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新宗

70 年前，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缔造了共和国。同年，河北教育界前辈创办了《河北教育》杂志。杂志《代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以认真学习、发扬创造精神，迎接新时代的教育建设任务”。此后，杂志为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发展我省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可惜的是，“文革”中《河北教育》一度停刊。

1977 年春天，我调省教育局工作，随即跟随张其岩副局长赴邢台、邯郸调研两个多月。在威县辛店学校，我目睹了造反派头头误导教师，围攻张局长的疯狂场面，也领略了张局长坚持原则，义正词严，批驳造反派错误言论的风采。1978 年11月，《河北教育》复刊，当时石璞同志任总编辑，我参与了复刊工作。杂志试刊号上开设“抓纲治教，拨乱反正”专栏，刊发了威县文教局《所谓辛店经验必须批判》和邢台地区教育局《“辛店经验”干扰了党的教育方针的贯彻》两文。联想在威县等地的调研见闻，使我认识到，《河北教育》绝非一本一般的纸质媒体，而是一块政治性极强的教育宣传阵地。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必须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觉悟。

杂志刚复刊时，我主要负责行政稿件编辑和美编排版。当时编辑部人手少，当编辑还要写社论和评论，外出采访，作记者。每年我要多次下乡，采访教师、学生和干部。采访工作很辛苦，但也颇有乐趣，可以增广见闻，锻铸精神。

1990 年，我到武安市馆陶乡宋江岩采访教师李本文。在邯郸市教育局肖凤兰等同志陪同下，从武安西行一百多里，翻过七沟八梁一道坡，途经72 道“之”字拐，沿着70 余度斜坡登山。在最后的20 多米的山半腰，我停住了脚步。举目望那20多米的山路，我的心嘭嘭跳，两腿发软，犯了恐高症。原来那20多米路没有一步平坦，只有参差不齐的石头橛子。向上攀爬，须“四蹄”着地，左手先抓住一根石橛，跟着左脚踩住一根石橛，然后右手向上抓牢一根石橛，右脚再跟进踩准一根石橛，一步步向上攀爬。肖凤兰先登上崖顶，见我两腿发抖，站着不动，就问我要不要下来搀扶。我明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大约20分钟以后，心跳渐渐舒缓，我鼓足勇气，一步步攀爬到山顶。这是我一生走过的最艰难的路。那里的人们常说：“宁作宋江岩的驴，不作宋江岩的爹。”因为人们买一头小驴，用包裹包住背上山，驴在山上只拉碾子拉磨，没有其他活计，而当爹要终生艰苦劳作。

宋江岩全村19 户人家，46口人，分住在7 个山坳里。没有学校。当年李本文临近师范学校毕业，马上就可以端上铁饭碗，吃商品粮了。但他毅然要求到全县最艰苦的地方去任教。于是县教育局把他送上了宋江岩。所谓学校，只是一间不足10 平米的石头房子，像一座碉堡。李本文在那里教书，开始只有7 个学生，以后逐年增加，他只能采用四级复式教学，对学生作业还要精批细改。从上世纪80年代，到我前去采访，宋江岩上第一次培养出两名六年级学生。

李本文不安于只当一名好的教员。他觉得城市都在现代化，山村也不能落后。于是求得市能源办公室支持，找来专家和工程师，在山头建起风力发电站，使山民用上电灯，看上了电视。后来，他组织山民筑路修桥，自己也承担了一段筑路任务，每天课后与山民一起搬石头垫路。他还动员自己的妻子上山，为筑路修桥的人们煮饭送饭。宋江岩上不缺泉水，他跑到城里买来水管，和乡亲们一起把水管扛上山，安装起来，使家家都喝上了自来水。再往后，他把妻子和孩子都搬上山，把自己和家庭都献给太行深山，和山民完全融在了一起。

1991 年，我在馆陶乡又采访了女教师靳秋荣。秋荣的父亲在武汉军区，按条件可以回到父母身边工作。但她作为革命军人后代，毕业分配不能讨价还价，于是被分配到武安柏林学校，后来又调到磨盘峧学校。学校原是一座荒废的龙王庙，坐落在村西200 米的山坡上。每天学生放学回家，她一人带着孩子独守荒山。工作和生活条件艰苦，她患了“羊毛疔”，背上隆起杏子大的红疙瘩，上面冒出纤细的绒毛。但她仍然挨家挨户动员学生入校。不到一年，在校生由20 名增到100多名，入学率99%。她带领孩子们整治校园，种植核桃树、花椒树，卖钱给学生买书本和文具，受到村民的好评和爱戴。然而她自己的两个孩子，都因缺医少药，不幸在山上夭折。后来上级调她到上站村教学，学生们为了挽留她，找来一把大锁，锁上她的房门，不让拿行李。上站村接她的排子车前后来了三次，都没有接成。因为接任她的老师已经到任，靳秋荣只得含泪与乡亲们告别。临行前，一位憨厚的母亲怜惜她孤单，硬把亲生女儿送给她……

靳秋荣的故事一串又一串，限于篇幅，不能多说。我前去采访，她掉泪，我也掉泪。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好人，而教师队伍中那些不计个人得失，勇于奉献社会，利乐他人，动人心魂的事迹比比皆是。正是他们的事迹，常常让我感动得彻夜难眠，不知不觉间溶进我的心底。至今离开报刊社20 年了，我还常常想起他们。

《河北教育》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服务，当编辑的也要为杂志的改革和发展服务，在前辈举起的这面大旗下奋发进取。

1990 年，在市场大潮冲击下，有些学校一度忽视德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杂志组织采写了《为了塑造美好的灵魂》，以25000 字的篇幅，全面介绍巨鹿县育红小学的德育经验。《人民教育》立即摘要转发，育红经验在全国引起轰动。上海等6 省市120 多个单位前去考察。我省10 个地市3000 多人现场参观。邢台地区教委增订3300 多份刊物，并委托育红小学举办了4 期培训班，培训德育教师230 名。该校当年被国家教委命名为“全国德育工作先进单位”。文章也荣获全国教育好新闻一等奖。

到上世纪末，基本“普九”，是提高全民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百年大计，是党中央提出的历史性任务。1995 年9 月6 日，省教委在临城县招待所召开“普九”工作座谈会。按照我省上世纪末基本“普九”的规划要求，任务相当艰巨，时间十分紧迫。因而教委主任田洪波在会上作了《坚定信心，知难而进》的报告，动员大家克服困难，落实规划。了解到这个信息，次日晚11 点，我赶到临城县招待所，找到了田主任。我向田主任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普九”攻坚战，各地不可能齐头并进，如果有重大典型作突破口，《河北教育》将倾注全力予以宣传，轰开局面。田主任大约早有成竹在胸，他当即表示同意我的想法，并立即叫人找来参加会议的唐山市教委副主任。那位副主任被从床上叫起来，来到田主任房间。田主任问他：“普九攻坚，你们唐山怎么办？敢不敢带个头，在全省率先普九？你们要是肯带头，省教委将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你们。”他回答：“这件事太大，我做不了主，得同我们郑主任商量一下。”夜里11 点多，他拨通唐山市教委郑主任的电话。唐山市教委已经为“普九”做了大量工作，郑主任听说省教委全力支持，便表示愿意带头，奋力一搏。第二天下午，会议进行大会发言，唐山市表明了率先普九的决心。

1995 年10 月，唐山市通过省政府验收，提前五年，在全省率先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于是，我和几位同志一起，立即赶赴唐山采访。唐山市教委领导积极配合，分头陪同我们到各乡镇采访。郑主任亲自陪我到三个乡镇，十几所学校采访。于是由我策划，几位年轻同志动手写作，然后由我定稿的《历史的跳跃——唐山市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纪实》一文完成，先在《河北教育报》1996 年1 月发表，接着《河北日报》重点转发，《人民教育》又作为纪念《义务教育法》颁布十周年的重头文章，予以摘要转发。这篇文章展示唐山“普九”的历程，讲述唐山改善办学条件的宏阔场面，干部群众的非凡举措，表现唐山人民崇高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传达了唐山率先“普九”的基本经验。此文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大推进了我省“普九”进程，不少县、市调整规划，决心提前实现“普九”。省教委根据新的形势，调整了全省“普九”工作的指导方针，即由“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分步实施”，调整为“全面启动，整体推进”。

我在《河北教育》生活的时候，正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带动了全国教育报刊蓬勃发展。1987 年，我们只有一刊一报（《河北教育》《初中生周报》），进入上世纪90 年代，《河北教育》旗下，平均每两年创办一份新报刊，加上《农村实用科技》加入，实际上是四报四刊（其中周报由一个版扩为三个版，《小学生必读》两个版和《河北教育报》【内刊】），另外还有一家实体——厚朴公司。进入上世纪90 年代，《河北教育》及其旗下的报刊发行量大幅度上升，只1991 年 至1995 年 五 年中，就发行1.8 亿册份。到1997年，全年订户发展到250 万份。全省教育系统平均每6 人就有一人订《河北教育》及其旗下的报刊。覆盖密度加大，社会效益自然更加显著。经济实力迅速增加。1987 年前，报刊社的所有费用全由国家承担，每年需经费18 万元左右。1987 年改为差额预算管理。1997 年，报刊加上厚朴公司，经营额上亿元，利税超千万。

经济实力的增长，带动了办公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我们还对8 个市的通联组奖励了汽车。记得1993 年春天的一天上午，省教委大院鞭炮齐鸣，鞭炮声刚停，教委主任周治华就在大院对众讲话，亲手为8 个市的教委领导分发汽车钥匙。而后，8辆汽车在掌声中鱼贯开出大门。那欢快的场面和气氛实在令人难以忘怀。随着事业的发展，《河北教育》旗下的队伍也逐渐壮大，1987 年，全社只有十四五个人，到1997 年，加上厚朴公司职工，发展到150 多人。一批青年干部迅速成长起来。

在我生活的那段时间里，《河北教育》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靠的是什么？我觉得，首要的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全国改革开放大形势的激励和带动，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信任和支持。那时节，《河北教育》每年召开通讯工作会议，总有教委主任出席讲话。有一年，分管教育的刘作田副省长还来作报告，进行面对面指导。当然，班子团结，全体职工的无私奉献，是最雄厚的基础力量。

在《河北教育》生活的那段时间，是我人生难得的机遇。尽管我个人办了不少傻事和错事，但《河北教育》永远是我的家，是我终生的依托和牵挂。

祝愿《河北教育》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