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佳佳

新生代农民工是当下农民工群体的核心力量，相较于老一辈，他们具备更好地融入城市的优势，然而，结构性问题的顽固存在使他们仍摆脱不了被排斥的命运，这在客观上为该群体的城市融入设置了屏障。目前学界多倾向于从外部条件出发探索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却忽视了该群体主观心理环境的影响；并且，外部环境的优化是个庞大的工程，有赖于社会各界的协同一致，操作起来艰难而缓慢。为此，可适当转变研究视角，基于心理因素来考察该群体城市融入过程中的困境及突破路径，即从包含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心理状态出发，剖析其在心理层面的不足与完善，其中，智力层面以认知能力为考量内容，非智力层面则涵盖情绪、价值观及行为逻辑。

一、困境分析：心理环境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多重制约

（一）认知能力不足造成社会环境判断较为悲观

认知是人们对社会事物的感知和理解，是认知主体与外部环境相作用的产物，包含信息知觉与主观建构两个过程，即接触外物获取信息和对信息作出主观解释与评价。要获得正确的认知，须同时具备敏锐的信息知觉能力与理性的信息分析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其若具备上述能力，必能重新考量社会环境与自身发展的关系，找到更好的融城路径。但实际上，认知能力受限使他们多聚焦不公平因素，忽视了城市提供的便利条件，从而对自身处境做出悲观估计。一方面，他们的信息知觉能力较弱。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屏蔽下遭受了不少排斥，但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契机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平台，并且，各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社区、企业与各类组织也积极响应号召，为他们提供相关服务。但由于该群体很少关注政策动态，也较少参加社区、企业组织的活动，使得一些支持政策与服务形同虚设。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思维能力较弱。新生代农民工多在青少年时期进入城市，正处于思维模式的形成阶段。年纪较轻的因早早中断学业而失去了优化思维方式的机会，这部分人的思维能力多停留在认知的初级阶段；而在成年后进城的人员则已形成思维定势，很难换位思考。因此，他们难以辩证地看待城市，也不会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理性分析自身的城市化过程。

（二）情绪调节不当导致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受阻

由于情绪“与机体的内分泌紧密相连”［1］，因而其动力功能备受学界重视。而情绪又有正负之分，正面情绪能调动人的积极性，负面情绪则可能阻滞人的前进，为此，个体要想保持持续的动力，应有效调节自身的情绪状态，避免负面情绪的积蓄。新生代农民工初入城市时，因自身发展意愿强烈，通常不乏工作激情，并且逐渐积累的经验增加了其立足城市的信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遭遇的挫折增加，向上流动的渠道受阻，使其发展意愿受到打击，从而滋生了诸多负面情绪。如微薄的收入使其难以在生活上与市民保持一致水平，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其无法与市民平等地享受福利，这令经济上本就处于劣势的他们承担了更多风险，加上外来身份的受歧视、人际交往的局限、情感的缺位，他们很容易产生精神上的孤独。在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下，他们极易感到自卑与焦虑。事实上，困境是人生的常态，由此产生的负面情绪亦属正常，如能恰当调节，非但不会影响正常行为，反而能够激发潜能。但由于缺乏对挫折普遍性的认识，亦不具备情绪调节能力，新生代农民工滋生负面情绪时很难得到迅速排解，长此以往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负重化心绪状态，从而压制他们自我发展的积极性。

（三）价值观的现代性匮乏使得城市适应能力不足

价值观作为人们评判事物的砝码，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方向，因而新生代农民工只有不断内化城市社会的现代价值观念，才能真正向市民过渡。然而，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上的新生代农民工，踩在新、旧两个价值系统中，传统价值观念的根深蒂固使他们很难完成价值观的现代转型，从而无法在新的价值系统的引导下提升个人素质。具体而言，在人生价值观方面，他们往往自卑保守，很难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激烈的竞争，而这实际上正是该群体缺乏乐意接受新挑战、努力适应新环境的现代性素质的表现。在政治价值观方面，该群体安分守己的臣民意识及政治淡漠倾向造成了其政治边缘化的现状，他们很少参与城市社会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公共参与是现代公民的必备素质，既反映了人们的利益诉求，也体现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公共参与意识的淡薄造成了其与城市社会的疏离。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他们无法摆脱熟人社会关系模式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其对现代契约观念的认同。最具代表性的表现便是其未能将劳动关系依法嵌入契约经济结构。“进入城市之后，劳动关系成为他们最基础的社会关系”［2］，而劳动合同是确立劳资间的双边关系即经济契约关系的协议。由于“劳动关系主体双方处于资强劳弱的格局”［3］，因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赖于公权的介入，《劳动合同法》就是政府强力干预的表现。尽管《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将劳动关系以法律形式嵌入到契约经济结构中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难以有效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四）行为逻辑的旧式延续加剧了该群体的边缘化处境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意义图式、文化秩序大都是通过传统的结构关系演绎的”［4］，因此，其来到城市是一种无现代化的迁移，这使得其实际上处于与城市居民相隔离、与城市社会相隔绝的边缘化状态。一方面，该群体的社会交往仍延续着乡村社会的关系逻辑，即他们多在以血缘、亲缘为基础的强关系网络中挖掘资源，很少进入异质性的社会网络，这实质上将新生代农民工与市民隔离在两个世界。另一方面，该群体在利益表达上固守从众逻辑与弱者逻辑。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囿于初级关系网络，因此，当其想法与关系网络中多数成员意见相一致时，其极有可能加入该成员共同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即便意见不一致，也可能会因从众效应被动卷入。此外，作为社会底层的代表，该群体的弱者逻辑就是采取成本最低的不合理手段，“以违规来表达弱者对社会游戏规则的不合作”［5］，也就是说，他们很少在制度范围内通过常态手段表达诉求，而是采取非制度化的集体行动或越轨行为进行消极反抗，这使其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的隐患，客观上加剧了其边缘化的处境。

二、路径探讨：优化心理环境，构建行之有效的心理环境调适系统

（一）提升个体的认知能力，纠正其对社会环境的认识偏差

由于认知水平受限，新生代农民工难以从外界敏锐地捕捉有用信息，亦无法借由该类信息辩证分析自身处境，这不仅可能使他们错过发展机会，更会使其在对城市环境的错误评估下心生芥蒂，难以在心理上认同城市社会。为此，应致力于新生代农民工认知能力的提升，使其在全面评估社会环境的基础上调整心态。

1.有效传递形势政策，刺激个体的信息知觉。城市化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诸多发展契机，国家及城市政府也通过颁布相关政策试图改善该群体的生存环境，但由于信息传达不到位，许多内容并未为他们所知晓。对此，应提升形势政策的关注度。具体而言，就是要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的注意倾向，集中发布重点信息。一般来说，人的心理活动无法同时注意所有刺激，且由于兴趣与习惯的影响，人往往会集中于特定的刺激。因此，应针对该群体集中关注的问题发布对他们有利的信息，如政府实施的支持政策、准入办法及各类投入和他们所在社区及企业为其提供的各类支持。需要注意的是，在该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应根据他们的理解水平，提供详细的形势解读及合理化建议。

2.摆脱思维定势，培养理性精神。思维的固化与理性的缺失限制了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社会与自身处境的客观评价，造成认知偏差。为此，应从摆脱思维定势与培养理性精神两方面着手，优化他们的思维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常将利益受损归咎为社会公平的缺失，但绝对公平并不存在，社会转型已经给他们提供了较多的发展机遇，只是“先前的思维活动形成的心理准备状态”［6］即思维定势使其固执地坚持有失公允的审视方式。为此，要帮助他们重新审视客观环境与自身努力之间的关系，在承认社会差异性的前提下提升自身素质。此外，理性作为深思熟虑的慎思明辨，可以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完善思维方式，并衍变成一种先验图式，继而通过它的选择性功能更为准确地识读信息，更全面地评价社会环境和分析自身底层境遇的原因。因此，理性精神的培育应当成为提高该群体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

（二）优化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有效管理与转化负面情绪

虽然不少负面情绪是有益的，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情绪调节能力欠佳，不懂得合理利用负面情绪，反而任由其加剧，成为自身发展的障碍。因此，应致力于优化他们的情绪调节能力，帮助其有效管理与转化负面情绪。

1.实施挫折教育，提高抗挫能力。挫折教育也称挫折普遍性教育，即令人们认识到挫折普遍存在于大众身上。只有让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挫折是正常现象，他们才不至于将自身的遭遇特殊化，并由此被负面情绪误导。在此基础上，兼顾应对与预防，培养其抗挫能力。对那些负面情绪已演变成情绪常态的人，应重点实施挫折应对教育，介绍正确认知、精神转移、心理暗示等排遣方法；对那些负面情绪尚未影响日常生活的人，也应当紧密关注其情绪走向，进行挫折预防教育，帮助其养成积极人格和知晓情绪调节方法。

2.明确情绪的可控性，尝试认知重建。阿尔伯特·埃利斯曾言：“人类主要是按照思考的方式来感受。”［7］换言之，人的思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情绪，因而可以通过思维的改变来调整人的情绪。由于思维是认知能力的核心要素，因此思维的改变实质上就是认知的重建。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客观环境本身未必能造成他们的困扰，而是对社会环境的负面评价、对自我与城市关系的消极看法等激发了其负面情绪。因此，若能使他们以全面的视角重新建构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则会过滤掉不少负面情绪。

3.正视负面情绪，学会转移与释放。认知重建虽能在一定范围内过滤负面情绪，但在不少情境下，情绪管理能力弱的人仍无法控制负面情绪的溢出。为此，面对负面情绪已然滋生的情形，应尝试使用多元化的方法进行情绪的转移与释放。通常转移注意力是首选，如采取运动、听音乐等办法分散自身对烦恼的纠缠，而这一方法的有效实施，离不开专业的心理辅导机构在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常规化的心理辅导时，对其进行经常性的训练。同时，要学会理性分析，理清因果。转移注意力并不适用于所有人，对于接受过认知教育与心理辅导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应引导其主动分析负面情绪的由来，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深入内化现代性价值成分，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型

对现代价值观的认同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思想保障，然而，由于固守传统的价值评价系统，他们在利益受损时被动地囿于困境而不去寻求突围，对城市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游离于城市政治生活之外，且不懂得使用现代法律维权。对此，应帮助该群体深入内化现代性价值成分，推动其价值观念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1.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切入点，突出现代价值观的实际效用。马克思曾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8］换言之，只有与利益相关的事物，才会真正得到人的重视，故而现代价值观要想得到新生代农民工的认同，必须能帮助他们解决现实问题。为此，在向该群体传递现代价值观时，应该以与该群体相关的现实问题作为切入点，条分缕析具体的价值成分对解决上述问题所起的作用。具体来说，教育者应有效罗列与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可能出现或者迫切关注的问题，并系统地建立起这些问题与现代价值观之间的联系。

2.依托多样化的载体，多方位渗透现代价值观的内涵。尽管学校教育渗透力度大，但新生代农民工很难系统地接受集中的学校教育。为此，应借助多元化的载体进行多方位渗透，来弥补学校教育的缺失。首先，相关社区、企业应充分发挥组织的管理及教育职能，将现代价值观渗透到各项制度中，其次，社区、企业及各类组织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价值观学习活动，加深新生代农民工对现代性价值成分的理解，最后，依托新媒体技术，广泛弘扬开拓进取的品质、契约精神等内容，使新生代农民工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价值观层面的现代转型。

（四）调整传统秩序下的旧式行为逻辑，完善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虽受现代文明的熏陶，但小农意识的扎根使其仍保留着以往的行为逻辑。他们遵循着熟人社会的关系逻辑，固步自封，同时，从众逻辑与弱者逻辑的延续使得在其身上难见现代公民的理性精神与责任意识。为此，应调整他们的旧式行为逻辑，完善其生存方式。

1.深化关系认知，突破交往界限。对传统熟人社会关系逻辑的批判并不意味着要消解人情关系，而是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深化对“关系”的认知，使其意识到除了要维护强关系外，也应在更为广阔的弱关系中权衡自身需求，挖掘更多的资源。事实上，虽然强关系较为稳固且易得，但信息重复性较高，并且，在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的过程中，熟人社会逐渐分裂，呈现碎片化趋势，以往所拥有的强关系随着地域的分离与成员的分散难以有效发挥影响。为此，新生代农民工应当突破传统社会交往的界限，尝试建立与发展弱关系，尤其是与市民的交往关系。一方面，他们应打破对市民的固有成见，尝试了解与接受市民这一异质群体，另一方面，可以依托社区这一平台，增进与混居市民的交流，守望相助，构建一个全新的共同体。

2.强化权利意识，兼顾责任体现。权利意识是“公民作为独立主体对一切权利的认知和要求，主要指人们对其权利实现方式的选择和权利受到侵害时予以补救的心理反应”［9］。可以说，权利意识是公民意识的核心要素，是公民现代性的重要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因此，一方面要充分宣扬权利观念，使新生代农民工具备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勇于同侵犯其正当权利的行为作斗争的维权意识与反抗精神，另一方面，要贯彻理性维权的理念，强化责任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正视以从众效应与消极反抗为特征的行为方式对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所体现的该群体社会公德心与理性精神的缺失，并能在此基础上掌握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依托正规的机构组织，遵照合法程序，依法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