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承焘点读词籍的方法

2019-01-04胡永启

中州大学学报 2019年1期

胡永启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规划建设处，河南郑州 450044)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浙江温州人，以毕生精力治词，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其为治学奠定基础的重要方法之一是点读词籍。作为一代大家，夏承焘的一生是勤奋治学的一生[1]，这不免让人觉得，“点读词籍”岂不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然而正是这一认识的存在，至今还鲜有探讨。本文试做这方面的讨论，以期能够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夏承焘点读词籍，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是点读词籍原本，上面保留了点读时所做的批注；二是载于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保存了点读词籍的基本情况和简要的评说文字。比较而言，前者内容丰富，然当前存世有限，不可得见其全部面貌，后者多是片言只语，且仅部分有评或述，不可尽显其详情直至成稿的过程，但它保存了点读(勘)词籍时差不多全部的信息，故以《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中心，可以较为全面地探究其点读词籍的详情。

一、在内容上，读名家作品

据《天风阁学词日记》，在1937—1939年间，夏氏集中精力点读了唐宋词别集，对应的词人分别是冯延巳、范仲淹、晏殊、柳永、张先、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秦观、贺铸、晁端礼、晏几道、周邦彦、李清照、朱敦儒、辛弃疾、史达祖、刘克庄、吴文英、蒋捷、刘辰翁、张炎、王沂孙以及元好问等。这些词人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论是词史还是词学史，不论是探讨词人流派还是考察词流派主张，是必须涉及到的方面，其基本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唐宋词史上人所共知的大家或名家。关于这一问题早有定论，这里无需另做阐释。那么为什么要点读名家大家之词呢？可从两个方面说起：一是他们的词作本身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具体而言，就是在题材意象、主题情感、造境写境或章法技巧等方面有其独到处，代表了一个阶段的创作水平。唐宋词是词发展的高峰，而这些词人又代表了唐宋词的创作实绩，足以值得后人学习。二是受众收益多广。读名家作品，或可了解到词人作品的风貌特征、词作风格等，或可领会填词技巧、激发创作兴趣，或可带来感情愉悦、陶冶情操，从而可在物质层面上和精神层面上获取一定的收益。相反，那些小词人的作品因价值不高，不能带给受众类似的收获。

即便是最伟大的作家，也有他不经意的作品，换言之，大家名家的词作，并不是每首都是精品。是读名家名篇还是读名家作品，夏氏有自己的抉择，那就是全读，在全读的基础上，才会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才敢于下结论，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治词特色。例如：“点《遗山词》完，凄丽胜稼轩，飞动不及。小令有似坡者，亦有以瘦硬胜者，好用成句为结，殊近率耳。”[2]30只有通读作品，才能分出三六九等，才会有优缺点的认识和相应的评价。又如1938年7月29日至31日，他连续三天点读《竹山词》，是读完了，还是读了一部分，读后看法如何，并无下文，而就在他确定自己的学词路径并经过实践后自评作品道：“终仅差近蒋竹山而已。”[2]383-384为自己的创作水平打分，即若放在宋代也仅只是三流的词人，至于是谦虚之语，还是事实本就如此，这里暂且不论，但没有此时的全面的阅读和相应的思索，径直将自己的创作与蒋捷词做比，在夏氏这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事情。再如点读元好问词，除了上述引用一条外，另有：“点《遗山词》半卷，高华沉着，循诵不厌。”[2]30点明读的是“半卷”。比较之下，这里更多的是予以肯定。此外，是读王沂孙词：“点读《花外集》半本，十五六皆有君国之思，咏物词至碧山，光芒万丈。”[2]29和上例相仿，读的是“半本”，给出的也是肯定的语气。不论是读“半卷”还是“半本”，皆是在通读，而通读是全读的一个基本过程。稍后，夏氏结合自己治词的心得和创作的得失，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学词路径：“妄意欲合稼轩、遗山、白石、碧山为一家。”[2]384“四合一”中的两家，就是来自此时的词集点读。将四家之优长融为一体，逐渐形成特有的治词风格。

通读名家词作，继而有自己的认识和深刻的感悟，成为治学的重要基础。据称，在当前的词学界，部分学人不读或少读名家词作，主要凭通读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的80多种词话，来研究清代乃至整个的词学。对此，有人曾提出质疑，大概不无道理。其实，关于读不读名家词的问题，连笔者本人也不能脱俗，因而对于治学带来缺失的感受颇多。比如，难以体会到词中的意象和读词带来的愉悦，难以较为全面地领悟关于词的文献所表达出的深刻的思想内涵，相反，容易出现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流弊，致使在治学上难以实现质的跨越。看来，要想去除短板，读名家词别集已是一门必修课。

二、在方式上，读评过校并行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读评过校”，是指针对不同的词籍所采用的读评、读过或读校等不尽相同的点读方式。夏氏点读词籍最常见的作法是读评(述)结合，即在点读的同时，将体悟、心得等内容即行写于词籍之上，做到笔不离手。例如“灯下阅《蕙风词话》，间参己见，笔之于上，渐有悟入处”[3]73，这些著述思想的火花，具有即兴性、突发性、灵动性等特征，日积月累，不仅可构成日后相关著述的一个论题或一种思路，且在不断的训练中，可提高感悟能力、培养善于思考问题的能力，进而成就新的著述。社科研究领域中的不少著述，就是在类似的读书并思索的基础上结撰成篇的。另一方面，点读时的体悟、心得等若不及时记录，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淡化，甚至不能再记起，这是不及时笔录读书感悟所造成的损失。夏氏曾教导他的学生说：“读书如不即做笔记，心得犹如雨点落到大海便无足无迹了。”[4]259正是他这一长期点读词籍的心得和经验的真实总结。

与之对应，夏氏点读词籍的另一种较为常见的方式是校。如“点《乐章集》第三卷完。札取其方言，并校得数讹字”[2]12、“校清真集外词完”[2]55等。通常而言，校的过程就是读的过程，这里的举例亦证明了这一点，因而谈校的问题就是在谈读、校并行的问题。就校的内容来看，主要是校字、词、句等的讹、脱、衍、倒及错乱等方面的问题，以便厘清文献，最大限度地恢复或部分恢复原貌，为自己或他人的治学提供可靠资料。

此外，还有一种点读方式是过录。和上述情况相近，过录伴随着读书，故而论过录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论它与点读同步的问题。通过过录，拥有他人的成果，便于参阅。夏氏以两种方式过录词籍：一是亲为，如“抄彊村《西麓继周集》校语，其手批新城罗氏本，比《彊村丛书》多数条，然皆无甚胜义者”[2]251；二是假手，如“吴闻抄《五峰词》竟，校点一过。有数首与律不合，大抵衬字增减也”[2]176。比较之下，自抄本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可以根据情况择要而抄，如过录陈洵评吴文英词，作法是“节录数条”，原因是嫌陈洵论词附会，过录曹元忠校《乐府雅词》，过录的仅是“行下加圈者”，理由是彼时“心粗”；请人过录，除非做特别说明，一般是全抄，过录后，事情并没有做完，还要亲自校勘一番，这事实上又回到了上述读校一类的情况。

现观以上三种方式可以发现：其一，点读词籍，不单单是读评过校，还有相应的评议或结论，哪怕是请人过录也不例外。前者如点校《乐章集》，从中“札取其方言”，后者如吴闻抄《五峰词》，校点后找到了可能的原因。这一作法较为重要，它是治学得以深入的一种有效方法。据此，我们不妨说，读评过校的过程，也就是读、著齐头并进的过程。其二，在具体点读的进程中，读评、读过、读校诸项通常是综合运用。笔者曾寓目过夏氏经手的数种批注本子，全篇常是朱墨烂然，这是读评过校交叉使用的外在表现。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可以大大提高治学的效益。

三、在策略上，以问题、目标带动点读

总的来看，夏氏读书有两种目的：一是为解决问题。如说：“阅《四库提要·词曲类》，有误处，为匡纠数十事，拟写为点勘一卷。”[3]38“阅《四库词集提要》，偶有札录。”[2]66“改旧作《四库全书词曲类提要校议》。”[2]711另在《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附识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右《校议》一卷，作于二十年前，续有增删。《四库词籍提要》中可议者尚多，笔札丛脞，未遑整理，写为专编，俟之异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记。”[5]用两种表达方式展示出了由发现问题到完成解决问题任务的过程。这中间并未过多地述及为解决该类问题如何点读《四库提要·词曲类》的问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读相关书籍何来的结撰成著。关于这一点，也可从相关的内容推知：《四库全书词籍提要校议》的基本内容限于唐宋部分，夏氏此期分别读评过校唐宋诸大家名家词集的过程，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也是在为《四库提要·词曲类》的“误处”寻求解决方案、拟定正确答案的过程。换言之，以问题为导向，促成夏氏更有针对性地点读词籍。二是为实现目标。如说：“终日蜷伏暗室读《乐章集》竟。批语丛集，尚待札录拣选。各大家集皆须精读详批，为词集提要之初步。”[2]11“读《乐章集》《片玉集》，思数年内尽批各大家词，两月批一种，两年各毕十种，以后每年重阅一过，以为常课。”[2]12此是夏氏此期较为频繁地点读大家名家词集的动因所在，而这正可说明，心中常存著述目标，更可敦促有计划地去读书。从实际进展上来看，1937—1939年，夏氏在三年的时间内点读了24家词别集，超额完成了预期目标，原因之一是每种批点用时缩短，如批点用时相对较长的辛弃疾词也仅有九次(天)，这抑或是欲实现目标而努力“赶进度”的结果。

不难看出，在第二种情况中，目标的产生是建立在不断读书和读书伴随着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这样说来，它和第一种情况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虽然无从知道夏氏拟撰“词集提要”的基本内容，但从他此期主要点读词籍限于唐宋和他研治词的范围亦限于唐宋推断，其内容当也是唐宋部分或说以唐宋部分为主。撰写词籍提要，作为词史上盛极一时的唐宋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可以断定，该项拟作与《四库提要·词曲类》的讨论对象有交叉，那么前已有之，再行撰写，岂不重复？可能的原因是不满于《四库提要·词曲类》存在的缺失，这无疑极力推动夏氏不间断地点读词籍并校议《四库提要·词曲类》。从结果上来看，校议《四库提要·词曲类》已基本成书，而拟作“词集提要”终究没能成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四库提要·词曲类》关于词的一部分内容有限，而拟撰词集提要，所知的词籍数量庞大，限于条件，有的词籍一时半会儿还不可得见，而这更可看出点读词籍在著述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于此可说，夏氏读书推动著述，为著述而不断要求读书，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四、夏承焘点读词籍方法分析

在探讨夏氏点读词籍方法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推进他治学的主客观因素：

第一，“‘笨’是做学问的本钱。”[4]258这是夏氏治学的方法，也是夏氏教育学生做学问的方法。现把它拿到这里，依旧适合。如上所列三项，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并不陌生，因为这些方法是人们常说的、常用的，看来治学并无什么特别的捷径，要的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夏氏早年在治史与治文之间摇摆不定，而后方选定了治词，对此，他常恨少无名师指点而走了一段弯路[3]289，如果我们结合这里讨论的方法细加探究发现，正是这样一类的亲力亲为的探索，才练就了他后来治学的基本功，他的典范之作《唐宋词人年谱》正是治词与治史联袂的产物，是他治学选用“笨”方法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实例。笔者前时有幸遇见《夏承焘全集》主编吴蓓女史，当她谈及夏承焘的治学时，不无感奋地说：“夏先生治学，各种‘脏’活‘累’活都干过，太不容易了！”而这些“脏”活“累”活恰是他治学运用“笨”方法的另一种诠释。笔者在研读《天风阁词学日记》的过程中，深有同感，并为此举所折服。

第二，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凡事说着容易，做着难，能够不知疲倦、不厌其烦地坚持到底更是难上加难。现以他1938年全年所点读词集为例来说明(以点读词别集对应词人列目，括弧内为点读的起止日期)：

周邦彦(1月27日、30日；3月14日；10月17至18日)

秦观(2月15日、18日)

柳永(2月20至22日；3月8日、12日、16日、18日)

黄庭坚(3月20日)

张先(3月21至23日)

贺铸(3月23至24日、26日、28日)

晏几道(4月7日)

王安石(4月9日)

李清照(6月9日)

冯延巳(6月10日)

王沂孙(6月11日至12日)

朱敦儒(6月16日至17日)

元好问(6月18日至19日)

刘克庄(6月20日、27日；6月29日至7月1日)

刘辰翁(7月3日至5日、11日至15日)

蒋捷(7月29日至31日)

张炎(8月14日、16日至20日、22日至24日)

史达祖(12月5日、14日)

既然选定了目标，就排除杂念、全力去做。一年之中，除了4月初至6月初和8月末到年底间这两段时间外，他几乎都在点读词集，前后共读了18家，密度之高、强度之大、延绵之久可见一斑。现把这两个“耽误”的时间段解释清楚，将更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前者，“返城两月遂中断(点读)，以后当继续为之”[2]29，大有为此间的“荒芜”感到痛惜之意；后者，避寇随之江大学居沪，是为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中断。此外，其坚持不懈还特别表现在点读张炎词集上，在连续读后说：“点《山中白云》，十九相似，殊厌看也。”[2]39次日，又说：“点《山中白云》一卷，殊厌。”[2]40尽管如此，还要坚持，尤其是在两日之后：“点《山中白云》，夜不寐，点到十一时完卷。”[2]40并在接下来的三天中，是“重看《山中白云》完”。[2]41厌烦也要坚持读完，而且还要再看，从细节方面展现出了他在读到厌恶内容时不轻易放弃的作风。

第三，宁静的外部环境。检《天风阁学词日记》可知，自1937年末避寇返里，直至1938年8月底前，虽是无奈居乡，但在动荡中的漂泊为自己寻找了几分难得的宁静，特别是在1938年3月初居瞿溪(温州城西)后，除了间或访客会客、收信回信以及抽空户外活动外，他每天差不多都在读书著述，如“终日坐瞿溪小学，点读《山谷琴趣》各篇一过”[2]14，“坐雨点《子野词》完……灯下点《东山词》”[2]15。“瞿溪小学”“坐雨”或是“灯下”，不是僻静之所就是安静之时。宁静的生活，赋予了他绝佳的读书环境，致使难以离去：“乡间山水明秀，甚足恋恋。”[2]40自8月30日抵沪，开启了他另地治学兼应酬的别样生活，比起静中取乐，闹中求进，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点读词籍乃至整个治学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