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蕊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悬疑小说主要是指那些以悬念或悬疑事件为小说情节发展推动力的小说，强调悬念引导和逻辑推理。[1]蔡骏是著名的悬疑小说家，被称为“中国小说界悬疑类的开创者”“中国当代悬疑之父”。蔡骏曾谈过他对悬疑小说的理解：先制造悬疑，通过解谜的过程来编织故事。蔡骏的特色是心理悬疑，借鉴斯蒂芬·金关于悬疑小说的创作理念，悬疑和心理相结合成为蔡骏开启中国悬疑小说世界的钥匙。评论家汪政说：“蔡骏的心理悬疑强调对人性、心理和欲望的开掘，不是如心理分析式的表达，悬疑是其外观，心理是其内在的推动及悬疑的最终指向。”[2]2008年，蔡骏将其小说注册为“心理悬疑小说”，于是心理悬疑就成为了蔡骏的文化标志。

《无尽之夏》是蔡骏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小说延续心理悬疑的特色，以聂倩失踪为悬疑点，以“我”的心理变化来带动整个故事情节，结合从1977年到2017年的社会背景，融入大量知识性介绍，在解聂老师失踪之谜的过程中编织出一系列离奇故事，且不因过度重视情节而忽略对人物的塑造。小说人物不像以往那样偏向符号化，而是有形成和发展过程、多义多变的复杂人物形象。作者通过塑造这些丰满的小说人物，展现其对人与社会的思考，传达出更成熟的三观及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一、同类人物不同塑造

作者过去的小说明显是以讲故事为主要目的，小说人物基本就是故事的叙述人、情节的推导者，好人与坏人好像是天然存在，性格形成与社会无关，小说人物只是符号式存在，这也是大部分类型小说的通病。但在其新作《无尽之夏》中，同类型的人物展现出与以往作品不同的塑造方式。作者根据生活原貌真实地展现了人性本该有的复杂元素，在解谜的过程中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多义，且作者专门开辟章节，解析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与家庭状况，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可以从其家庭背景、生活现状、社会环境中找到形成原因，人物性格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化。

(一)“我”主角化

蔡骏的作品里一般都会有“我”这样一个叙述者存在。在作者以往的作品如《病毒》《旋转门》等中，“我”只是一个叙述人或情节推动者，没有具体的性格表现和人格剖析。但在《无尽之夏》中，“我”是非常鲜活且复杂的主要叙述对象，小说按照“我”的心理变化来推动情节发展，通过“我”的心理活动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变迁的看法。

首先，作者对“我”的性格和行为形成原因给予充分解释。“我”的家庭是中规中矩的普通人家，所以“我”平凡、善良又胆怯。“我”喜欢看推理类小说，所以“我”在聂老师一事中执着地追寻原因。“我”有着很好的几个小伙伴，富于幻想，爱看《圣斗士星矢》，所以“我”一定要和伙伴一起去寻找聂老师。

其次，作者赋予“我”复杂多义的性格特征。我勇敢却又自私。“我”为了救聂老师可以不顾自己安危，但怂恿其他伙伴跟“我”一起去崇明岛的行为实际是变相把他们推入危险处境。我理智却又冷漠。“我”被田小麦缠上，六个人要坐船去崇明岛，“我”知道假若真带上田小麦，“我”和她都会被田跃进责罚，于是不顾田小麦安危直接丢掉她。我有很强的推理天赋却过于相信直觉。对于并不是凶手的夏海，“我”仅凭主观和几条线索就认定他是凶手，不断无缘无故地干涉夏海的生活。这种性格塑造，非常符合处于自我认知模糊，却又有几分推理天赋的十六岁少年形象。

此外，“我”的性格并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化。比如，随着对田小麦的深入了解，“我”学会接纳和欣赏她，不再刻意排斥她。在遇到各种危险后，“我”开始变得有担当、更成熟，尤其体现在最后“我”让别的小伙伴逃跑，打算自己一个人去面对凶手，“我”做到了真正的勇敢。

最后，作者笔下的“我”经历了四十年的跨度，作者在处理“我”心态变化上也很用心。少年的“我”鲜活而无所畏惧，充满好奇，少年心性，认为夏天永远不会结束，好朋友永远都是好朋友；中年的“我”看透世事，冷眼看着身边的人逐渐远离、变得世俗平庸，但仍不肯放弃初心，认为“我的夏天远未结束，我在等日出”。作者通过塑造“我”这个形象，传达出的是自己对于人生、初心的一种看法。

(二)凶手立体化

悬疑小说一般都有特定的凶手形象，悬疑作家笔下的凶手会形成自己的固定模式。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里的凶手一般是最不像凶手的人物；东野圭吾的小说中，作者经常直接说明凶手是谁，其着重在于挖掘凶手为什么要行凶，借此达到挖掘人性的真正目的；在蔡骏以往的小说中，凶手只是编织离奇故事的一个推动符号，但《无尽之夏》中凶手形象立体多面，作者通过揭示凶手变态性格的造成原因，表达自己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反思与批判。

首先，小说中杀人案件的真凶老金，其青少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为他中年时期的扭曲人格埋下祸根。年仅十七岁就参加围垦填海，后来留在农场面对九死一生的风暴。风暴后老金幸存，但心灵深处却发生了极大改变，这种因早期特殊经历留下心理阴影而导致心理变态的原因追溯方式，与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类似。作者隐晦地以“其实老金也受伤了——只是伤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二十年前的灾难根本没有幸存者”解释老金变化的原因，又似是对文革造成的隐性伤害、不切实际的“与天斗与地斗与海斗”革命口号以及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大围垦事件的否定与批判。

其次，作者塑造的老金，经历了外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侵入中国的特殊时期。老金的性格形成有历史事件的促成，也有文化侵入的推进。风暴后老金虽然幸存，灵魂却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他开始开着面包车倒卖电冰箱，批发盗版碟。他贩卖盗版光碟，自己也收藏这些光碟。老金的车里一直保存着《沉默的羔羊》，他变态的心理与杀人方式与该影片中的变态狂比尔如出一辙。老金的人格变得分裂而矛盾：他依旧会帮助别人——在没有人愿意顺路搭载“我们”六个人的情况下，停下车载我们一起走；依旧会说积极向上的话——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要走的路还很远，一定要看看世界长什么样。但是他的内心却变得污浊和恶心——在撞死狗之后对着死狗尸体撒尿，以杀害年轻女性为自己的变态乐趣，把被害者的衣物洗干净保存起来作为战利品。

从誓死保堤的十七岁少年变成如今的变态杀人犯，老金后期性格的形成既有社会因素，也与人物早期人生经历有关。这种对人物性格改变原因的阐释，类似东野圭吾《白夜行》中对雪穗性格扭曲化和托马斯·哈里斯《沉默的羔羊》里对比尔性格变态化的解释，可见作者在不断借鉴大师的人物塑造方式。

(三)女性角色多样化

《聊斋志异》中的聂小倩“肌映流霞，足翘细笋，白昼端详，娇丽犹艳”，其动人的形象常被作者借用来安插在自己作品的女性角色上，但一般单薄而缺乏深度。在作者以往的小说中，女性角色往往都是聂小倩式符号人物，比如《夜半笛声》里的池翠，《猫眼》里的雨儿，《谋杀逝水年华》里的田小麦，都不具有饱满的人格。但在《无尽之夏》中，作者不仅塑造了几个性格迥异的女性角色，她们自身的性格也是复杂多样的，这使小说中的女性角色承载更富深度的涵义，表现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感慨。

首先是聂倩老师。聂倩表现出的是温柔善良的形象，但她性格深处却是非常复杂的。聂倩借杀人案制造绑架假案，帮助自己脱离生活困境，这是荒唐而自私的行为。她不愿意被生活捆绑，不停逃离，为了追求自己想要的可以抛弃当下一切，体现出她强烈的叛逆意识和自我主义。在小说最后，作者说明绑架案是聂倩自己制造的，而“我”又确实救了聂倩，可是她到死也不知道真相，这不仅是叙述了一场精彩的悬疑故事，更是作者对命运的一种感慨，对到底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相的一种思考。

其次是小说中“我”的好友白雪。白雪成绩差，大脑简单，发育过早，言谈粗鲁，在别人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坏女生。但是，她开朗直率，美丽善良，在旅途中从没退缩过，一直坚定地跟着“我”进行救聂老师的荒唐计划。虽然表面上白雪大大咧咧不知分寸，但寄人篱下的生活让她极度没有安全感，渴望爱却不计后果，以至于最后被骗，变成单亲妈妈，甚至做妓女。如果白雪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一个人可以指导她，她会走上不一样的道路。作者在白雪身上投注的更多是同情，因为社会与家庭因素，一个美丽的女孩最后却走向堕落。

再是强行加入我们活动的田小麦。作者在《谋杀逝水年华》中已经塑造了田小麦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但是因为其对情节的过度重视，该人物性格并未被凸显出。在《无尽之夏》中，作者再次将这个人物写入，作者在编织故事的同时，突出这个好女孩骨子里的叛逆因子和坚毅品质。她拼命想逃出父亲的安全区，跟着“我”去做一系列冒险的事。其中，作者还刻画了一段几个人在废弃船舱里说遗言的情节，作者借田小麦拒绝小犹太的追求，表述了自己的爱情观。

最后是小犹太的母亲。小犹太的母亲有新时代女性的特点，表面温柔而纤弱，内心强大坚毅。她和街道医院的其他护士不同，会很温柔地对待自己的患者，尊重并重视自己的工作。后来她也选择辞去薪资低的铁饭碗，跳槽到薪资高却被外人非议的日资医院，即使因此招来各种流言蜚语，但她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并不因为他人言语而困惑羞愧。小说最后，她还同“我”父亲和田小麦父亲一起来到崇明岛东海岸找我们。这样的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形象，作者给予的是赞赏的笔调，传达的也是正确的价值观念。

二、人物塑造变化原因

蔡骏在以往小说中，同大多类型小说一样，着重于小说的故事性而忽略了小说的人物塑造。《无尽之夏》中的小说人物不再是符号化存在，而是丰富复杂的圆形人物。圆形人物有两大审美特征：性格是丰富、复杂的，不是简单、 一目了然的；性格是发展变化的，不是凝固不变的。这就要求作家对小说人物作出全方位、多侧面、多视角的艺术审视和性格刻画。这种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人物自身质的规定性，离不开人物与社会历史碰撞所生发出来的行动、思想、心理的衍变。[3]蔡骏对小说人物的塑造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原因。

(一)反思类型文学

文学需要通过典型人物来打动人心，这种典型人物一定是能够呈现生命色彩的，所以其性格应当具备丰富性和多义性，能更真实、深入地揭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而拥有这样多义性性格的人物不能只是符号式存在。

蔡骏曾说：“类型小说写得好中国的故事，却写不好中国故事。”[4]当前中国悬疑小说仍处于起步阶段，悬疑作者受网络文学“快餐式”创作模式影响，忽略了作品本身的文学性。脱离社会现实，缺少对社会现实根源性反思与探讨，只是对社会现象进行复制式描写，过于重视情节而忽略人物塑造，内容肤浅且意义浅薄，这些是当前悬疑类型小说的通病。蔡骏希望中国的悬疑小说更成熟，希望悬疑小说在中国成为一种主流，所以蔡骏在其新作《无尽之夏》里投入更多对人物塑造的考量、人物命运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思考。首先，作者不仅在刻画主要人物上用了大量笔墨，在线索人物、次要人物上也尽力给予他们丰富性与多义性，这些可以从作者对“我”“凶手”、聂老师还有其他人物的性格与社会背景塑造上看出。同时，作者通过描写人物传达出自己对人与社会的观察和思考，比如通过俞超父母、老金、七叔的经历表达自己对知青、文革、社会巨大变化的看法。此外，作者通过我们几个小伙伴二十年前后关系的变化，表达了自己对残酷却真实的人际关系的感慨。作者在最后对每个人物命运的安排，也很符合人物的性格走向，比如田跃进为救人质殉职，小犹太庸俗聒噪的婚姻状态，阿健因赌博打架而坐牢。作者塑造出这些有特殊寓意的人物形象，通过他们展现自己对人际、命运和社会变迁等的思考，是反思类型文学后的成果。

(二)人性本质复杂

人性本质的复杂多义这一客观现象，决定了蔡骏需要改变原本符号式的人物塑造方式。这一点在“我”和聂倩身上体现得最明显。“我”集勇敢与怯懦、热血和冷漠、智慧和执念于一身，作者通过大量情节表现“我”性格的矛盾复杂，符合出身普通工薪家庭的青春期少年形象。作者对聂倩复杂的性格表现得相对隐晦，她表现出的是温柔善良形象，但她制造绑架假案，不制止“我”的错误推理，默许“我”的错误干涉，为了逃离困境中可以抛弃一切，这些都是其性格黑暗面的体现，作者对这种黑暗面的形成作出家庭与社会两方面的原因阐释。

蔡骏对于人性的关注深受斯蒂芬·金的影响，《肖申克的救赎》对于坚忍和自由的突出表现，让蔡骏看到通俗小说家对社会现实和人性的深入思考。从斯蒂芬·金的作品中，蔡骏明白小说不仅可以写得好看，还可以揭示人心和人性。蔡骏有意识地介入自己对人性的思考，包括人性之善以及人性之恶。他曾说过：“每个人的内心都有阴暗面，有的人能克制，有的人无法克制，具体的行为就产生了。”[5]在《无尽之夏》中，“我”因为害怕田跃进追责，在船上产生丢下田小麦的想法；聂倩老师为了脱离生活困境，变相利用了“我”对她的喜爱制造了被绑架事件；夏海虽然不是杀手，但在开车追“我们”时并不顾我们几个少年的安危；老金残害无辜女性，并在“我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后想灭口……这些人的人性几乎都有恶的成分，只是程度不同，表现出的方式也不同。

蔡骏认为应当深入揭露人性中的恶，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在面对恶时不是无能为力的。善与恶就像硬币的正反面，认清人性之恶才能发现人性之善。他认为悬疑带来的恐怖，应当是社会施压下人精神受到的折磨，在这种折磨中表现出人的内心世界，包括阴暗面。但写阴暗，应当把阴暗放在阳光底下，让大家都看到。所以《无尽之夏》的最后，即使大家都不是二十年前自己所期许的模样，但作者依旧说出“我的夏天远未结束，我在等日出”这样充满希望的话。

(三)心理悬疑特色

蔡骏在写作中，受欧美、日本挖掘人性的悬疑风格影响，加之自身的写作倾向，创造了自己的专属风格：心理悬疑。相对的，心理悬疑“以心理分析为释疑方式，对于悬疑的解释最终都落点在人物性格上，悬疑只是外观，作者强调的是挖掘人性、心理和欲望”。这样的特点反过来也影响着蔡骏的创作方式，要求蔡骏创作的人物应具备复杂多义的性格。

在《无尽之夏》中，由于蔡骏对心理悬疑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在人物塑造上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作者以“我”的心理分析为释疑方式，对于聂倩失踪和真凶到底是谁的解释最终落在了“我们”几个追查者性格、聂倩性格和老金性格上。老金的变态性格产生了真实的连环杀人案，聂倩的叛逆和自私产生了这场假绑架案，“我”的执念而展开了一场拯救聂老师计划，其他几个伙伴又因为各自的特殊原因选择跟“我”一起去崇明岛。悬疑故事只是外观，作者强调的是通过这些人物与故事挖掘人生的意义、人际的残酷、社会的变迁，以及自己对人与社会的深度思考。

三、人物塑造价值阐释

前文对蔡骏新作人物塑造的具体变化和原因进行了分析，这些变化到底有何意义呢？这可以从类型文学的缺陷、小说的社会意识和悬疑小说在当代的发展这几个角度进行阐释。

(一)弥补类型文学缺陷

类型文学是否能成为文学经典，主要看它能否通过其特定的文学形式，抵达意义的深处。蔡骏曾说过：“类型小说中的人物如果不够鲜明，很难在其中看出人性，而且反映不了社会现象。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反映出人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6]在《无尽之夏》中，正因为作者将几个小伙伴形象刻画得鲜明突出，读者才能从他们二十年前后关系的变化中体会到残酷而真实的人际关系；正因为作者将老金这个凶手的形象刻画得立体饱满，读者才能体会社会矛盾与社会变迁给人造成的巨大影响。蔡骏在《无尽之夏》中竭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刻画形象，使人物性格不再是符号性的存在或者单纯的故事叙述者，而是有着自己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能更深入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多义多变，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丰富，克服人物形象类型化、符号化的问题。作者力图在类型文学和纯文学间建立链接，借助悬疑外壳，把关注点转向人性，在小说中展现人性复杂和社会矛盾，使悬疑类型拥有更高审美价值，在满足大众阅读的基础上使类型文学具备文学性。[7]

(二)强化小说社会意识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并表达相应理解与思考的文学体裁。优秀的小说应具备这几个要点：情节跌宕起伏，人物丰满多义，反映社会现实，探讨人性人生。当下国内悬疑小说备受欢迎，但过于注重故事情节，忽略了对人物的刻画和对社会现实的反映。

蔡骏认为悬疑小说是有自己的灵性的，这种灵性处于逻辑之中，是理性与激情的结晶。悬疑小说应当进入人物的精神世界，展现人物命运和人际关系，揭示社会问题，表现出作家的忧患反思与对社会变迁的敏锐观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强化小说意识。[8]在《无尽之夏》中，作者深入聂倩、“我”、老金等人的精神世界，深入挖掘每个人物的性格与内心，将人物性格的成因与人物相关的社会背景及其所处时代发生的社会事件相联系，从而反映出各种社会矛盾和黑暗现象。比如通过表现七叔的精神世界，引出赤潮、水污染等环境问题，反映出作者对现代化工业只求速度的反思；通过表现俞超爷爷的精神世界，引出知青下放等历史问题，反映出作者对文革的批判；通过表现杀人犯老金的变态性格，引出“围垦”和改革开放等社会现象，表现作者对社会变迁的思考。作者在每个人物的社会背景中加入相应社会事件，并把这些社会事件串联在一起，在通过社会事件揭示出社会矛盾与黑暗现象的同时，将自己对社会变迁的敏锐感受与忧患反思表达了出来。由此可见，蔡骏在以实际行动强化悬疑小说的社会意识。

(三)推动悬疑小说文体在当代中国发展

悬疑小说的鼻祖是美国作家爱伦·坡，中国最初没有悬疑这一类型小说，国内成名的老作家，在年轻时代很少知道有这个类型。但作为通俗小说的一个重要类型，悬疑小说在欧美日本早已成为主流阅读类型之一。蔡骏的小说就深受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悬疑小说的影响，比如欧美斯蒂芬·金对人性的表现，丹·布朗对知识的强调，日本松本清张的“社会派推理”，铃木光司的“真实恐怖”等。蔡骏表示：“悬疑小说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只有现代化社会才有这样的类型。中国悬疑小说的产生和发展，正是中国社会经济进步的表现。”[9]

蔡骏曾说过：“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振兴中国的通俗小说和类型文学，使之可以与欧美、日本分庭抗礼，这是我在中国文坛的使命。”[10]在蔡骏看来，悬疑小说关键的是故事，同时它需要很强的逻辑性，写悬疑小说的门槛要比纯文学或者其他传统文学的门槛高很多。纯文学更讲究中国文化与时代背景，使其与大众读者产生一定距离。相对于纯文学沉浸在自我中的创作模式，新类型小说更能在当今中国文化市场中展现锋芒，类型文学则可以跨越文化鸿沟，且更具有自由性与先锋性。从写纯文学到写精彩的小说，再到如今的悬疑小说，蔡骏在不断完善中国的悬疑小说，他希望这个类型可以成为中国文坛的主流之一。社会剧烈变迁之际往往容易诞生有深度的小说家，当今的中国就好比出现松本清张、森村诚一时期的日本，而且有过之无不及，在这样的大时代里，悬疑小说更可以表现当前中国社会光怪陆离的本质。真正优秀的悬疑小说，如斯蒂芬·金的《肖申克的救赎》，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松本清张的《砂器》，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严肃文学的高度，它们让蔡骏明确悬疑小说也可以创作经典。蔡骏说：“悬疑形式下的本质应当是传达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我的作品关注社会问题，这是悬疑小说家的社会责任。”

作者不仅在言语上强调要通过自己的写作来推动悬疑小说文体在当代中国发展，更在实际写作中向读者作出证明，这可以从他的最新作品《无尽之夏》对人物塑造的重视和通过人物挖掘人性与社会的深层目的中看出。

结语

由于作者对类型文学在人物塑造、反映社会、缺乏对人的思考等缺陷的反思，以及人性本质要求塑造符合实际的复杂人物性格的客观因素，还有心理悬疑以悬疑为外观，强调的是挖掘人性、心理和欲望的特点，蔡骏开始尝试克服类型小说在人物塑造上的缺陷。他强化小说意识，深入人们的精神世界，揭示社会矛盾与黑暗现象，展现残忍却真实的人际关系，让作家对社会的忧患反思和对社会变迁的敏锐观察通过小说表现出来。作者践行“文学即人学”的认知，丰富小说人物的塑造，在新作《无尽之夏》中可明显看到作者在塑造人物上的用心。小说中的人物按生活原貌成长形成相应性格，并随着故事中的社会变迁、事件发展不断变化。作者在解谜的过程中挖掘人性的复杂丰富，展现出人性多变多义的特点。

蔡骏的新作通过在塑造人物上的改变，达到更深层挖掘人性、揭示社会现象、思考人生上的效果。在展现悬疑小说特有的超强逻辑性和对文化市场的适应性的同时，表现出悬疑小说对展现中国社会光怪陆离本质的优越性，传达了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推动了悬疑小说在当代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