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 贝



莱辛《沃灵帝国感伤使者》中的隐喻话语叙事

殷 贝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 / 跨文化话语研究中心）

聚焦英国诺奖作家多丽丝·莱辛的太空小说《沃灵帝国感伤使者》，基于文本细读，结合历史文化背景，运用当代隐喻理论进行综合分析，探讨作品的语言主题，从而揭示其隐喻话语叙事特征。该小说是莱辛太空科幻作品系列《南船座的老人星：档案》的收官之作，它从语言问题出发总结升华了整个作品系列。小说中的修辞病医院旨在诊断治疗各种与经验现实脱节的语言模型，由此揭示人类思维的隐喻话语本质和体验性根基。殖民帝国没落的历史经验在莱辛作品中烙下了深刻印记，促成了其对语言、认知与经验关系的深刻思考，作品也由此呈现出鲜明的自我指涉特征，获得了鲜明的认知性，成为科幻批评视阈中一种新型的乌托邦寓言。

语言主题；殖民历史；隐喻话语叙事；新型乌托邦寓言

一、引言

英国诺奖作家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的创作生涯横亘50多个春秋，她作为流散作家的丰富经历使其作品具有多元化的书写特征。学界一般倾向于根据写作风格将她的创作分为四个阶段：早期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期的实验小说探索、中后期的科幻小说转向和最后向写实风格的回归。《南船座的老人星：档案》（）（1979-1983）是莱辛第三个阶段的科幻作品系列，由五部小说组成，描绘了星际帝国间的殖民历史，莱辛称其为太空小说（space fiction）（Ingersoll，1994：160）。林恩·汉利（Lynne Hanley，2005：937）指出，许多读者认为该系列作品似乎脱离了她早期的写实风格，转而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外太空星际空间，由此失掉了最宝贵的社会人文关怀，从而对莱辛风格的转变感到困惑不解，“他们总是想让莱辛写同一种类型的作品，继续做他们所熟悉和喜爱的那个作家”。但细读文本后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该系列作品与人类自身的现实历史经验息息相关，作者不断以各种方式回溯地球上曾经发生的重大事件，包括世界大战、殖民征服、帝国竞赛、文化冷战、宗教争论、种族矛盾甚至恐怖主义等，她在非洲大陆的童年经历也常以各种伪装变形反复重现。这些作品的形式创新不仅没有削弱她前后期创作之间的深层联系，反而以特有的方式巩固和升华了许多早期的重要主题。早期对殖民历史的反思在该系列作品的语言主题中得到了升华。对语言本质的思考是莱辛创作太空小说的一个重要旨归。由早期的从政经历直至晚年的写作生涯，莱辛一生都在与各式各样的话语体系打交道。太空小说的前四部作品均通过繁复而颇有创造性的叙事技巧暗中体现了作者对殖民帝国话语体系表征危机的深刻反思，而该系列的最后一部作品《沃灵帝国感伤使者》（）则以最简明、直接的形式表达了作者对语言问题的思考，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二、语言主题与语言病态症候分析

在一次访谈中莱辛提到了语言问题与太空小说之间的密切联系：“我讨厌任何形式的修辞”，“语言的操控会使你停止思考。……当我继续讲这些话时，心中不断涌现出一些好的想法，比如治疗修辞病的医院等。”（Ingersoll，1994：170）此处提到的修辞病医院（the hospital for rhetoric disease）正出自《沃灵帝国感伤使者》。该书作为莱辛太空科幻五部曲的收官之作全面探讨了语言主题，凸显了这一主题的重要地位。

小说故事的主要场景设在修辞病医院，它位于沃灵帝国的殖民星球沃灵德斯塔。老人星帝国的一名使者因森特（Incent）在沃灵帝国受到闪迈特人克罗古尔（Krogul）①的蛊惑，患上了语言疾病，并因此被送进了专治修辞病的医院。而另一名使者克罗若斯（Klorathy）则是这所医院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也是该小说的主要叙事者。他对那里进行了探访，并给同事写信讲述了自己的见闻。克罗若斯探访修辞病医院这一情节呈现了两种常见的病态话语模式：情感主义和理性主义，二者都因走向极端而导致平衡状态的破坏。情感主义是一种常见的低级语言疾病，由最初级的治疗部门基础修辞部（Basic Rhetoric）（Lessing，1983：9）进行治疗。沃灵德斯塔星具有动荡不安的特质，那里多水和大风的自然环境影响到人的心灵，使人们难以获得稳定的心理状态，但也有少部分人能因此获得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运用自然环境刺激增强内心平静的能力。基础修辞部借用了这一原理，建在有大风和海浪刺激的悬崖边，并配以勾起情感的背景音乐，通过环境刺激来治疗病人，使其产生抵御情感主义的免疫力。受闪迈特人克罗古尔蛊惑的老人星使者因森特便在这里接受治疗，他由于轻信闪迈特人而产生了“执拗的党派热情”（heady partisan enthusiasm）（Lessing，1983：9）。因森特认为，天狼星帝国违背了民主自由的承诺，统治失去了合法性，因此坚持暴政需要以暴力反抗。但克罗若斯认为，这种提倡以战争的激进方式反抗帝国压迫的英雄主义是有害的，断定因森特的确病得不轻。而完全排除情感的理性主义也是一种重要疾病，它是语言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克罗若斯亲自设计的修辞逻辑部（Rhetoric Logic）专治这类语言病。它的治疗原理与基础修辞部正好相反，屏蔽了一切刺激源，远离海洋，位于山峰与黑森林之间，白色的房间内十分安静，只能听到计算机的滴答声。计算机中通过远程控制输入了诸多历史命题，如“资本主义=不公正，共产主义=不公正，无产阶级掌权一定会带来国家的凋敝”（ibid.：12-13）等程式化的语言。

在莱辛看来，不论是情感主义还是理性主义，尽管二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实际上都是语言病态的表现。她认为，人们唯有在与现实经验的互动中实现平衡才是健康的状态（Fahim，1994：136）②。太空小说中对单一语言模型的迷信正是导致各个星际帝国走向歧途和衰落的重要原因，语言问题由此成为了分析小说中伦理、科学、政治和文化等诸多话语体系的基础。只有把握了作者对语言本质的深刻洞见，才能从根本上理解由此衍生出的文化主题。

三、殖民帝国没落史与隐喻性帝国话语建构

太空小说的创作与作者的时代经历密不可分。莱辛作为英帝国殖民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从中受到启发，深刻反思了各种既有话语体系，并通过恢宏的星际科幻史诗从哲学高度探讨了人类语言中潜藏的认知思维规律与隐喻特质，使作品具有了高度的思想分析特性和元小说特质。

兰德尔·史蒂文森（Randall Stevenson）在论及英殖民帝国瓦解的历史时指出，1945-1950年间由于福利国家的建立，英国经历了短暂的复苏。尽管战后经济恢复缓慢，并因物资匮乏而普遍实行配额制，但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内的民族自信仍保持在较高水平。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事件③使其遭受了致命打击，从此英国在国际外交中开始唯美国马首是瞻，逐渐失去了对海外领地的掌控能力，进而分崩离析，原有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英国进一步沦为美国的棋子和附庸。英国由于与美国过从甚密而未能加入欧共体。“衰落”成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在这种背景下，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不再具有昔日的凝聚力，普遍的失望不满情绪直接导致政府内部的变化。哈罗德·威尔逊领导下的工党于1964年取代了因民族衰落和丑闻而备受诟病的托利保守党，取得了执政地位。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的典型特征是“民众期望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Stevenson，2007：13-17），而英国新左派的出现则更加剧了这种落差的程度。当时的英国政府“尽管进行了一些进步性的立法，但哈罗德·威尔逊政府似乎从未满足对英国社会进行激进重组或实行一种真正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愿望，即使连满足其支持者们的最低愿望——将1945-1950年期间由它发起的福利国家改革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都显得举步维艰”（Stevenson，2007：17）。莱辛本人的从政经历使她对英国社会的历史变迁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她加入过南罗德西亚地区共产党，也曾是英国新左派的成员之一，和新左派思潮的一些代表人物（如E. Thompson等）关系密切。莱辛在《什卡斯塔》中甚至通过历史档案的形式直接再现了这段帝国往事，将其称为“西北边缘地带”被“北方孤陆”取而代之的历史（Lessing，2002：156）。而太空小说中的情节还涉及帝国权力的更迭，战后短暂虚幻的福利社会繁荣，英国社会内部由于没有实现真正的变革而不得不向海外扩张，转嫁内部矛盾的无奈以及民众对工党政府的失望情绪等内容，这些现象都通过星际叙述者们遥远和陌生化的视点得以表述和呈现。

历史经验为小说语言主题的生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由盛转衰的过渡时期，英国国内悲观失望的国民情绪影响了整个国家的氛围，衰落的现实动摇了人们曾经坚信的一切，包括从前维系庞大帝国的整个话语模式和意识形态体系如今都显得与当下经验格格不入。1899-1902年期间的布尔战争（the Boer War）④更加凸显了这种现实经验与话语体系之间的错位感（Bradshaw，1978：37）。威廉·格林斯莱德（William Greenslade）总结了当时的历史情境：“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进步说辞与……生活事实之间的不一致。”（Childs，2001：1）这激发了作者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层文化根源和语言确定性问题的质疑与思考。《沃灵帝国感伤使者》中描绘的沃灵帝国和该系列第三部作品《天狼星实验》中描绘的天狼星帝国一样，也是英殖民帝国的一个缩影。天狼星帝国的故事主要从经济和帝国运作机制层面反思了英帝国没落的重要原因，而沃灵帝国的故事则主要从语言和认知机制层面追溯了导致帝国走向衰弱的思想根源。小说再现了这种衰落过程中的身份焦虑症候，描绘了那些在辉煌时期被普遍认为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体系土崩瓦解的过程。不论在物质层面还是思想层面，沃灵帝国的衰落过程和现实中英帝国的经历几乎如出一辙。二者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都逐渐被新兴殖民地取代，并且在殖民体系中都经历了影响力不断下降的过程。“伟大沃灵帝国时期的工厂和车间凋敝了，许多都空空如也”，“贸易曾经是沃灵帝国巅峰时期的驱动力量，而现在拥有商店和组织贸易的却是沃灵纳德那和沃灵德斯塔”（Lessing，1983：72-73）。帝国原有的殖民地控制权丧失，原先通过殖民统治攫取的财富开始向外流出。“随着帝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来自附属星球上的反抗使其统治变得困难重重，在有些地方……已经没有可能再维持下去了”（ibid.：73）。和当时的英帝国一样，比没落本身更要命的是失望沮丧情绪的蔓延。“这是一个崩溃中的帝国……那没什么新鲜的。但每个崩溃的帝国都有它自己的‘感受’、它的气氛。”（ibid.：75）失望沮丧情绪的核心是对往昔话语架构崩溃而产生的那种难以言喻的感受，是一种笼罩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迷茫。莱辛对语言问题的思考源自英殖民帝国没落的历史现实，而小说中造访沃灵帝国的老人星使者克罗若斯对语言问题的分析也源自沃灵帝国没落的历史。克罗若斯指出，正是沃灵帝国由于内部问题产生内爆（implosion）（Lessing，1983：75），并被天狼星帝国取而代之的历史事件促成了他对这一过程的思考，并最终写下报告。

《沃灵帝国感伤使者》不仅与历史经验紧密相关，同时也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它通过修辞病医院等情节再现了各类传统话语体系在现实中的僵化无力，深入到语言的隐喻属性，对语言、认知和经验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分析。20世纪以来的语言学研究已经将对语言的隐喻性问题提升到了认知思维的高度。乔治·莱柯夫（George 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阐发了概念隐喻的相关理论（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由概念隐喻衍生出的话语模式“大多数都并非话语本身”，它们只不过是日常体验造就的“潜意识中的认识”，这些话语范式反映了部分事实，可以在某种具体条件下用以描述世界，但如果作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去规定和改变世界，势必会产生问题。这些话语模式只能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而不能成为规定性的（prescriptive）（Lakoff & Johnson，1999：533；Lakoff，2009：43）。

莱辛作为游走在帝国边缘的流散作家对帝国衰落的语言症候进行了精准的诊断，向站在反讽视角上的读者揭示出帝国话语的隐喻属性，与现代语言学的诸多观念可谓不谋而合。由于与经验世界间无法剪断的联系，话语范式的建构是隐喻性的，它如水一般蜿蜒流动，在经验世界的映照下呈现出不同色彩。沃灵帝国与天狼星帝国分别从经济扩张和意识形态建构两个不同方面影射了英殖民帝国的瓦解，二者紧密联系，互为因果。正是由于语言上不切实际的自我定位，人们将某一特定时期的隐喻性话语建构当作了规定世界的永恒体系，才助长了帝国的自我膨胀和无节制扩张。而帝国的壮大和扩张又进一步使人们相信话语建构起来的帝国形象就是世界的全部真相，是永恒、普遍和超验的真理。随着帝国的衰落，这些话语的隐喻建构性质逐渐凸显，人们才如梦初醒。“所有这些扩张都伴随着滔滔不绝的自我赞美，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不同”，“帝国处于扩张阶段，许多星球则沦为野蛮剥削的受害者，和以前的通常情况一样，这一过程伴随着华丽的托辞”（Lessing，1983：76）。“天狼星帝国热衷于词汇、短语和宣传口号”，“所有的天狼星人都是词汇的狂热爱好者，它疯狂而绝望地扩张着……这部分是由于天狼星帝国现在的统治者……是他们自己言词的囚徒，他们再也无法分辨事实与自己的虚构了”（ibid.：77）。帝国使者耶和尔在沃灵帝国鼎盛时期所作的报告也显露了话语体系的僵化及其与经验现实之间的格格不入。刚刚由曾经赤贫的殖民地转变为新宿主，获得迅速发展的沃灵帝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帝国处于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中。“它的公共基调是一种自我赞美式的圣歌，这是处于那一发展阶段的帝国普遍拥有的典型特征。”（ibid.：72）然而，源于帝国内部机制的深层矛盾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使得高调的宣传和现实经验产生了巨大落差。“但城市中的贫富差距已经大得吓人，甚至是在它最富裕的时候，沃灵帝国也没有保障其工人阶级生活尊严的行为和意愿。”（Lessing，1983：72）克罗若斯则在殖民公署的课堂上指出：“一个帝国……可以在一个星系的广大范围内，大肆宣传自己的美妙、繁荣和发展；而与此同时却让自己的大量子民如同被遗弃的奴隶一般，生活在无望的卑微中。”（ibid.：77）由此可见，以单一的帝国话语体系规定世界何其荒谬。“话语即是语言使用者”（田海龙，2017），经验主体和经验现实的多样性决定了单一话语体系规定世界的荒诞性。而莱辛则以小说家对语言问题的敏锐感知，用科幻文学的方式深刻揭示了各种语言模型的隐喻性质，不论是情感主义还是理性主义以及帝国的自我形象建构，都在如水的经验流变中沦为了僵化的语言症候，而昔日的帝国场景也在外太空的陌生化复现中得到了哲理性的反思。

四、语言主题与新型乌托邦寓言

从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对语言主题的探讨可以进一步揭示莱辛的太空小说作为科幻寓言的一些重要体裁特征。斯蒂文森（Stevenson，2007：81-82）认为，莱辛的科幻小说对话语建构本身的自我指涉式审视使她具有后现代主义作家的特质。然而，莱辛对语言文字的质疑与激进的后现代主义传统仍有差异⑤。尽管该小说具有自我指涉的元小说特质，但作者并没有将语言从现实中剥离出来，将语言的建构视为纯粹的文字游戏，而是试图将其植根于经验的土壤，不断将抽象出来的语言模型放回到现实场景中进行考察。语言孕育于同现实世界的互动，具有实践性基础。基于这一特点莱辛的科幻寓言亦可视为一种新型的乌托邦寓言。

在科幻批评界的一些学者看来，比较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观念并不完全适用于对科幻小说的评价。著名科幻批评家达科·苏恩文（Darko Suvin）（2011：45）指出，激进的相对论和认知的虚无主义缺乏政治担当，他们将世界看成是“我的表述”与“一种漂浮不定的意志行为”，从而将科幻小说建构的种种可能世界看作一种“利己主义的、嬉戏的属互文本（generic intertext）”，这种文本凸显了“表述现实的不可能性”，也就是“触及经验现实的永恒不可能性”。苏恩文（2011：48）对纯粹以解构的视角来透视科幻小说持否定态度，认为其难以走出自身的逻辑悖论⑥，抹杀了科幻作品不断设想与完善可能世界的建构能力。他在文中直截了当地表明：“我们不需要简单的、原始的、幼稚的、恶毒的解构，我们需要的是解构加重构这种高级的传统辩证法。”（苏恩文，2011：51）。莱辛的太空小说正是解构与重构的统一体，糅合了后现代的自我指涉式质疑与乌托邦寓言的传统，在故事中设置了诸多不同的经验背景，在考察语言建构的同时实现自我修正。她对语言与思维认知关系的思考深刻洞见了语言的体验性本质和话语建构的隐喻属性。

对于人类思维的隐喻性与语言、文学以及现实经验之间的互动关系学界已有诸多思考。莱柯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1999：515）指出，人类的认知与隐喻性思维关系密切，人们自以为具有普适性的理性行为选择模式（rational-actor model）实际上不过是各种隐喻范式的具体形式罢了，它们都源自人们的体验性认知。他还运用不同的隐喻思维模型解释了美国民主与共和两党产生的认知根源（Lakoff，2002）。也有学者指出，概念隐喻基于不同的文化类型和认知经验而变化，产生出不同层级上的差异（Kövescses，2005）。一些致力于隐喻研究的国外学者对隐喻的文化阐释则进行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比对，凸显了隐喻性话语在社会历史语境和现实文化语境中的流变特征（项成东、姚磊，2018）。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和阐释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1975a）是较早把认知隐喻和叙事研究联系起来的理论家之一，指出“隐喻之于诗歌语言正如模式之于科学语言”（Ricoeur，1975b）。莱柯夫和特纳（Lakoff & Turner，1989：xi）也阐述了自己基于体验哲学的文学观，认为诗歌和日常语言之间的区别是技巧运用层面的区别，而不是根本思维模式的区别，这是因为隐喻思维是“无意识自动发生的”、无处不在的、约定俗成的和无可取代的，“任何思维模式都不能代替隐喻在帮助我们理解自身和世界中的作用”。

莱辛同样深刻洞见到语言的隐喻性本质及其与文学创作间的深层关联。传统的乌托邦文学往往具有一种整体性建构的乌托邦冲动，而莱辛则在进行整体性话语建构的同时不断回溯到对经验和语言关系的考量，从而既保留了传统乌托邦建构冲动的美好原初意愿，又以一种更为自省和审慎的态度与单一的整体性话语建构保持距离，由此创造出一种具有自我指涉特征和认知性的新型乌托邦寓言。这些作品通过对人类语言思维与认知范式的把握建构出一个个可能世界的发展轨迹。乌托邦总体框架的冲动与理想仍然存在，但理想化建构的隐喻话语模型又同时在经验场景的流变中得到不断审视和评判。未来可能世界的异质多样性呈现出缤纷的间离效果，亦使读者在文本世界（可能世界）与自身前见（经验世界）之间不断进行比对，“文本在经验标准与新的标准体系之间，在受话者的‘零度世界’与科幻小说文本的可能世界之间摇摆不定，社会受话者的经验受到了这种摇摆不定所固有的间离的挑战”（苏恩文，2011：522）。这种不断的比对使得读者能够在各种可能模式之间证伪、思考和选择。“在时空描写和故事讲述中，动因关系和空间关系被展现为选择。任何一个叙事，甚至是一则小寓言，都是一个得到清晰表达的（这意味着在所有衔接性的重要关节上，都有着多重的可证伪性）思想实验。”（同上：520）“而这一系列的隐喻事件均涉及同一个范式或宏隐喻，后者是文本的核心预设体系和终极指涉框架。与文本中想象的‘可能世界’相关，隐喻主题是文本基本的认知性、解释性或根本性假设。”（Black，1962：239-241）正是多重隐喻话语范式在经验背景下的反复比对使莱辛的太空小说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冲动的集合体，一种同时具有间离性、自我指涉性和认知性的新型乌托邦寓言。而《沃灵帝国感伤使者》作为太空科幻系列作品的收官之作则更是通过对语言主题的直接呈现获得了浓厚的元小说色彩，在建构与解构的辩证统一中自我品鉴，对整个系列的体裁风格特征进行了自我昭告。

五、结语

作为莱辛太空科幻系列《南船座的老人星：档案》的收官之作，《沃灵帝国感伤使者》在整个系列的思想分析之旅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部小说直接以语言问题为核心主题，刻画了一座专治语言病的医院，其中对各类语言病的分析体现了作者对语言与经验现实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她对不合时宜的语言教条提出了批评，而这些教条又与人们不能与时俱进的各种凝固思维范式息息相关。这也反映出时代历史对作者的影响。当时的英国处于帝国崩塌瓦解的时期，而由语言固定下来的陈旧思维早已与急剧变化的现实显得格格不入，这促使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都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思索。莱辛以星际科幻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她并未滑向激进的后现代解构，而是以堪比语言学家的敏锐洞察力，用建构——解构——再重构的方式塑造了自己的乌托邦帝国。她创造出一种新型的隐喻式乌托邦寓言，其中各种可能的隐喻思维模型都能在思想分析中得到呈现和考量。

莱辛正是从对隐喻思维和语言本质的深刻认识与剖析出发，并借用传统的寓言形式和时空体的植入，让各种隐喻范式在绵延的经验长河中不断拓展、比对和得到反思，使整个小说系列成为一场证伪和证实的思想实验。她的科幻作品将隐喻和叙述连结起来，展现出对人类语言思维认知规律高屋建瓴的洞察和对未来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莱辛创作了一种既非传统乌托邦又非纯粹反乌托邦的长篇科幻寓言体裁，它植根于人类意识与经验的互动中，是否定与肯定、解构与建构的辨证统一，是乌托邦与反乌托邦的合题，是一种永恒变动、不断平衡、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世界建构。在这种体裁中任何坚如磐石的观念都在经验中具有了水一般的流动性，这种更加柔性的思维方式承载了作者对一个更加和平、和谐与合理的未来社会强烈的憧憬与希望。

注释：

①克罗古尔表面上富有同情心，甚至为反叛者之死而哭泣，打动了因森特，实际上他却是个善于利用语言操控他人达到目的的人。

②沙迪亚·法希姆认为，莱辛的科幻小说系列贡献了“平衡主题中最成熟的观念”。

③埃及政府从英国殖民政府手中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这是殖民帝国彻底崩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④1899年12月，英国军队在一周内三次被布尔的游击队击败。自以为所向披靡的英国军队花了三年时间，耗资2 500万英镑，才击败缺乏武器和财力支援、自发组织的当地游击队。

⑤王寅（2014：442）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一是人本性、批判性时期，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人本哲学到法兰克福的批判学派；二是较为激进的破坏性和解构性时期，包括12位法国后现代哲学家及奥、美、意的学者；三是建设后现代时期，以倡导体验哲学的英美学者为主，也包括中国学者。

⑥苏恩文将其逻辑归结为第一段：没有绝对的准则，第二段：第一段未必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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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phorical Discourse Narrative in Doris Lessing’s

YIN Bei

Based on a close reading of the text combined with a view of its histor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uses contemporary metaphor theorie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motif of,a space fiction by the British Nobel Prize writer Doris Lessing, with an aim of revealing its metaphorical discourse narrative features. This novel is the final work of her sci-fi space fiction pentalogy. Starting from linguistic issues, the work concludes and sublimates the whole series. The hospital for rhetoric disease in the work functions to diagnose and treat various types of linguistic diseases that make people out of touch with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thus to reveal the metaphorical essence of discourse and the empirical feature of human cognition. The decline history of colonial empires deeply brands Lessing’s works to promote her thinking o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cognition and empirical reality. The work demonstrate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self-referentiality and cognition to represent a new type of Utopian fable in sci-fi work.

language motif; colonial history; metaphorical discourse narrative; new Utopian fable

I106.4

A

1008-665X（2019）3-0077-09

2019-02-27

福州大学科研项目“多丽丝·莱辛‘太空小说’叙事特征研究”（GXRC201710）；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莱辛‘太空小说’自我身份意识概念隐喻研究”（JAS170062）

殷贝，讲师，博士，研究方向：西方文论与英美文学、认知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