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寿田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代书法的历史性演进在很大程度上已取决于帖学在当代的进展，这也同时使得帖学复兴面临着一个自清代碑学以来难得的书史机遇。

清代的笼罩性影响，使得整个近现代书法史都处于碑学的整体笼罩之下，碑学对帖学的贬抑使人们形成一个帖学失效的集体无意识，似乎帖学只能是碑学的附庸，只能在碑学的范式内提供有限的资源，而任何帖学独立范式的重建都会被视作复古的企图，这种深层心理牢固地支配着现当代书家，造成一种偏狭心理，以致在当代某些书家心底，帖学仍是保守的象征，因而提倡帖学就是对创新和多元主义的背叛，似乎多元主义与激进主义等同，只有碑学和民间化价值取向才符合创新与多元主义的题旨。

这当然不能不说是对帖学历史的误读。事实上，帖学的衰败并不是由帖学自身造成的，碑学所强加给帖学的种种罪责并不能由帖学本身负责。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赵、董对帖学的误读，抑或不是清人入主中原，打断了晚明帖学复兴的启蒙主义思潮，以程朱理学取代心学，强化书法领域的理学统治，并以赵、董作为官方帖学的最高范式，最终消解了以王铎、倪元璐、黄道周、傅山为代表的明末清初表现主义帖学，帖学自身无疑将继魏晋二王之后又臻至一新的高峰，而整个近现代帖学史也将重写，同时，清代碑学取代帖学的历史也将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