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志强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而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融合”、“农村人口转移”、“生态环境”等更是成为了时代的关键词，而这些词语的热度，无疑又进一步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凝聚为了城市化与城市生态系统建设的问题。而具体到城乡融合战略的实施，在城市化转移农村转移人口势不可挡的情况下，转移人口的数量之大既是前所未有的、也是难以改变的发展现实，因而，我们需要考察并需要解决的重点则可以归结为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实现耦合的问题。

一、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实现耦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新的时代课题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是与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分不开的，而工业化的过程，无疑又是人的交往与生产社会化的过程，也更是人的聚集的过程或者说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曾经有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业人口的农业大国而言，陡然而来的城市化，显然离不开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及其市民化。这可以说既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的战略部署、也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相对于城乡融合的愿景而言，当前的城乡融合并不直接就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实现的农村人口自然而然的流动，而是为了加速城市化过程而人为推动的农村人口规模化转移。因而，从农村直接转移到城市，转移人口能不能适应城市生活、能不能尽快实现城市化发展、城市地区能不能有效地接纳如此规模的转移人口显然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而这一课题的核心则是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能否实现有效耦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也在对于工业化进程和资本社会化的考察中考察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必然要出现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并针对资本主义条件必然出现的城乡对立、工农对立，提出了城乡融合这一概念。提出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城乡融合，消解城乡对立、工农对立而达到是整体协调的城乡融合理论。［1］但是，这一理论虽然有着良好的理想蓝图，却并没有城乡融合的具体措施，当然更不可能直接考虑到我国当前生产力发展并不十分发达和发展还不平衡的问题。

西方学者当然也研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问题，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还针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向往城市生活并会在城市寻找出路的情况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所谓“人口红利”的优势来实现城镇化扩张、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最终达到城乡一体化的问题。而这些内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一些学者所吸收，但是，事实上，这一理论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合我国，也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能否实现有效耦合的问题。这不仅仅在于其基本理论并不涉及人口质量和生态化发展的问题，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其对于所谓“人口红利”的利用，事实上正是对于农业人口的又一次盘剥，而我国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则必须是以满足农村人口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社会矛盾为根本目的的城乡融合。其目标的根本性差异必然也意味着实现路径的差异。

正是如此，面对日益勃兴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很多学者不仅考察了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也针对容易出现的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承受力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如刘凯等就中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关系的纵向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我国城镇化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经历了从最初的中度失调到发展过程中的轻度失调和当前的临界协调三个阶段；［2］张引等人的研究则从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横断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耦合的四种类型；［3］陈肖飞等人的研究则力图借助于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来构建一种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相互协同的发展机制。［4］但是，这些研究基本还是趋向于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具体到转移人口的质量与转移地区生态承受力的研究及其解决仍然留有很大的空间。而且，必须说明的是，针对我国当前的问题，仅仅依靠套用一下公式或者建立一个所谓的模型，而对于具体情况——这些其实就是公式或者模型中的变量以及各种新的影响因素却并没有具体的研究，是很难解决具体问题的。

而也惟其如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进一步考察转移人口质量和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受能力所具有的具体情况，然后进一步根据这些指标存在的问题来采取相应的措施，最终达到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

二、我国农村转移人口质量与转移地区生态承受力耦合过程存在的问题

一切生态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是人的活动不能适应自然而造成的问题。而对于转移人口而言，由于离开了曾经熟悉的生活区域而进入新的生活区域，其适应问题当然也就更为突出。再具体到我国的城镇化，虽然城乡融合的愿景显得极其美好，但是，原本在农村这些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村人口要想尽快适应相对发达地区的城市生活，真正融入城市，其对于原本并不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具体到人口质量而言，首先必须考虑到以下诸多的问题。

其一，人口质量显然并不是简单的个人质量之和的累加，而应该是形成特定共同体的人口的总体质量。但是，就我国当前城镇化程度的实际情况而言，首先就存在着城镇化发展迅速，而城镇化的质量则相对较差、因而城市生活共同体尚且处于形成阶段的问题。以2017年而言，我国城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总人口的58.52%，但是，事实上，城市户籍人口却只有总人口的42.35%，也就是说有高达16.17%的城市常住人口不要说已经融入城市生活，其城市居民的身份都尚且还是个问题。这样的背景下，大家虽然看起来都是生活在城市，但是，有的是在“生活”，有的其实是在“讨生活”，有的则仅仅只是城市的“过客”，他们在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各种不同的待遇、各种不同的适应方式，不仅很难形成良好的城市共同体，而且，还会因为各种待遇和生存方式的不同而形成新的矛盾，其作为共同体的整体质量当然不容乐观。

其二，单就农村转移人口本身的个体质量而言，显然也并不是依靠户籍、财政、土地等支持政策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是，这里的“大”与“发达”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恰恰相反，我国的农村地区，由于长期以来的小农户经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其经营方式与现代化的社会化生产完全是两码事，因而，就其根本的生产生存方式而言，其整体质量明显处于较低层次。而生产和生存方式作为对于自然交往的方式，显然直接地影响着生态环境问题。即便以其个体的文化程度、处理日常生活问题的能力而言，或者说以其处理涉及生态问题的能力而言，虽然有研究表明我国农村转移人口已经出现了学历构成较优、年轻态等新的特征，但是，这些新特征也更多地只是相当于以往的转移人口而言的，而相对于原有的城市人口而言，转移人口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层次。也惟其如此，相比之下，他们往往也更缺乏生态保护意识、缺乏生态保护的基本技能。这些对于转移人口的接受区域的生态环境承受力而言，不能不说一个不断增加的挑战。

其三，具体到转移地区的生态承受力，当前其实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对于现有的城区而言，虽然我们已经在很多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是，相对于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造成的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言，这些努力明显是不够的，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目前的生态环境已经相对较差，很多一线城市都已经面临亟待解决的生态问题。因而，在这样的地区，如果再继续转移进来大量的农村人口，显然只能加重生态问题。另一方面，是就城市的进一步建设而言，虽然党和政府一再强调开发过程中的生态维护问题，但是，开发者却往往更看重眼前利益，更看重其自身的经济利益，其直接结果就是不论是新城区，还是老城区，都存在生态建设和“移民”措施尚且不够完善的问题。而移民措施的不完善当然首先是影响了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也影响了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增加了农村转移在城市生活的负担，进而导致新的生态问题。这种情况下，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存生活缺乏相应的保障，自然也就增加了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的压力，使得本来承受力不高的生态环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压力。

其四，面对转移人口极大增加而整体质量相对较差、城市环境承受力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思路和成熟模式。这固然和国内外缺乏成功经验有关，但是，归根结底则是由于当前的城镇化并不等同于城乡融合，而是充满了功利因素有关。整体而言，党和政府推动的我国城镇化的总体思路目的在于解决整体的发展问题，是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基础上利用城市的优越条件，集中人口，由此提高转移人口的生活质量并进一步推动城市发展，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中带动整个城乡的发展，最终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和开发者更多地把眼前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了城市化的驱动因素，他们并不关注转移人口自身的质量，更没有关注新开发区域的内涵式发展。因而，这种背景下，他们推动的“城镇化”与党和政府推动的城乡融合事实上成为了两个不同的东西。其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自然也就背道而驰。这就自然引发了很多问题，而比较隐形而长远的生态问题也显得极其突出。

三、城乡融合视野实现农村转移人口质量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的思路与措施

首先，我们必须着力把握城乡融合的时代内涵，严格按照城乡融合的生态化目标来认识农村转移人口质量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的问题。一般而言，我们习惯性地认为城乡融合就是城镇化或者城市化。其实，这里的城乡融合并不完全等同于城市化，并不仅仅是以城市的所谓先进来带动或者融合乡村的落后，而是致力于吸收城市与乡村各自发展过程中的优势，既使得飞速发展的城市有着乡村的良好生态和良好人际关系，也使得乡村迈开现代化发展的步伐；而二者融合的关键，并不是人口在城市的集中，而是在人口集中的基础上实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变革，进而使得人类发展依靠的各种资源进一步得到有效的整合，更好地满足人们生产、生活与发展的需要。或者，简单的说，城乡融合其实就是通过以现代化的发展方式的融合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和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融合。而也惟其如此，对于农村人口生产方式水平的提高——进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城市生活的生态化才是城乡融合的关键问题。

其次，在明确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对于城市建设和农村人口的转移显然应该有了更新的认识。就城市建设与发展而言，城乡融合显然并不仅仅是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来吸收农村转移人口，也不是单纯的以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而是必须在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既吸收农村转移人口，更要吸收农村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优势。因而，这里的建设与发展就必须首先着重于生态建设，通过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来提高其生态承受能力，使得现代化发展融入更多的生态化因素，最终实现城市的生态化发展。再就农村转移人口而言，是否转移农村人口或者转移多少农村人口，显然也并不是关键，关键的是，农村发展必须进入现代化的发展方式。就此而言，这里其实就有了两条路径：其一，是农村地区就地城市化，既以农村现有的生态环境为基础，引入城市发展的社会化形态，完善其基本的公共设施，达到城市化生产与生活的标准，从而提高人民群众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其二，则是一部分人口通过人口转移融入城市。但是，针对目前人口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深化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认识，必须以提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为目的来完善城市区域的公共服务，必须从有利于其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就业安排和社会保障。而不是单单实现农村人口的位置的转移。

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并不是人的无为状态和对于自然的屈服，而是通过人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能够更好地认识和适应自然规律。可以说，不论是就生产方式的提升而言，还是就生活水平的提高，都离不开人口自身的质量的提升。在这方面，生产方式、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生态化发展的需要，可以说是在根本是一致的。而对于农业转移人口而言，其人口质量较低，显然不仅使得他们很难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难以提高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难以适应城市生态，因而，要想更好地解决生态发展问题，显然必须重点提高农村转移人口的发展水平。对此，我们又必须既考虑以个体为单位的个人素质的提升，也必须注重其整体质量的提升；不仅要重点实现转移人口从“体力型”劳动者向“技能型”劳动者的转化，更重要的是必须实现个体转移向组织化转移的转化，使得转移人口从社会化程度上提升其人口质量，从而更好地实现转移人口质量与转移地区生态承受力的耦合。

总而言之，面对城乡融合视野下农村转移人口质量的提升与转移地区生态环境承载力的耦合这样一项新的时代课题，我们只有紧紧把握城乡融合的本质内涵，从生产方式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根本目标出发来不断提升转移人口自身的质量，并以此来从根本上提升转移人口对于城市生态化建设的贡献度和适应能力，才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城乡融合，提升城市地区建设与发展的生态化水平，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