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煜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历程。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改革开放后40年，我国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贡献者和维护者。当前面对多边贸易体制停滞、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逆全球化挑战，中国如何更好处理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鉴于此，本刊特约记者就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历史脉络及其演进逻辑，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参与全球化进程，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如何应对逆全球化等相关问题，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翟东升。

《领导文萃》：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从游离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之外的落后农业国，转变成高度开放的世界第二大现代经济体。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有重大区别，其历史演变脉络是什么？

翟东升：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演变有两大动力源，一是中国内部政治经济制度安排的延续;二是受到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对我国对外战略的约束。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可划分为三个30年的历史阶段，当然这里的30年是泛指一个大概的时间区间。对比这三个30年，我们不难看出，每个时代的核心特征、主流思潮、经济运行特点、国际格局都是大不相同的;与之相应，中国所学习的主要对象、对待世界市场体系的态度、资本形成的方式、倚重的社会阶层都是与时俱进的。

第一个30年，从1949年到1978年。这一历史阶段的时代主题是冷战、反霸权斗争、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左翼激进革命主义席卷亚非拉国家。战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將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政府在宏观调控、产业规划和社会福利方面强化财政政策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正在走结构主义经济学指引的发展道路，意欲摆脱“中心-外围”关系中被中心国家无情剥削的宿命。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上游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外，先是“一边倒”地加入苏联主导的另一个平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互助体系，而后与“苏修”决裂，脱离东方阵营而自立;继而发现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为敌不符合自身实力地位和国家利益，从而开始缓和与美国等西方阵营的敌对关系。这30年，我们以苏联为参照系，依托工农阶级建立起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初步工业基础。

第二个30年，从1979年到2012年。时代主题是全球化，尤其是新自由主义范式下的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这时期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左翼迅速向右翼移动，新自由主义流行于世，其核心主张包括减少管制和低税率，强化自由竞争和市场开放，是代表精英和资本利益的政治经济纲领。到了这一阶段，美欧日的婴儿潮人口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消费主力群体和社会中坚力量。贫富分化不断加重，整个社会的通货膨胀率持续走低并趋于零，债务率却持续走高。这个阶段，金本位制已经被废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可以通过印钞偿还债务，债务不断地货币化，导致了持续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现象。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在美苏争霸、与美建交的有利形势下，改革开放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派遣许多政府考察团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外国经济发展经验，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国门招商引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同时构建并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赋予民营企业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公平的营商环境。尤其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抓住全球化时代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战略机遇期，不断汲取国际体系的能量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从“三来一补”加工贸易做起，建成了世界最齐全且最有竞争力的制造业体系，此后又推动创新经济发展，实现资本积累。这30年，我们以美、欧、日、韩、新等国为师，能与西方发达国家直接交流、交易的国际化精英群体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外资企业成为那个时代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第三个30年，即从2012年开始，至少一代人的时间周期。我国对世界经济体系的态度既不像第一个30年那样持激进革命态度，又不像第二个30年那样完全地低调融入，而是更加自信地重塑和引领全球经济体系的治理改革和结构变迁。

在国际层面上看，早自2009年开始，整个世界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洗礼，在对新自由主义的质疑声中，逆全球化的意图和政策从体系中心开始逐渐向外蔓延。后危机时代的美国经济，增长态势既不是L型，也不是U型或者V型，而是如“方便面”一般抖动：经济欲上行却无力，将下行则有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地打强心针维持。通缩和负利率也成为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经济现象，这意味着储蓄者不仅得不到利息，还需要缴纳一定的“保管费”，目前全球有十几万亿美元的国债居然是以负利率交易的，这在人类经济史上极其罕见。民粹主义甚嚣尘上，有一些重要国家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和党派赢得选举开始执政;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上，人们再次强调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意识到政府应主动干预经济，并进行资源和利益再分配。

在逆全球化时代，中国做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郑重宣示，继续高举对外开放的大旗，建设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合资本正在成为中国主流资本形态，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又充分肯定和支持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对待外资将根据实际需求择优引进。当前正徐徐展开的新30年，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需要培育一个成熟而巨大的中产阶层，使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成为有竞争力的生产者和活跃的消费者，从而将中国做成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领导文萃》：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两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快速实现工业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崛起奇迹的？

翟东升：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成功，离不开我们在复杂的国际阵营中的战略选择的成功，也离不开我们对外部先进国家吸收借鉴而又独立探索的努力。

回顾过去70年可以发现，中国是一个善于学习但又不迷信别国发展模式的国家。第一个30年，中国是以“学生”的姿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大批苏联专家来支援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援助了156个军工、重工业项目（最后执行了163项），为我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构建一套重工业体系提供很大帮助，打下了经济基础。但请注意，这些援助不是苏联对我们的恩赐，是中国在朝鲜战场上用鲜血换来的。我们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但又不完全照搬。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毛主席提出了“论十大关系”，搞“大跃进”“超英赶美”促进快速工业化。那个时期我们独立探索的效果不甚理想，学习曲线不够陡峭，但是这种独立探索的精神本身不能被否定。

第二个30年，中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我们主动联合西方阵营，从而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战略空间。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前后花了十年，中国同西方的战略合作关系才得以确立。这种战略勇气和智慧为我们此后30年创造了巨大发展空间。中央得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打开国门学习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市场经济的经验，中国制造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创造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奇迹”。我们利用了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市场开放的机会，但是对自由主义本身却是批判性借鉴而不是照单全收的。

《领导文萃》：中国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两大阵营中自由腾挪？这种做法不冒险吗？

翟东升：这样做主要来自于两种资源：一是自身实力，二是国际结构。美苏争霸时期，一个结构性特征是美苏彼此将对方视为最大威胁，中国在三角关系中是“较小的威胁”，即对美国而言，中国的威胁比苏联小;反过来对苏联而言，中国的威胁比美国小。朝鲜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跟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因为其根本没必要付出那么多资源和代价跟中国这个次要敌人较劲。在冷战时代，中国面临的总体外部环境是比较好的，我们拥有核武器，对其他国家具有一定的核威慑能力，有资格成为大棋局的玩家，但是同时对其他大国而言又不是最大的威胁。在这种三角关系下，我们是安全的，自由的。正是这种结构性特征给我们提供了战略选择的自由。

作为对比，印度试图在两大阵营中骑墙，结果得不到任何一方真正的帮助。

《领导文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不能否定”，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您认为该如何理解建国70年两个重大历史阶段的内在统一性？

翟东升：这两个历史时期，国家治理的很多理念和政策看似矛盾对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和市场自由地资源配置方式，但二者具有内在统一性。我在《货币、权力与人》中，嘗试提出一个“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新框架以阐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内在联系。

首先，我们需要回答，经济繁荣到底从何而来？是源于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表面看来，财富的创造、分配和消费大多数体现在私人部门。但本质上，若离开了公共产品的支撑，正常的经济活动是无法进行的，比如叙利亚、利比亚这些政治动荡的国家，经济活动几乎无从进行，更谈不上财富的积累。其原因在于缺乏最基本公共产品——安全和秩序。一国政府所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同该国的经济活动规模扩张和复杂度提升之间，存在结构性对应关系，越复杂的市场经济活动需要越昂贵、越高级的公共产品来支撑。因此，两者作用关系如同小孔成像的原理，即私人部门的经济活动是由公共产品作为本体而“投影”出来。自由市场并不等于完全的自由，更不是免费的，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物品，需要强大的国家力量才能创造。从社会安全和秩序、基础设施建设，到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是一国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各种公共产品，在私营部门投影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从而带来财富与繁荣。

这就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是否意味着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所谓的“民进国退”或者“国进民退”？答案是否定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映射关系，体现在政府首先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些公共产品的存在使得私人部门的各类经济活动得以可能，其实市场或者说营商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增强政府能力可以支持新的更高级的经济活动涌现，在产业升级和发展背后，公共部门的扩张和升级是关键所在。

可能有人会质疑说，苏联、朝鲜的公共部门都很强大，如果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是映射关系，那么苏联解体和朝鲜贫穷这些案例为何会存在？这就需要说清楚事情的另一面，即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的问题。

苏联、朝鲜的公共部门虽强大，但占用了绝大部分的国民财富，这个经济体系效率是低下的。而中国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公共部门依然很强大，但我国私人部门成长起来了。美国政府可利用对世界其他债权国收取“铸币税”，减少对美国私人部门的资源汲取，能够提供比较齐全的公共产品与服务。

中国前30年学习苏联，打造了一个强大的公共部门;后30年学习美国，塑造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中国从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吸取其各自的精华，发展出符合自己特点和时代趋势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模式，比历史上两个超级大国更具有活力和制度优越性。可以讲，中国的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关系，恰如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都是正题与反题的关系。而我们今天在打造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历史性过程，也是对前两个30年历史经验的新概括。

《领导文萃》：您刚才为我们回顾前两个30年，并展望第三个30年。习总书记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您是如何理解这“百年变局”的？这变局将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的关系？

翟东升：对于百年变局，我认为应该跳出国家间力量对比，而是需要从文明圈兴衰的角度进行解读。我的研究发现，2009年前后，东亚文明圈的经济实力超越了新教文明圈，这是过去两百年甚至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快速工业化，并不是完全靠自己实现的，也不是独立完整的一个故事，而是更加宏大的东亚生产网络崛起的大叙事的一部分。二战后，工业化的火种从美国传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韩、台、港、新等四小龙地区，最终在中国的巧妙政策作用下，进一步向中国大陆延伸，引爆了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如今又进一步向越南等地延伸。当今世界三大生产网络中，规模最大、分工最复杂的便是东亚生产网络，它的扩张和深化，意味以中、日、韩、越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实现对以英、美、德、荷、澳、加为代表的新教文明的赶超。这是两百年来首次有非西方文明在国力和技术能力上追平甚至反超西方文明。

回溯整个广义全球化500年历史，天主教文明在航海大發现、开拓殖民帝国的百年辉煌后，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相继崛起的世界性强国都属于新教文明圈。过去400年，新教文明横行世界，天主教和东正教文明都难以与之争锋，尤其是工业化在英国首先开启之后，更是一家独霸。但后危机时代，东亚生产网络的制造业增加值超过了新教文明圈。

今天，唯一能与新教文明一争高下的只有东亚文明。这并非巧合，而是由其文明特质所决定的。新教和东亚这两个文明圈有不少相似之处，比如它们都鼓励人在尘世间积累财富和获取成功，提倡节俭勤劳，人们的物质财富剩余因此就变成资本原始积累，继而转化为对他人的股权和债权。我从文明角度研究汇率，有一个重要发现：全世界只有东亚文明圈和新教文明圈国家的货币汇率是坚挺的，长期看其他货币汇率总体呈现贬值趋势。我给这种经济现象提供的解释是：货币跌得狠的国家都普遍存在鼓励人们享受生活，享受阳光，尽情消费，而又不鼓励生产，社会福利水平高企，财政经常亏空的现象，这种文明特质导致许多天主教文明国家（如拉美国家、南欧国家）出现债务危机。而印度教和佛教文明国家货币也会下跌，但是下跌幅度没那么大，（东）南亚文明圈的特点是既不鼓励生产，也不鼓励消费，倡导苦行修来世之福，相当于在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是萎缩的。

东亚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严重背离：经济上高度相互依赖，但是在政治上却被域外力量分而治之。我主张，中国应该首先考虑经略和联合东亚文明圈，确保东亚生产网络在政治上、安全上结束当前的分裂、猜疑和敌对，通过地区和解与一体化，创造欧洲式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原本这种愿景得以实现的概率很低，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在安全上依赖域外霸权国家的保障，在出口市场上依赖域外发达经济体的胃纳;但是，随着近年中国国内消费市场超过美国成为最大消费市场，以及中国军事力量的快速崛起导致域外霸权对东亚地区事务主导能力的下降，上述愿景越来越具有可行性。

《领导文萃》：美国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是搭便车者（Free Rider）。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美国现在逐一打破二战后其一手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成为“去全球化”的重要推手，中国应如何应对？

翟东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不是搭便车者？这是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和现任总统特朗普之间极少数共识之一，都认为中国是搭便车者。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中国的确是全球化班车上最大、最成功的乘客，没有全球化，中国40年来快速工业化、市场化的成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问题是，在他们眼中，中国搭便车，不愿意付钱，占美国便宜。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中国的确靠全球化挣得盆满钵满，但我们也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购买了昂贵的“车票”。这里面存在三角的资本循环：美国把资本输送给欧、日、韩及中国的台湾、香港，这些地方把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把辛辛苦苦挣来的外汇储备又放回美国。这个三角资本循环里面存在巨大的利差，使得很多利润从中国流向了华尔街。首先，美国是全球的铸币者，提供信用将货币以金融投资方式，包括股权投资、对冲基金、债权基金，投放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地，一般来讲是有美军驻扎的地方。然后，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主动地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通过税收减免、低廉的要素价格等招商引资的优惠条件，吸引欧日韩等地的外资来华投资办厂，使中国的工业基础继续扩大和坚实。

当然，在工厂进入中国之后，使用美元投资、通过外汇兑换而使用人民币在境内经营，而相应的美元则在国家外汇管理局那里进行统一管理。很长一段时间为了维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只能被动向市场投放流动性，形成外汇占款。最后，中国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储备的外汇资金在海外投资，其中相当一部分资金购买了美国国债，最终形成了一个资本货币的三角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外资从中国获得10%～15%的年复合收益率，而中国外汇储备从美国国债中所获的利息率目前只有2.5%左右。根据研究测算，最高峰的时候中国每年补贴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大约4000亿美元的净利润。如此庞大的利差是我们搭上这趟美式全球化列车的车票，而且价格不菲。

我从2014年起在媒体上发表观点，指出中国应该主动掌握节奏，有序地去美国化。全球化是一个客观趋势，没必要支持或反对。冬天来了，你就要准备棉衣，不能一厢情愿说自己喜欢夏天而拒绝冬天的到来。逆全球化有其内在的政治经济机理，也有历史运行的内在节奏，我们需顺势而为，而不是刻舟求剑，应多从历史规律汲取教训，而不是迷信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教条。

中美脱钩并不可怕。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大幅下降，对美国市场的依赖也远小于十年前。中国从美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其实并不能留在国内，而是主要由外资加工贸易创造，通过零部件购买和利润汇出回到了境外，所以中国对美国市场的真实依赖程度远远小于表面数据的水平。更重要的是，我国本土消费市场的规模正在赶超美国，如果我们选择让人民币汇率保持强势，中国的经济规模和本土市场便可以迅速超过美国。

反过来看，假如中国选择继续围绕美国市场、美国规则、美元储备来增创中国经济动能，那么中国经济超过美国将可能永远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中国生产的是商品、美国输出的是货币信用，实体商品生产的速度赶不上虚拟信用生产的速度。此前的挑战者，苏联、日本、欧盟，其经济规模都无法真正超越美国。所以若中国经济继续依赖美元体系，经济规模超越美国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主张，中国现在已经有条件逐步脱离美元体系。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逆全球化“回头浪”相当于是一个及时的“叫早服務（MorningCall）”，把我们从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中叫醒了。

《领导文萃》：近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G20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进博会等重要国际场合均发出了“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等宣言。中国是否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的逆流中扛起全球化大旗？

翟东升：当今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正处于前面讲到的第三个30年进程中，中国更加自信，更加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而且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等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持续增强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

为什么要建设“一带一路”？许多人说中国缺资源或者产能过剩，这是完全错误的说法。我们缺的不是物，不是自然资源，因为只要付钱这些资源都能买来，只要技术保持进步，资源的可替代性和可节约性在不断增强。我们作为第一人口大国，缺的恰恰是人，尤其是年轻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财富的源头是人不是物。人之所以宝贵，不仅仅是作为劳动者、生产者、创造者，还在于其作为真正的最终的消费者。近年来，虽然二胎政策已经放开，但是生育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中国每年新踏上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大大少于前两代人，而正在退休的人口规模非常巨大，这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充足的回旋余地，但是对于未来经济增速和产业升级都带来负面影响。由于生命力和欲望的自然萎缩，老年人消费乏力，真正的消费主力是中青年群体。因此，中国的巨大产能和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寻找更大规模的年轻群体，并赋予其购买力。

在世界范围内看，中国人口年龄的中位数为37.1岁，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年龄中位数比中国低很多，如果通过把中国一部分储蓄从美欧的低息甚至负利率国债中分流一部分到这些“年轻”的国度，则将为他们带来发展、就业和消费提升的机会，“一带一路”将创造新的全球市场增长空间，并使全球70亿人之间更加平等。

西方世界的消费市场由于人口老龄化和政治极化不再像此前那样愿意持续购买中国的商品，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寻找更加可靠、规模更大的市场。未来的增量市场有两个：一个是国内4亿规模且继续扩大的中产阶级，另一个是40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过去中国向美、日、欧的10亿人出口商品，并将所得盈余转手变成对后者的债权。未来我们向发展中国家的40亿人口提供信贷和投资以便他们有钱购买中国的商品，这种盈余将转变为对这40亿年轻人的债权。这两种债权都会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失衡与泡沫，因为前者没有打算还钱，后者多数还不起。但是，这两种类型的债权及背后的泡沫存在重大区别，因为债权的定价货币将从美元、欧元变成人民币，全球经济周期的主导权将因此而出现重大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