯汀的作品难以翻译，但他的那种精细的语言研究方法可供学习借鉴，可在另一种语言背景中尝试使用。对于我们来说，这种方法对于厘清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许是一条可行之途。

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传统哲学问题

一、引言

奥斯汀（J. L. Austin）是二战后英国著名的分析哲学家，是所谓牛津普通语言哲学的领袖人物，是当今在语言哲学和语言学中已很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者，在英美哲学界和语言学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奥斯汀对他自己的语言研究所给出的唯一肯定性说法是语言现象学（linguistic phenomenology）。从他所做的实际工作看，他的语言现象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特定术语的语言现象学，即对特定术语的使用作细致的研究，以处理或消解某些传统哲学问题，这主要是一种做哲学的方法；二是作为语言使用一般理论的语言现象学，即对语言使用做概括性的系统研究，这主要是对语言的本质所作的探讨，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理论或语言哲学。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讨论奥斯汀的作为哲学方法的语言现象学。

二、奥斯汀的一般哲学概念和哲学方法概念

在讨论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方法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弄清奥斯汀头脑中对哲学的性质和方法究竟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如果和能够》一文中，奥斯汀写道：“在人类探究的历史中，哲学拥有原初的中心太阳的地位，潜含待发而又混乱喧嚣，它不时甩掉自身的某个部分使之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颗冷却的、秩序井然的行星，坚定地朝着遥远的最终状态前进。很久以前，数学就这样产生了，而后又产生了物理学；只有到上个世纪我们才又一次目睹了同样的过程，通过哲学家和数学家的共同努力，数理逻辑科学缓慢而又几乎难以察觉地产生了。在下个世纪，通过哲学家、语法学家和许多其他语言研究者的共同努力，难道不可能产生一门真正的、全面的语言科学吗？到那时，我们将以我们曾经能够摆脱哲学的惟一方式（即把它明升暗降），摆脱掉哲学的一个更大的部分（当然还会有许多东西剩下）。”（Austin，1979：232；杨玉成，2003：10-11）这段引文表明，在奥斯汀看来，过去在哲学名义下所作的那些研究，实际上是对许多不同类型问题的探究，而且这些最初的哲学探究是一种前科学状态的探究，它们通常处于混乱的争论之中，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它们当中的某些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已经从哲学中独立出去，成为有序前进的具体科学，而对其他问题的探讨仍然处于纷争之中。在这里，除了强调哲学是养育各门科学的温床，而某些科学已从所谓哲学中分化独立出去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之外，奥斯汀对哲学的性质并没有什么正面的看法，相反，他对哲学却有许多否定性的意见，认为哲学家们总是争吵不休，达不到任何一致的意见，处于混乱状态似乎成了一个问题之为哲学问题的标志（Austin，1962a：38；Austin，1979：252）。

基于对哲学的这种否定性理解，奥斯汀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充当新的语言科学的助产士，使哲学对语言所作的探究成为语言科学的一部分；二是努力澄清尚处于混乱之中的某些哲学问题，使其中某些似是而非的问题因此得以消失，使被歪曲的问题得以修正，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寻求一个新开端。需要做第一方面工作的理由是，在奥斯汀看来，既然哲学的探讨并没有自身所固有的一般性质，而是对诸多异质问题的前科学状态的探讨，那么，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使对某些问题的探讨走向成熟，让更多的东西从哲学的混乱局面中摆脱出来，成为独立的科学。由于传统的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对语言资源和语言问题都缺乏全面的、彻底的研究，也由于奥斯汀自己所感兴趣并擅长处理的是语言，因此，他希望对语言的研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摆脱混乱局面，成为井然有序的科学。这是他所设想的长远目标，而他所创立的当今在语用学领域已很著名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也许可以说是他在这方面工作的初步尝试。

奥斯汀的第二方面任务实际上是为哲学清扫地基。需要做这方面工作的理由是，未并入科学而继续被称为哲学的那些问题仍然处于混乱之中，造成这种混乱的原因很多，但至少部分地是由问题的不清晰造成的，因此，作某种程度的清理是必要的。在奥斯汀看来，现实的情况是哲学家对如何回答哲学问题缺乏一致的意见，他们的论证总是表现为驳斥和反驳斥，人们在哲学的无休止的论战和争吵之中似乎看不出它有什么进步。哲学的这种混乱的景象与科学的井然有序形成鲜明的对照，其暗淡的现实状况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不相信这种混乱的状况是无望改变或无可救治的。尽管无结论和争吵确实是哲学的实际表现，但无论如何，这不是哲学所固有的本质特征。哲学上的不断争吵是由哲学家们所易犯的一些过失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专门术语的含混不清和对普通语词的滥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对事实的概括过于简单化。这两方面的过失即便不是有缺陷的人类所能完全消除的，但至少可以通过诚实的努力而得以减少。总之，哲学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些很有争议的难题，这些难题需要得到小心的处理，至少需要得到澄清，这是摆脱哲学混乱的第一步工作。

奥斯汀的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都与对语言的研究有关，为语言科学做准备当然必须研究语言，而消除哲学混乱也必须详细研究某些语词的意义和用法，以揭示哲学术语之不适当和哲学家对普通语词的滥用。因此，奥斯汀在实践中通常通过对语言使用的详细研究来处理问题。当然由于奥斯汀对哲学问题的性质没有正面的一般见解，因而他在对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方法问题上也没有系统的看法。尽管他坚持适当的哲学方法应包含对语言的研究，但他的看法并不独断，并不坚持对语言的研究是惟一适当的哲学方法，而只是坚持它是“可能的做哲学的一种方法”。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哲学所涵盖的是一系列完全异质的探究，这些探究就不会具有任何单一的目标，因而也不大可能共有任何单一的方法。因此，他并不预先制定任何普遍的方法原则，而倾向于认为哲学家们可以采用他们各自认为有效的办法讨论哲学问题。他自己则经常采取他所熟悉的语言探究的方法来处理他所感兴趣的一些哲学问题。

当然，尽管奥斯汀对哲学方法并没有系统的概念，但他在对如何“做哲学”或如何处理哲学问题这一问题上，还是有其明确的态度和一般倾向的。他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哲学的过于简单化，主张对语言现象和经验现象作尽可能详尽的研究和描述，这种对语言和现象的详尽研究需要敏锐、头脑清楚、仔细和耐心等必要的品质，还需付出艰苦的劳动。另外，尽管奥斯汀不认为有惟一的、标准的哲学方法，但他坚持无论哲学家采取什么方法讨论哲学问题，这种讨论都应该是合作的讨论，即许多人的协作探求，通过协作者对定义明确的问题所作的讨论来达到可靠的一致意见。奥斯汀不大相信哲学上的个人天才和单个人的苦干，认为哲学的目的如果不是为制造某种个人影响或某种文学的效果，而是要在某些问题上取得结论的话，那么，最好的方式应该是合作的、耐心的讨论。在讨论辩解问题时，奥斯汀（1979：175）特别强调“发现的乐趣、协作的快乐和取得一致意见的满足”。因此，奥斯汀在有关做哲学的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的态度是主张讨论，即为达到共识、为把事情作好的仔细的批判性的讨论。他的语言现象学方法就是一种批判性讨论的方法，它在实际操作步骤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批判性的讨论，即由一组人相互协作地劳作并相互批评、相互修正，最后在某些点上达成共识。无论这种共识多么微小，但在奥斯汀看来，达成共识总是意味着进步。

三、语言现象学方法的提出及其理论辩护

奥斯汀在1956年发表的《为辩解辩》（A Plea for Excuses）一文中提议把他的那种通过语言探究来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或方式称为语言现象学（Austin，1979：182）。他只是非常简短地谈到他的提议的理由。他认为，由于日常语言、语言分析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分析等诸如此类的口号或名称的流行，极易使人们对他的语言探究产生误解。为了避免误解，他认为，最好用语言现象学作为他的哲学方法的名称，因为他的语言探究与通常所谓语言分析方法不同，他的从普通语言出发的语言现象学方法考察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说什么话，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用什么词”（ibid.），这种考察所注意的不仅是我们的话（或语词），它还关注说话的境况以及我们用语词所意指的东西，即关注语言之外的实在或现象。这表明奥斯汀是重视实在问题的，不是常被指责为过分着迷于语言问题的“语言分析哲学家”（lingllistic philosopher）。

当然奥斯汀并未解释他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现象学”一词的，更未说明它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有什么关联。也许正因为如此，语言现象学这个名称在研究者中并未得以流行。把这个名称置于论题之中的原因在于它是奥斯汀对他的语言探究工作所作出唯一的肯定性说法，把它与语言的使用研究同义使用，不细究它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在《为辩解辩》一文中奥斯汀提出了他从普通语言出发来研究语言使用的三个理由：“第一，词是我们的工具，而至少我们应使用干净的工具。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意指什么和不意指什么，而且我们必须预先把我们自己武装起来，以免掉进语言给我们设置的陷阱。第二，词不是事实或事物（除了在它们自己小天地里）。因此，我们需要把它们与世界分开来，使它们与世界保持距离并与世界相对照，以便我们能认识到它们的不适当和任意性，这样我们就能在没有妨碍的情况下重新看世界。第三，更为鼓舞人心的是，我们所拥有的共同词汇体现了世世代代人们在生存中所发现的值得划分的一切区别以及值得标示的联系：与你或我在午后的安乐椅上构想出来（这是人们最喜欢采用的方法）的那些词相比，这些词确实可能数量更多，更可靠（因为它们已经经受住长期的适者生存的考验）、更微妙（至少在一切普通的和合理的实际事务中是这样的）。”（Austin，1979：182；杨玉成，2002：21-22）奥斯汀的这三个理由所表达的总的思想是，普通语言的语词固然有缺陷，但更主要地却是凝结着人类世代对世界的丰富认识，对普通语言的详细研究既能探得珍宝，又能消除其不利影响。具体地说，奥斯汀的前两个理由谈的是普通语言的缺陷及其对哲学的消极影响，这不是什么新东西，其他哲学家曾强调过。第三个理由谈的是普通语言的优点及其对理解世界的积极作用，这个理由是新颖的、值得注意的。这个理由表明对特定领域的语词的使用所作的研究能使我们对认识世界的概念前提有可靠理解，从而使我们对现象或者事实的洞察力变得更加敏锐。正是由于普通语言蕴藏着许多代人的经验和敏锐，与哲学家所构想的专门术语相比更优越、更有价值，因而，“从普通语言出发”的语言现象学方法是合理的，尽管普通语言也有缺陷，不是现象的最后的裁决者，不是定论（1ast word），还可以被补充、改进、甚至被取代，但它至少是哲学家不得不使用的并由之出发的初言（first word）（Austin，1979：185）。无论如何，从普通语言出发，研究日常语言使用的语言现象学是一种适当的、有益的哲学方法，尽管它不是惟一适当的哲学方法，不是对所有哲学领域都有效。事实上，不存在惟一的普遍的哲学方法，也不存在为这种普遍方法预设原则的方法论。

四、语言现象学方法的实际操作步骤及其实质

如果我们采用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方法进行哲学探究，那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呢？奥斯汀在《为辩解辩》一文中作了一些指点，厄姆森（1965：501）则根据奥斯汀遗留下的笔记进行忠实的报道。在这里，我主要以这两个材料为依据先对奥斯汀的实施步骤作一些介绍，而后讨论这种实际操作技术的实质。大致说来，奥斯汀的方法可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选定研究领域。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次或数次讨论会中探讨整个自然语言，因此，我们总是得先选择某个研究领域，如责任、知觉、条件句或人工制品等话语领域。所选定的研究领域既可以是哲学家感兴趣的领域，也可以是离哲学较远的领域。奥斯汀（1979：185）建议初学者应该选择未受传统哲学践踏的领域，以免受过时的理论行话影响，但从他所发表的论文看，他自己所选择的大多是与传统哲学有密切关系的领域。

第二步是尽可能完整地收集与所研究的领域有关的所有语言资源（包括惯用语和词汇）。例如，在研究责任时，奥斯汀（1979：186-187）所收集的相关语词有willingly（自愿地），inadvertently（漫不经心地），negligently（疏忽大意地），clumsily（笨拙地），accidentally（意外地）等。为迅速而又彻底详尽地收集语词，这个阶段应由一个小组来完成。收集语词的办法有：（a）自由联想。（b）查阅相关文献或科学手册。如研究责任领域就应阅读法律案例汇编，研究器皿就阅读邮购商品广告目录等。（c）使用字典。要么通读整本字典，列出所有似乎相关的语词；要么查阅已注意到的语词并进一步查阅在这些词的解释中出现的新词，直到该词的族圈完整为止。据说，奥斯汀最为欣赏的字典是《牛津英语词典》。

第三步是以语言现象学的通常方式研究语词可以在什么情况中被使用。这个阶段也应由一个小组的成员协作进行，以便能相互补充并修正彼此的疏忽和错误。该阶段的工作方式是讲述情境故事和进行对话，以此尽可能清楚而又详尽地摆出这个惯用语比那个惯用语更合用或那个惯用语比这个惯用语更合用的情境范例以及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用这个词，或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用那个词的例子。这个步骤的目的就是区分语言表达式之间的细微差别，进而就什么场合应该用什么表达式达成一致意见。

第四步是系统表述第三步所取得的结果。奥斯汀认为，在第三步的虚构故事阶段应严格排除理论说明，应小心避免过早的解释为什么的企图，因为过早的理论化会使我们丧失对语言事实的洞察力，会使我们歪曲惯用语的用法以适应理论的需要。在哲学家的著作中对语词的误用并不鲜见。当然，奥斯汀（1979：134）又坚持，终究我们必须达到系统化阶段，因为“尽管详细探究语词的通常用法作为一项准备工作是重要的，但终究我们总是被迫对它们作一些整理”。这种整理就是在详尽地区分和比较语词的用法所得的结果的基础上对它们作出一般的说明。这种说明的正确与否是一个经验问题，它可以不断得到修正。

第五步是依据上一阶段的结果检验传统哲学的论证。这种检验的方式是把上一阶段对语言表达式所作的一般说明与哲学家有关该表达式所说的东西加以比较。例如，在《感觉和可感物》中，奥斯汀（1962b）考察了illusion，delusion，hallucination，looks，appears，seems，real，apparent，imaginary等词族，而后试图表明各种传统论证表面上的可能性依赖于对这些以及相似的关键语词的误解和互换。

以上几个步骤就是奥斯汀所推荐的语言现象学方法的实际步骤或实际的操作技术。简单地说，就是一组对某个话语领域有兴趣的人收集与该领域有关的语词和惯用语，构想这些表达式在其中正常使用或被误用的例子，并对这些表达式的用法给出一般说明，还可把这种说明与传统哲学的说明相比较。奥斯汀把这种实际操作步骤或方法称为实验技术或哲学的田野工作。这种实验技术在哲学上有什么重要性呢？对此人们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奥斯汀的这种操作技术比他公开发表的论文更有价值，因为人们可以用他的这种技术进一步解决诸多哲学问题。有人认为，他的方法只是个人的思想风格和天才的体现，把它变成一般方法是误人歧途（Hampshire，1960：240）。有人认为，尽管奥斯汀对语言各种用法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考察不是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研究，但他并没有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意图，其目的仅仅在于促进一种真实全面的语言科学与哲学的分离（江怡，2010：25）。

在笔者看来，尽管奥斯汀的实际操作步骤或实验技术在其实施中需要技巧和想像力，但从实质上说它是一种公共可操作的东西，而不是什么个人的技巧或天才的体现。奥斯汀所说的几个步骤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步骤，而第三个步骤本质上是区分和比较方法的体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区分方法已经融入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的实际步骤中。想像一个语词的一切可能的使用情境实际上就是为了区分该语词的种种不同的用法，而想像不同表达式在不同情境中的使用就是为了比较它们在用法上的细微差别。

这种区分或比较的方法为什么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性呢？奥斯汀（1979：68）认为，这种方法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语言上的或非语言上的区分和联系，因为语言上的区分可能标示着世界中的两种不同的事态类型，因此，语词上的区分同时表明了世界中的区分，这不仅告诉我们人们通常是怎样构想世界的，它还可能暗示新的可能性并因此有助于我们保持开放的头脑。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所给出的区分比哲学家所构想出来的区分更丰富、更可靠，它有助于我们避免哲学家易犯的过分简单化的、矫揉造作的二分法。例如，哲学上的分析判断／综合判断二分法就使我们忽视了话语之间除相互矛盾外的其他冲突，而把某些哲学家试图把知觉区分为真实的知觉和非真实的知觉，这种简单化的区分模糊了许许多多重要的区分（Austin，1962b：48）。在大多数情况下，二分法的结果是使我们认为归入同一名称之下的所有的现象都是相像的或在某一方面是相像的，这使得我们不注意个别的情况而忽视了现象之间的差异性。而在奥斯汀看来，这种差异性是极为重要的。

与哲学家对二分法的依赖相似的是，我们常常过于轻易地相信，语词的否定和语词的对立面标示着真实的否定和真实的对立面。例如，我们常常以为（a）一个行为要么自愿要么不自愿地作出，以及（b）不自愿作出的行为的对立面是一个自愿作出的行为。然而，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的区分方法表明我们的这种信念经常会出错。对（a）而言，“我打呵欠，但我不是不自愿地打呵欠（或自愿地打呵欠），也不是故意地打呵欠，以任何这样的方式打呵欠恰恰不是真正的打呵欠”（Austin，1979：190）。这个例子足以表明（a）是错误的。对（b）而言，自愿的对立面可以是某种强制下，如胁迫、责任或影响，而不自愿的对立面可能是故意地、有目的地等。这种对立面的歧异表明，尽管自愿和不自愿表面上是相联系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ibid.：191）。以上两点共同表明，自愿行为和不自愿行为必须满足的是不同的而且不是互补的条件系列，一个行为不能成为自愿的，并不因此就有资格成为不自愿的，反之亦然。意识到缺乏互补性不仅仅是意识到语言规则，同时是对世界中的因素的觉察。

总之，奥斯汀所推荐的操作技术表明他的语言现象学的实质在于区分，这种区分激发了我们的想像力，使我们意识到语言给我们的思维设置陷阱的一些重要的方式，并且它所提示的区分和联系对我们认识世界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

五、结语

奥斯汀的语言现象学既有理论原则，又有实际操作步骤，可以说是一种独树一帜的哲学方法，而奥斯汀在运用这种方法时精细严格的态度几乎无人能及。这种方法对于厘清一些基本哲学概念是大有裨益的，而我们在进行有效的哲学研究时不能不首先澄清和把握我们所使用的基本概念。笔者认为，借鉴奥斯汀的方法，学习他的精细、严格的工作态度对于厘清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许是一条可行之途。比如，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中所使用的“道、太极、理、气、心、性、天”等重要语词放到日常语境中加以考察，对它们在日常语境中的用法进行归纳和整理，并把这种考察所得出的结论与这些语词在哲学上的用法进行比较，检查这些语词的哲学用法是否存在误用或混淆等问题，以此促进某些传统哲学问题的解决或消解。正如《英国分析哲学》一书的编者在该书的导言中所言，奥斯汀的某些作品几乎不可翻译，但他的工作可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进行。概念的厘清对于中国哲学之重建和发展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在这个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借鉴现代语言哲学的有效方法而有所作为。当然，这仅仅是笔者的一个初步构想，是否可行还有待于进一步实际操作的检验。

[1] Austin, J. L. 1962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Austin, J. L. 1962b.[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Austin, J. L. 1979.[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Hampshire, S. 1960. In Memorial: J. L. Austin[A]. In M. Rorty (ed.)[C].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Williams, B. & A. Montefiore. 1966.[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6] 杨玉成. 2002. 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7] 江怡. 2010. 简论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方法[J]. 晋阳学刊, (2): 22-25.

On J. L. Austin’s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as a Philosophical Method

YANG Yu-cheng

J. L. Austin’s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as a philosophical method mainly deals with or resolves som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s through careful research on the use of specific terms. Austin defends and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steps of this method of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in the paper “A Plea for Excuses”. Although Austin’s works are difficult to translate, his fine language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used for learning and applied in another language background. This method may be a feasible way to clarify some basic concep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J. L. Austin;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s

B561

A

1008-665X（2019）3-0040-08

2019-03-03；

2019-05-03

杨玉成，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英美语言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