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

2019-01-04马静

中州大学学报 2019年1期

马静

(郑州轻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儒家典籍是以儒家精神和哲学为基础，以修身修心为手段、知识书籍为表象的一种能力、成就及学问的综合体。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并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有深远影响。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背景下，各阶层对异质思想和文化有了更多的选择和诉求，全球性的文化交流异常活跃，相应地近年来儒家典籍翻译实践蓬勃发展，但针对儒家典籍翻译的理论研究明显滞后。

儒家典籍翻译研究包括儒家典籍翻译理论、儒家典籍翻译实践和儒家典籍翻译史三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构架中儒家典籍翻译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地位。但是，通过对目前国内外的儒家典籍翻译史的梳理和筛选发现，我们对儒家典籍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关注远远多于翻译历史，翻译史研究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儒家典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作为翻译史的一部分，得到的关注更少。20世纪后半叶译史只占所出版的翻译书籍的1%。在国外，对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太少，涉及到儒家典籍翻译史的更是寥寥无几，只有国际译联翻译史委员会主任让·德利尔与副主席朱迪斯伍兹沃斯(Judith Woodsworth)合作的《历史上的翻译家》(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书中介绍的少数中国翻译家涉及到儒家典籍翻译。[1]79在国内，相关研究也鲜有专门论著。在1989年以来陆续出版的27本主要的翻译史专著中，大多对儒家典籍翻译有所涉猎，其中著名的有《中国翻译简史》(马祖毅，1984)、《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1989)、《通天塔的建设者：当代中国中青年翻译家研究》(穆雷，1997)，《二十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2005)。其中《汉籍外译史》(马祖毅、任荣珍，1997)对儒家典籍翻译史的涉猎最广。[2]135

上述书籍包括译事、译论、译家和译作等翻译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大多关注接受方的主动译入和外籍人士的历史贡献，对于中方的主动译出和本土人士的努力或予以忽略，或轻描淡写，或一笔带过，未能给予后者应有的翻译史地位，尤其缺乏儒家典籍与西方文化和思想结合的译介影响研究，缺乏儒家典籍所蕴含的哲学价值观对世界文化、思想和文学领域内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

近几年，中国的儒家典籍翻译的研究从零星走向系统，系统性研究的开端推动是2012年开始的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举办, 在它的推动下,期刊论文量增加，但大多为个案研究。另一个趋势是儒家典籍翻译史的研究从史料搜集整理走向深入分析，其研究语境不断扩展，视野不断拓宽，研究不再仅限于文字转换或文学交流，而是跟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有密切关系，这类成果见于一批深入的个案研究。但是对儒家典籍翻译史的系统论述并不多，专门探讨儒家典籍翻译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和接受的论述就更为少见。鉴于这种情势，本研究将深入系统地研究儒家典籍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特别是研究儒家典籍怎样为西方文化所收纳、运用和更新的历程。

二、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具有独到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对儒家典籍译介在西方世界的发生、发展及其传播和影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是当前翻译史研究的前沿课题。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作为翻译史的重要研究内容，揭示翻译学科的发展规律，反映学科核心问题的历时性思考和学科的发展方向，会给翻译史的理论深入和实践开拓起到推动作用，并使我们看清儒家典籍翻译发展的方向，可以拓展翻译史中译出史的研究。

所谓“以史为鉴”“反古知今”，对自身的反思就是自身的确立，翻译史强调的就是历史对于现实的意义，可以为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深刻的借鉴和历史参照。蕴藏于儒家典籍中的某些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西方的思潮产生过重要影响。当今时代，虽然文化多元化的要求已成为全球性的呼声，然而，现代社会的话语霸权、文化霸权同样存在。在与强势文化的争夺中，放弃自身固有的传统文化就意味放弃自己的优势，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来看，世界文化的源头一定包括孔子的思想及其文化创造。中国要立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并起引领作用，就必须将孔子的思想和文化成果发扬光大。向西方推介儒家典籍所蕴含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可以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应用价值。梳理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有利于推动文化建设，在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提高文化软实力、增强综合国力等方面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

三、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应该确立总体框架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拟以清末民初时期、民国时期至建国之前、建国以后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儒家典籍翻译为研究对象，研究近代儒家典籍翻译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历程及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历程，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着重从译介源头、译者身份及翻译动机、翻译选择及翻译策略、翻译的影响和效力等方面进行梳理、对比和分析，探究其译介的特征及其成因，从而揭示以翻译为载体的思想传播在本质上就是文化间的碰撞、调和至互融、重生的过程。

(二)总体框架

本研究以儒家典籍的译者类型为编排视角和叙述线索，以译作的出版先后为经，以译介接受与影响特别是儒家典籍翻译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和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为纬，来画出一部近代百余年(1899至今)儒家典籍翻译在西方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的大致轮廓。本研究首先从译者类型展开，拟从宏观层面研究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等对译者的操控，从微观层面研究译者的身份、动机、价值观念、知识结构等对翻译的影响，然后通过对其译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来考量其译作效果，并追踪这种译介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及其产生的影响。

(三)重点难点

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应该以以下为重点：

(1)儒家典籍的译介过程受到社会意识形态语境的影响，同时也在生成新的意识形态。典籍翻译历程揭示了在特殊的多元文化语境下各种政治思想意识之间的张力。

(2)译入语接受者在典籍译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强调以读者—接受者为中心的接受效果的研究。在史学叙述上，彰显译介作用和影响。

(3)翻译策略体现翻译行为，翻译行为由价值决定并体现出价值。考察译者的行为时，对译者的行为根源与价值实现进行研究。

(4)具体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处理体现在史学编撰中独有的阐释学意识。

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研究的难点是大量的间接史料。解决研究资讯匮乏并带着批判的意识多方鉴辨其真伪是本研究的难点。

(四)主要目标

本研究通过梳理近百年来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的历程，特别是通过分析儒经译介对不同阶段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变革的影响，达到理清儒家典籍译介和传播的路径和规律，指明儒家典籍译介和传播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努力的方向，为儒家典籍的译介和传播策略提供借鉴,也为儒家文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应对策略提供参考，并重新认识和正确评价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四、儒家典籍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接受研究应该有明确的思路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主要涵盖三个方面：译者研究、译本研究和译介接受与影响研究。

在译者研究方面，拟将译者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居住在国外的以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为动机的中国译者，以“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专攻中国文学与比较诗学的刘若愚为代表；第二类为以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为动机的国内的中国译者，以杨宪益、许渊冲、汪榕培为代表；第三类为以国内读者为读者对象的国内的中国译者，以张培基为代表；第四类为来华的外国译者，特别是来华的传教士翻译家，包括儒家经典《四书》最早的西方译本的译者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 Mattieu Ricci, 1552—1610)、和第一个率先系统、全面翻译中国古籍的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等。这个群体在近代史上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对译者的研究，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在宏观层面，着重研究意识形态、历史背景等操控因素对翻译家的显性的和隐性的操控，尝试梳理中国百年来儒家典籍的译者所处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背景与译者的翻译理念和翻译模式包括弱国模式、西化模式、通俗文学模式等的关系，解读部分重要译家的翻译路线。在微观层面，对于重要的译者做重点评介和系统集中的比较研究，包括梳理归纳有代表性的或有较大影响和意义的译家和译学流派的观点、主要译者的翻译主张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和相互影响。着重研究译者身份、翻译动机、译者所针对的读者对象、文化价值观以及审美、个人性情和知识结构等因素对翻译的影响。

在译作研究方面，围绕上百种译作的原本内容、节译、摘译、全译、译注等诸多资料的归纳，对译作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考察，包括译品之高下、典型段落的对比鉴赏、译述过程的追根寻源、译本的流传以及时人和后人对译作的评论，并通过阐释学的理论使其升华而成体系。着重剖析译本所折射的译者的翻译理念、翻译模式和翻译策略。

译介接受与影响是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这部分以译作效果考量为先，聚焦译介情况的分析，并追踪这种译介在国外的接受情况和产生的影响。这部分拟划分出儒家典籍翻译史的三个历史阶段中译者和译作对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通过对种种翻译现象和事件做文化传播意义上的分析与解释，考察中西两种文化如何通过儒家典籍翻译发生交流，交流中的种种现象、产生的因素、过程、结果和影响重点研究儒家典籍翻译对译入语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和意义，特别是通过传播典籍哲学价值观起到的作用、达到的目的和发生的变异，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社会、语言、文学的变化，并探究其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在这一部分的编排上，首先按照时间顺序就这四种类型的翻译家在西方文化中的译介情况进行历时的梳理。然后将目光聚焦至具体译者在英语世界的流传和影响情况，从而做到整体宏观叙述与个体微观史料之间的互补，整个史学图景也更显清晰。

(二)研究的具体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作为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本研究采用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确定研究对象方面，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宏大历史语境之中，运用自上而下的研究方法，洞见儒家典籍翻译史研究预设的研究对象的独特性；[3]在史料梳理方面，采用从描述性到分析性、从实证性到理论性的方法，并辅以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 方法和“ 深度描写” 的方法，以获得研究方法上的突破。[4]

(三)研究的特色和创新

本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从学术观点来看，本研究以译者为中心，力图从译者为中心的视角对翻译活动做出描述和解释，从而形成一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观；在撰史编排体例上，突出了译者作为翻译史主体的地位，克服了以往大多数翻译史单一的按照历时顺序编写的方式，在编排体例上做了新尝试，这样可以使读者不仅能把握整体的发展线索，更能在具体的“点”上获得深入了解；从学术思想上来看，本研究以儒家典籍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影响作为重点，克服了以往翻译史以译本为中心的局限性；从研究方法上看，本研究采用宏观、微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在拓展史料的基础上对史料进行充分的分析[5]，采用从描述性到分析性，从实证性到理论性的方法，并辅以史学研究中的“新史学”方法和“深度描写”的方法，获得研究方法上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