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少帅

一、康有为帖学观点的传统认知

近代以来对康有为书学思想研究的论述繁多，认识也不尽相同。但总的看法基本上趋于一致，概括起来无非就是“重碑轻帖”和“尊魏卑唐”。这种说法目前为止是学界所共识的结论。不过“重碑轻帖”和“尊魏卑唐”这种说法本身并不是康有为自己提出来的，是后人根据他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的观点总结而形成的看法，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这种说法恐怕站不住脚，“重碑”“尊魏”“卑唐”的确可以在《广艺舟双楫》中找到相对应的观点，毋庸再论，至于是否“轻帖”，恐怕要另做考量。

关于“重碑轻帖”一说，其实是由两者构成，一个是“重碑”，一个是“轻帖”。要弄清楚的是碑和帖虽然是一对相互对立的范畴。但具体到了带有感情因素的“重碑”“轻帖”就并不是互为彼此的关系，“重碑”绝不相当于“轻帖”，“轻帖”也不等同于“重碑”，两者不可混淆而谈。历来学者对于康氏“重碑轻帖”的说法纷纭。对于“重碑”（或“尊碑”）这一提法看似是并没有太大差别，具体到“轻帖”则略有一些细微的差距，存在有不同的说法。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轻帖”一词怎么定义，或者说“轻”的用法准确与否。笔者通过比较不同学者对康有为理论的研究发现，除“轻帖”一说外至少还有三四种相同的提法，且互为混用并无障碍，即便同一研究者在不同的文章中用词亦略有不同：第一种是“抑帖”说，此说最为流行。沙孟海先生就明确指出“重碑抑帖之论，阮元首先提出，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格外强调。”2王镇远提出过相似的看法：“康氏的书论主要见于《广艺舟双楫》，这是晚清碑学理论的一个总结……全书虽涉及之面极广，然而要通过尊碑抑帖而实现他的变法求新的思想。”3蔡显良先生也认为：“康有为在正常书法史观引领之下，他（康有为）的书法审美思想是尊崇晋人书风；而一旦变法思想突入大脑，其书法又扬碑抑帖了。”4另外一种是“贬帖”说，曹建先生认为：“康有为的书法观，比较集中地体现于他三十一岁时撰写的《广艺舟双楫》，贯穿始终的是其贬帖尊碑的思想。”5还有一种是“卑帖”说，同样是蔡显良先生，他在《康有为书法分期问题新探》一文中写道：“康有为后期的书法独辟蹊径，主张‘学书贵有新意妙理’，在总结前代书法家的成就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卑帖崇碑’的观点。”6此外还有我们一直提到的“轻帖”说等等。大致可以概括为这四种。无论是“轻帖”“卑帖”“贬帖”“抑帖”的观点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区别，可以大约等同于一个意思，只是学者对一个观点下的不同称呼罢了。似乎指出这个来纯属毫无意义的行为。但就拿“轻帖”来举例，仅仅从“轻帖”角度上，“轻”可以解释出多种释意来，不同的解释孕育着不同的感情，也很容易联想到不同的意思。比较于“轻”与“卑”“贬”“卑”，贬低仇视色调显然已经淡化了很多，所以必须指出的是这里“轻”“卑”“贬”“抑”统统是带有贬义感情在的。总体上可以说康有为对帖学的态度是极为消极，甚至是抵触。这种用词就绝不只是偏于中肯的一种看法，而是一种极端化或类极端化的倾向。这样一看类似的分类就显得有意义的多了，这对于我们之后分析康有为是否“轻帖”有着巨大的帮助。

如果说“轻帖”还是一种偏于极端的看法。那么一些学者就干脆将康有为对帖学观点引向了全面否定。江虹在《康有为尊碑抑帖谈》中直接了当地说康有为是“对帖学的一系列全面的否定，对魏晋南北朝不遗余力的推崇”，7然而到底对帖学的全面否定在哪里？是需要重新进行讨论，无论是“帖学流败既甚，师帖者绝不见工”还是“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

夫纸寿不过千年，流及国朝，则不独六朝遗墨不可复睹，即唐人钩本，已等凤毛矣。故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名虽羲、献，面目全非，精神尤不待论。

仅凭这句话就能判定康有为对待帖学是“全面否定”吗，恐不见得。在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几乎是一反常态，根本见不到他对帖学有着任何抨击鞭挞的意味，而是耐心解释为什么不提倡学帖的道理。之所以这么做也无非是为了突出他所“尊碑”的想法。还需注意的是他在这几句话的前面还有一句话，学者往往选择忽视。“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其真迹至明犹有存者，故元、明之人为帖学宜也。”这不就很好地说明康有为对帖学的态度了。如果仅仅摘出于“帖学之坏”似乎有误导之嫌。所以以此认为康氏对“帖学”为全面否定显然并不能让人接受。

《广艺舟双楫》全书类似的观点很多，绝不只有前文所引一处，“二王真迹，流传惟帖；宋明仿效，宜其大盛。放今帖刻日坏，《绛》《汝》佳拓既不可得，且所传之帖又率唐宋人钩临，展转失真，盖不可据云来为高曾面目矣。”历代文人笔下的关于“帖学之坏”的记述不少，也就是说康有为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拓本确实存在有两个极为重大的问题：一.价格昂贵。震均《天咫偶闻》卷七云：“京师士夫好藏金石，旧本日贵，看法亦各有决。如某碑以某字完为某时拓，某帖以某处不断为最初本。价之轩轾因之，然黠贾亦即因而作伪。大抵此事须以神遇，未可存舟剑之见也。”8历代皇室贵族对真迹的搜刮更加剧了帖学在民间流传的失衡，以致“海内佳品，玉蹀金题，汇登秘阁”，9一时间珍本价格剧增。早在唐代，在市场上能够购买到晋人真迹便已经很困难，且价格不菲。购买几幅佳作往往要使许多文人落得个倾家荡产的地步。更有甚者就算并非佳本也存在价格较高的问题。二.拓本失真。拓本既非原本，在翻刻过程中就必然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刻手水平犹为重要。所以翻阅史籍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人在记载中写到同一帖翻刻的不同版本时会有肥瘦不同、笔法各异的情况。杨宾《大瓢偶笔》中就说：“《十七帖》为右军有名之迹，而传世者往往不佳，且不及刻入《肃州晋府》《泉州》、《上海》诸帖者，何也？盖《阁帖》翻刻虽多，不过四十余种，若《十七帖》翻本，则以百计，而临本又倍之，所以右军面目百无存一，而世之耳食者，特以其名而贵之重之，是直以优孟虎贲曾玄云礽为孙叔敖蔡中郎矣。”10这些拓本的问题实际上并不能看做是对“帖学”本身的态度，这一点我们可以拿它与唐碑做一个对比。《尊碑》一篇中在写完“晋人之帖”因日久磨刻，逐渐失真的现状，接着提出了“尊碑”的观点，但“尊碑”却不是凡碑皆尊。“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碑”，康有为在这里说唐碑也有着跟帖学一样的窘况，提出了后人应该学习魏晋碑石而舍弃唐碑、晋帖。这里既否定了“唐碑”不可学，也指出了“帖学”不可学，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吗？但是仅仅根据一句“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碑”是怎么也得不出康有为对“唐碑”态度到底是排斥还是惋惜，因为这句话没有感情色彩在里面。康有为的“卑唐”的观点也绝不是通过这句话表达出来的，而是通过其他类似于“（唐碑）专讲结构，几若算子，截鹤续凫，整齐过甚”“尝见好学之士……意亦欲与古人争道，然用力过而成功少，何哉？则以师学唐人，入手卑薄故也”这些句子中看到的。只有这些有着鲜明立场的言论才能看出他的态度究竟如何，对待帖学我们却找不到类似的语句，甚至这种上升到全面否定整个帖学、某一朝帖学的话根本一句都没有，由此可见康氏对待帖学的看法与唐碑并不相同。

除了帖学本身存在着许多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后人在学习二王书法的过程取法不当。未能参照汉魏“瑰奇伟丽”之书，致使“后人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追踪古人哉！”但这是“二王”或帖学的问题吗？也并不是，非但不是，他还说“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者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他对“二王”能够参合古法形成古朴奇变的笔法和体质意态表示高度赞扬。《本汉》中对后人学“二王”一条中说：“魏、晋人笔意之高，盖在本师之伟杰。逸少曰：‘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指出魏晋笔意甚高，并对王羲之的话表示赞同。面对后人学书不善致成院体时说：“右军所得，其奇变可想。即如《兰亭》《圣教》，今习之烂熟，致诮院体者。然其字字不同，点画各异，后人学《兰亭》者，平直如算子，不知结胎得力之由。”再观他对唐碑“不复能变，专讲结构，几若算子”的评价，这句针对于帖学本身的“结胎得力”和后人学书不懂法古人方才导致的“直如算子”，足以看出同为“算子”，相差天壤之别，一目了然，不需再说。相关的容易引起对帖学态度误解的论述在《广艺舟双楫》还有一处，不妨列出，略谈一下。康有为说：“壬午入京师乃大购焉。因并取汉、魏、六朝、唐、宋碑版数十本，从容玩索，下笔颇远于俗，于是翻然知帖学之非矣。”如果仅看此句的“翻然知帖学之非”仿佛真的是对帖学有什么偏见，关键是“非”在何处，这段话前面即有说明，“时张延秋编修相谓帖皆翻本，不如学碑”，很明显这里的“非”还是前文所说的“版本”的问题。“版本”问题就能代表康有为“轻帖”了？那还要仔细研究一下他对真正的“帖”的态度如何才好下结论。

之前我们已经对康氏“版本失真”说做了一个小小的分析。如果这种观点对康氏“轻帖”说法还不以驳正的话，那么要否定传统认知过程中对康氏“轻帖”的认识就还需要拿出更为有力的证据。说起“帖学”我们要先清楚对于“帖”的定义。关于“帖”，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一书中一共有两条记载：“晋人之书流传曰帖”；“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佳本难得，然来此见晋人风格，慰情聊胜无也。续《阁帖》之绪者潘师旦之《绛帖》，虽以肉胜，而气体有余。蔡京《大观帖》、刘焘《太清楼帖》、曹士冕《星凤楼帖》，以及《戏鸿》《快雪》《停云》《余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观，择其著者师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有为将帖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流传下来的晋人之书，第二个即以《阁帖》为首的一干刻帖。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但足可以涵盖绝大多数的“帖”。夸张点说将“帖”分而为此二者，也没有什么问题。总之，帖学所蕴含的面应该是十分广泛的。他既可以说是晋人流传之帖，又可以涵盖学习晋人书法的后世书家，刻帖则是指以《阁帖》为中心的一系子孙，宋元明清的儒家文人所学所书的手札笔迹也通通全部属于在帖学系统之内，当然还有元明清三朝的官方、私人刻帖。有必要说明一点的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仍然要放在康氏所说的“晋人流传之书”和《阁帖》及以此为基础的各类法帖上，对此二者的评价才最能代表康氏对待“帖”的态度。此处下文还需提及，在此不赘。

二、从《广艺舟双楫》看康有为“帖学”认同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将《广艺舟双楫》里面的“帖学”时代做一个合理的分期，之前没有人谈到过这个话题，自然也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刘文秋有一篇文章即《康有为的帖学观》，刘先生认为在康有为眼里，晋人书法是被推崇的。对后人学习晋人书即帖学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宋、元、明人的帖学，尚能得到晋人意气。对于清人的帖学便坚决给予否定。11文章中也没有提到过关于任何帖学分期的内容，我们大体可以从中做一个推论，想必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是晋人书法，第二是宋元明书法，最后一个就是清人书法。不过笔者认为这种分法有问题，晋人书法作为第一个时期应该没错。宋元明合并为一个阶段，恐怕就不符合康氏原意了。笔者参对《广艺舟双楫》原书所有对各朝帖及帖学诸家之评价，认为应当分为如下三个时期最为妥当：第一时期为晋人书法，康有为对这个阶段的书法无不赞誉有加，不吝啬于辞藻。第二时期是唐宋时期，这阶段对帖及帖学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有所取用也有所排斥，研究起来需用更为广博高远的眼光看待，不能局限于一家一帖。第三时期为元明清三朝，这个时期为贬多于褒，虽时有中肯的评价，总体上却不能掩盖康有为对近世书法的批评。

先看第一时期，晋人书法。这一阶段总体是褒扬过于批评。康有为对“晋人”的态度十分积极、中肯。康氏认为：“书以晋人为最工，盖姿质散逸，谈锋要妙，风流相善，其俗然也。”上面这句话是对晋人书法的一个总的综述，具体到不同书家我们便会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广艺舟双楫》对晋人书法名家着墨甚少。且大多集中于王羲之、王献之两人。他赞扬王羲之前面就已经提到过，关于王献之他则写道：“大令沉酣矫变，当为第一。”接着他认为晋人之时“盖隶、楷之新变，分、草之初发，适当其会，加以崇尚清虚，雅工笔札，故冠绝后古，无与抗行”。一句“冠绝古今、无与抗行”评价之高，令人咂舌。

再看第二个唐宋时期，这个时期的态度较为复杂。既有乐于取法之书亦有大肆笔挞之人。先来讲他对法帖之祖《阁帖》的态度，在对待《阁帖》康有为显得十分暧昧，他说“阁帖王、谢、桓、郗及诸帝书，虽多赝杂，但当时文采，固自异人。”接着又说：“帖以王著《阁帖》为鼻祖……蔡京《大观帖》《快雪》《停云》《馀清》，各有佳书，虽不逮昔人，亦可一观，择其著者师之。”可见他的态度并不极端，似乎与康氏性格不符。当然这也很好解释，就是康有为对《阁帖》的态度是准允的。“亦可一观”就是最好的见证。康有为说：“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秾，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可见他钟爱于黄庭坚，他在学书过程中提倡“书体既成，欲为行书博其态，则学《阁帖》，次及宋人书，以山谷最佳，力肆而态足也”。这种对黄山谷之钟爱必然建立在一定条件下进行。不过他总也没有像唐碑那样一棍子打死。最奇怪的是他对米友仁的态度是格外青睐，而且不止一次说到小米：“米友仁书中含，南宫外拓。而南宫佻僄过甚，俊若跳掷则有之，殊失庄若对越之意。若小米书，则深奇秾缛，肌态丰嫮矣。”“书若人然，须备筋骨血肉。血浓骨老，筋藏肉莹，加之姿态奇逸，可谓美矣。吾爱米友仁书，殆亦散僧入圣者。求之北碑《六十人造像》、《李超》亦可以当之。”之所以说奇怪，是他在谈及苏、米书法时则毫不避讳其厌恶之情，指示莫落入窠臼。苏、米书法确然有许多弊病，朱熹在《晦庵论书》中说：“书学莫盛于唐，然人各以其所长自见，而汉、魏之楷法遂废。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12朱熹是传统儒学的维护者，他对于苏、米等人的违背平正端和的儒家文人书法所创造出来的尚意风格带有强烈的排斥感。朱熹的评价有一定的感情因素，但是他所讲的“欹侧媚狂”也确实正中二人的病端。康有为的评价确然没有污蔑之语，甚至说评价恰当也是合理。然此处定会有人提出质疑，苏、米二人之书盛极一时，开宋代尚意之风气，全然无誉美之语，怎可言评价允正。当仔细通读康氏《广艺舟双楫》我们就会发现康还真的有肯定苏、米的句子。只是比较隐晦，需要细细理出。较如他讲“宋人讲意态，故行草甚工。米书得之，后世能学之者，惟王觉斯耳”这句话不是在诋毁米芾。还有他讲米、苏变法，所以米、苏活而蔡氏死。他还是对米、苏的这种求变精神给予肯定，至于康氏所否定的，正是从艺术方面切入，而不是从反对“帖”的本身来谈矣。

康有为还极为钟爱于《兰亭序》和《圣教序》，此二帖本应放入第一时期去论述。不过源于《圣教》系唐人辑王之作，姑且在此讲之。康有为讲到自我取法的时候，说“吾于行书取《兰亭》，于正书取《张猛龙》，各极其变化也”，这和认为王羲之善于法古而通达没有什么差别。他在提起《圣教序》一帖时说“《圣教序》，唐僧怀仁所集右军书，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又“碑本皆真书，而亦有兼行书之长，如《张猛龙碑阴》，笔力惊绝，意态逸宕，为石本行书第一。若唐碑则怀仁所集之《圣教序》不复论，此外可学，犹有三碑……”康有为对《集王圣教序》有一段跋文可以证明他对该帖十分熟悉：“《圣教序》之妙美至矣，其向背往来、抑扬顿挫，后世莫能外，所以为圣书，观此可见。”并且还有相当程度上的研究：“此本纸墨如新，而决无拼配。‘缘、慈’不缺，‘夏、谢’不损，‘出’半字清晰，海内所寡见。”13如果说推崇《兰亭序》还说得过去，但是对于《圣教序》的过度推崇也会令人费解。《圣教序》历来多书家讥为院体，赵宧光曾用十分苛刻的口吻说道：“学无便好则不深，有偏好又多病，此中最难。不惟不当偏于短处，即偏于所长处，亦自褊心之疾。如《集羲之圣教序》，非不字字生妍，但偏于修整，拘而可憎，宗之者一时谓之入院体。智永导其流，孟頫扬其沫，似为淳雅，实有三分俗气。”14康有为不会不清楚在他之前文人墨客对《圣教序》的评价并不甚高，《圣教序》的确过于平整，在一些地方由于拼凑问题便出现雷同之处，与康有为所对书法的要求差别不小。康氏却丝毫没有理会，也没有讲出这些问题。其中味道的确令人深思。

《兰亭序》中有很多问题，同样存在后人翻刻失真的情况，董逌在《广川书跋》中记有《成都兰亭》一条下云：“余观世所传《兰亭》书虽众，其拓摹皆出一本，行笔时有异处，系当时摹书工拙。惟《秘阁》墨书稍异，更无气象可求，知后人所为，不足尚也。”15康有为早年学书曾兼及《书谱》，他提出要打好行草书的基础就应该从《书谱》入手，《书谱》的这种翻刻失真的问题也非常严重，各种刻本之间的差别也十分之大：“孙虔礼《书谱》，王元美云有四种，而余所见者亦四，以为俱不慎佳，岂刻手之故耶？……天津安氏有孙过庭《书谱》真迹，陈香泉太守书释文其后，属吴门顾觐侯刻石，余曾见其拓本，虽不能辨其真赝，然乱头粗服，不拘拘于准绳，与《停云馆》诸本，实有径庭之别。”16这反映出其实康有为对帖学的赞扬并没有受到他自己所谓的“帖学大坏”的影响，《兰亭序》和《书谱》算是“帖”自然无疑，这些论断才更加符合康氏帖学的倾向性。“帖学大坏”说到底是为了掩人耳目而提出的借口罢了。《阁帖》所出现的问题与前两者略有不同，《阁帖》在于编纂人王著个人的书法造诣着实有限，在汇集刊刻时候就出现了失真、张冠李戴等现象。“宋太宗因之以刻淳化阁帖。王著摹手，颇痴肥多肉，失贺监之意”，17但《阁帖》是诸帖刻之首，肯定《阁帖》不外乎在肯定于刻帖系统。康有为怎么会不懂，所以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对帖学的态度随着他对《阁帖》一系的肯定变得更加明朗了。

如果说康有为在对待唐宋各家时还根据艺术领域方面评标出各自的优劣，那么他对于宋代以后的一些书家就显得没有那么客气了，这时应该属于第三时期。即元明清三朝。这个阶段的他批评之语多于赞誉之词。例如他在指明了学行草要从《阁帖》入手之后，马上就说“勿顿学苏、米，以防于偏颇剽佼之恶习。更勿学赵、董，荡为软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堕阿鼻牛犁地狱，无复超度飞升之日矣”。由此可见他对赵、董二家之态度。他在对明人各家的表扬时也能看到他对董氏的微词：“元康里子山，明王觉斯，笔鼓宕而势峻密，真元、明之后劲。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若董香光虽负盛名，然如休粮道士，神气寒俭，若与大将，整军厉武，壁垒摩天，旌旗变色者，必裹足不敢下山矣。得天专师思白而加变化，然体颇恶俗。”之所以将元明清三朝统归一体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元明清三朝的书家我们还找不到类似于像唐人《圣教序》《书谱》和宋人黄庭坚、米友仁、《阁帖》有着大篇幅明确的肯定的语句；第二是康氏对赵、董的极力抵牾，赵、董虽然也代表不了整个元明清三朝书法，但考虑到对元明整体评价并不高，就足将其并为一类。对于清人康有为的评价就更低，文中不佳之言比比皆是。

沙孟海先生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说：“近三百年的帖学家，有一派（大多数）是守着二王遗法，只在二王范围内活动的；有一派（少数）想要于二王之外另开一条路径的。”18赵、董二家是“二王”一系，这个论断没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但批评这些书家就等于否定了帖学吗？我看不是，否定帖学不是但凡否定帖中一家就是“轻帖”，如果这样认为，那岂不会闹出天大的笑话。就拿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董其昌本人对赵孟頫的书法就提出了批评，董氏说：“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19董其昌并不看好赵孟頫，认为赵孟頫的这种熟即会导致“姿媚之气”，最终形成所谓的俗书。虽然董其昌极力在避免落入奴书俗体，事实上效果也并不太好。王应奎《柳南续笔》所载《义门论前明书家》中说：“义门论书法，颇不满于胜国诸家……论董元宰云：‘董胸次隘结，字欲开展，而分寸太疏，法意俱乖，其用笔亦未始不遒，但嫌照管不到。”又云：“董思翁结字局促冗犯，无一可观，所谓都不知古人者也”“思翁硬执‘密不容针，宽通车马’二语，不复理会九宫八面，任意自我。古法几尽矣”。20针对于董氏的秀弱，梁章钜《浪迹丛谈》载恽寿平言：“尝见昔人论思翁书：‘笔力本弱，资制未高，究以学胜。’秀绝，故弱。秀不掩弱，故上石辄减色。凡人往往以己所不足处求进，伏习既久，必至偏重，书家习气亦于此生。”而过于偏重就会使自己的书法里充满“习气”，往往适得其反，“惟思翁用力之久，如瘠者饮药，令举体充悦光泽而已，不为腾溢，故宁见不足，毋使有余。”21说到底这与“卑唐”不同的是，康氏对批评赵、董只是针对于个人并非上升到帖学整个领域，“卑唐”却是牵连到整个“唐碑”体系。康有为针对赵、董恰恰是站在维护帖学的立场上面的。从他的那句学书要从《阁帖》入手，不要学苏、米，也不要学赵、董，仿佛在告诉我们这几家会把后生带入歧途，要学就要学正确的路子，而这个正确路子就是（行书）要学“二王”、《阁帖》。前文讲过我们要着重关注于康氏对“晋人流传之帖”和“《阁帖》”的态度，这不就已然把整个康有为的帖学观点解释的明明白白了吗。如果只根据反对苏、米、赵、董等个体书家就说明他抑制帖学，那上述的这些批评家们恐怕都要被戴上“轻帖”的帽子了。

三、康有为书法“碑帖共通”的实践观

康有为非但不是一个“抑制帖学”的人，而且终其一生的实践中一直遵循着“碑帖互通”的路线。前文引其《集王圣教序跋文》，据考证应当在1923 年间前后写成，与此相类似的观点在1889 年前后成书的《广艺舟双楫》中便已见到。两者相差34 年，足可证明前后观点的连续性。康有为是一个目的和功利欲很强的人，我们也必须承认他是一直以坚定的碑学推崇者身份所自居的，康有为寄希望于依借碑学“法古”“求变”，借助碑学革除弊端。不要像“馆阁体”书法那样流于形式，这与康氏“经世致用”的思想有相一致的地方。所以在《广艺舟双楫》一书中处处可以找到对碑学的溢美之词。不过这只是表面，更深层次地说，康氏性格骄傲自大，绝不会满足于碑学一支，他要做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康圣人”。“孔圣人”是个靶子，“康圣人”才是内心实在所想的。“碑学”也无外乎只是一个手段，他要做的是一个融合古今，隶、篆、楷、行融会贯通的书法家，这才是根本。过去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康有为早年书学实践是以帖为主，而他的思想是“轻帖”，产生一种理论和实践的错位。这种观点随着作者前面对其“帖学”观点的驳正已经不置可否，“尊碑”与“碑帖互融”两者本质上并不冲突。他通过大力推崇碑学理论，以寄于搅起翻天覆地的变化，对帖学的态度就相对来说缓和一些，不过为了达到尊崇碑学的目的，也刻意抹杀《广艺舟双楫》中帖学的存在。要么轻描淡写要么一笔带过，这就可以解释《广艺舟双楫》里可以找出一篇《卑唐》却找不到一章《轻帖》抑或是专门批评帖的章节，能举出大量对唐碑几近污蔑的语句，抑帖却只能说举出“帖学版本失真”这种尴尬的理由来。还有一点，早期既然并不存在有书法思想与实践的错位，晚年的书学变法的立论也就会不攻自破了。

曹建先生在《康有为“帖学大坏”论及其影响》一文中说：“与被尊为‘圣人’的王羲之也在康有为著作中得到了同样的尊崇。康有为深知，抓住了王羲之，书法史上的观念改革也就可以说成功了”，“当然，康有为标举王羲之及后世帖学家师承源流的目的，并不是主张取法篆、隶，而是在于将优秀帖学家纳入其碑学体系，从而达到‘上法六朝’的目的。”22毛万宝先生更进一步地说：“（但）康有为却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即在维护《兰亭序》既成‘偶像’地位的前提下，把‘偶像’的内涵加以改造、抽换，认为《兰亭序》就是‘奇变’的典型代表，号召人们要学习《兰亭序》的‘奇变’精神，以顺时应变的姿态摆脱衰落帖学的笼罩，而走向碑学创造的康庄大道。”23这种说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细细思考之后实际仍存在着一些问题。王羲之与孔子是否可以并驾齐驱，或者说是否否定王羲之就如同否定孔子般那样，这是一个疑问。历史上对“二王”“佻靡”的恶评不绝于斯，尤其是碑学兴起后，“二王”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冲击。对孔子的评价却随着封建王朝的需要不断加强，即使出现一两个对孔子思想提出质疑的人也会被视为“异类”。相比于此，书法领域内便比较宽松，作为艺术家，在书法中取法何人完全可以凭借自我的喜好来进行，统治阶级很少会进行干预。这就使得“二王”书法有时还不如“时贵书”更受欢迎。选择绕过“二王”直追秦汉的文人也并不在少数，赵孟頫之所以提倡追踪晋唐，不就是因为二王书法在当时已经呈现有式微的局面，难以影响到广大士人。如此一看两者地位还会一样吗。就算真的如同曹先生所言“抓住了王羲之，书法史上的观念改革也就可以说成功了”。何必多此一举将《书谱》《圣教序》《阁帖》也纳入其中。这样不反而露拙于人。如果说康有为想通过王羲之的书法表达“奇变”的思想并不假，甚至借用“二王”的话，去告诉后人不可直取“俗字”，康有为本人也说过：“自唐以后，尊‘二王’者至矣。然‘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者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这些话的目的现在看来恐怕没有什么不清晰，无非是打算通过对帖学的有意识的自我理解和改造，使他所说的“奇变”也好还是“法古”也罢更加具有说服力而已，是否果真想通过王羲之像孔子那样，依照其地位“托古改制”就显得没有任何凭据了。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关于康有为托“二王”的这个“古”，在《广艺舟双楫》里记载十分分散，几乎不成体系。我们来看一下，他在整本《广艺舟双楫》中称赞“二王”之处并不多，《体变》一章有一句“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再后便是写到宋、齐、梁、陈，日即纤弱不复雄强的现状。《本汉》一章有一句：“自唐以后，尊而王者至矣……今欲抗旌晋、宋，树垒魏、齐，其道何由？必本自汉也。”此处也并非盛赞“二王”，是在于告诉后学者如若想在书法上有所成就，必须追根朔源。之后就是讲述本源的大量汉代石刻。再往后引用逸少之语，意在告诉后人当师师之师，方可有避免落入院体。但这一章并不是专门论述逸少“若直取俗字，则不能生发”这句话的，只是在最后面转而提及，仅此而已，然后马上话锋立转。再无提起有关右军的只言片语。况且前面还有三倍于此的文字完全不涉及碑帖或者“二王”，可见“二王”在这章明显就是个配角。这一章后面还有一句说到王羲之：“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令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此句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况。夹杂于整段文字之间，显得十分突兀。《十宗》里面亦有一些十分隐晦的说法，学者往往会忽视，“南、北朝碑，书人名者，略可指数，今钩考之，凡得十六人，皆工绝一时，竟能各擅者也……王羲之《曹娥碑》、王献之《保姆志》、陶贞白之《瘗鹤铭》，疑难遽定，不复录。”虽然由于种种问题王羲之《曹娥碑》并未列入“十家”，可以看得出“二王”即是十六人中的两人。给予的“皆工绝一时，竟能各擅者也”评价也较为中肯。但是这整章是论述于十宗，丝毫没有其他关于王羲之的内容。反正类似的或明或暗的对“二王”书法带有褒义的评论还有一些，整体数量的确不是很多，限于篇幅问题便不一一摘录。不过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些问题，就是这些观点要么过于分散，要么过于隐晦，而且数量有限，如不细读根本不能洞悉康氏本人的态度。即便是他对“二王”专辟一段进行褒扬。我们也发现康氏往往恰到好处地点到为止，前后并没有连贯成体系的系统。这就与专辟一章书写《卑唐》或者像《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那样有着明确思想理念相差甚远。试想如果康有为真的是无法彻底否认掉王羲之，只能借助他“托古改制”，必定会大书特书，单写一章专门论述“二王”书法是如何取法于碑学是一定的，事实上却没有。如果不是康有为本身发自于内心地对“二王”和“帖学”的赞叹和推崇，似乎解释不通。即便康有为真有意将“二王”装扮成“傀儡”，如此隐晦这与康有为的性格来说也完全违背。由此观之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康氏绝没有想把“二王”立作如同孔子那样膜拜的对象的打算。他对“二王”的法古嬗变的笔法的欣赏更发自于内心深处，并不是出于一些特定的目的。

四、结语

之前学界有一种说法很流行，即康有为晚年有悔过之心“前作《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有所为而发，今着是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因此走上了“碑帖互融”的道路，这种看法也是存在着问题。且不说康有为在此之前就极早的确立了“碑帖杂揉、融贯一通”的书法观，单就说康有为会不会晚年“尊帖”这就要摘出探讨一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说法也不能认为他早年“轻帖”，前面就已经讲过《广艺舟双楫》的确是一本“尊碑”的论著。帖学观被隐藏的很深，他并没有提出“尊帖”的观念，晚年重写《广艺舟双楫》“尊帖”完全是相对于“尊碑”来谈，不能推论出他在早年的《广艺舟双楫》中有“轻帖”意向，我们应该要注意到这点。话归正题，晚年康有为是否会重新“尊帖”呢？显然不会，我们现在可以找到数条资料证明康有为晚年仍然是碑学的拥护者，与《广艺舟双楫》里的思想相差无二，并在数十年间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又加上了自我的实践，愈发游刃有余，为其碑学理念增添了许多的说服力。康有为在1926 年开设的天游学院，在此担任主讲，当讲到书法方面时康氏说：“榜书推重《经石峪》，自谓至泰山观碑三日不忍去，真其师也。其次则《石门铭》《郑文公》《爨龙颜》。曹孟德书法颇佳，朱文公得其形似，后人无学者。晚近则邓完白、张廉卿二人，邓长于篆隶，张长于北碑。”在与学生交谈过程中又说：“古今书法家以苏东坡字最劣。彼不知用笔，故意装腔作势。若从学，应先打四十戒尺。”24这些都看不出康氏晚年持有“崇帖”言论存在，况且康有为的碑学思想已经与其书法融于一体。这决定了康有为不可能在晚年重新走崇“帖”之路，一旦重新确立对帖学的崇尚就标志着他对自己早年的理论的全面否定，康有为是一个政治人物，权衡利弊之后他是不可能会做如此愚蠢之决定。康有为在晚年的一个相对轻松的环境下所表示的对帖学的赞扬，可以看作是他早年可以对“帖学”崇拜的一种表现，是早期刻意隐匿他对帖学崇拜的流露，这种流露是不经意间、微乎其微的，从出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表现都不可能会特别明显。所以才会出现“近年余在康同璧家整理遗书，见有致某君书，谓前作《书镜》有所为而发，今若使我再续《书镜》，又当尊帖矣。”这样的说法仅仅会出现在藏于家中束之高阁的致朋友的书信当中却不见于他在其他场合间提出。25

康有为到头来都是一个“儒学身份”的人，这在传统文化气息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中看似再平常不过，只是他处于的时代和赋予的历史使命令他与孙中山等人相差越来越远。作为走向近代中国做出努力尝试的人物，他的命运与他所发动的“戊戌变法”一样，既有先进的一面，又带有封建落后的因素。无论是“变”到何处，最后都是要与传统中国相接轨，所以现代人在谈起康有为发现他有许多事情许多言论前后矛盾抵牾，说白了都是时代背景下苦苦挣扎的旧中国的缩影。归根结底无法割裂的封建制度就是晚清各种尝试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康有为作为特殊时代的“牺牲品”之必然。我们不能认为这些矛盾的背后言论就违背初心。无论是“碑学”痴狂还是对“帖学”的暧昧，全都可以作为他书法思想的一部分。而康有为在艺术领域所蕴含的“碑帖共通”的思想又与他一生的尊孔法古的主张相似，这是他作为传统文化背景下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终究无法逃脱的归宿。这种强调求变的反叛之路背后隐藏的对传统中华民族强烈归属感也是我们民族能屹立于世界五千年不倒最重要的原因。看似矛盾也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