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芬

(常州工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常州 213022)

作为一名卓越的生态学者和汉学家，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多年来专注于世界宗教(特别是东方宗教)与生态学以及东亚文化的研究，她先后与邓肯·威廉斯(Duncan Ryuken Williams)、白诗朗(John Berthrong)、杜维明等学者合编了《佛教与生态》(BuddhismandEcology:TheInteractionofDharmaandDeeds)、《儒学与生态》(ConfucianismandEcology:TheInterrelationofHeaven,Earth,andHumans)、《儒家的精神》(ConfucianSpirituality)等著作。并于2007年出版专著《气的哲学》(ThePhilosophyofQi:TheRecordofGreatDoubts)。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试图借助中国传统思想对西方现代环境观进行反思。

从著述来看，塔克对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思想均有深入的研究。她认为，中国儒家与道家思想包含丰富的生态智慧，这些思想对于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具有启示意义。她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不仅拓展了生态批评的边界，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本身的理解而言，塔克的视角也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如她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的英译版序言中所说，陶渊明(象征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为现代人开启了回归宇宙之路。[1]X用他山之石，可形容塔克对儒家和道家传统思想的研究。

一、道家自然观与深层生态学

在道家哲学方面，塔克将道家自然观与深层生态学进行类比，她认为深层生态学在很多方面体现了道家哲学的思想：

这对环境伦理整体宇宙观的影响是不证自明的。道家思想重视自然,并非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自然不应是可利用的资源，而是一个值得欣赏与尊重的复杂的动态生命过程。道的终极目标并非控制自然，而是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的传统与深层生态学运动不谋而合，后者谴责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确，类似于深层生态学家,道学家会认为操纵自然只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2]154

道家哲学提倡人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和谐，尊重自然的原初面貌及其审美价值。道家对自然的情感要比科学主义精神指引下的环境美学更具亲和力，道家的目的是为人的存在建立一种合理的模式。与之相较，深层生态学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尊重人和自然双重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对生态系统的维护。深层生态学的这一观点同道家的自然观是比较接近的，而且，深层生态学强调从更复杂的层面来探索自然，既考虑其他生物的权利，也考虑到人与生物之间的以及生物自身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于道家与西方观念的关系，培帕尔(Jrdan Paper)认为：“深度生态学家的道家完全是现代西方的创造。假如通过西方思想发展道家，认为西方式的道家能够解决危机，这本身就隐含着一个逻辑上的矛盾。”[3]23培帕尔的主要观点并非否定道家思想的生态学意义，而是强调从道家原初思想出发理解道家自然观的真正内涵：“作为深度生态学的基本经典的《老子》和《庄子》，是宗教经典，正是其宗教理解和它们在后来道教中的发展，这些被深度生态学家忽视了的东西为拯救地球提供了最有用的可能性。”[3]26站在道家思想层面来理解道家的生态观念，对于当代生态学的改进而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否则，只是对西方传统自然观的修正，无法真正提升自然的地位。

同深层生态学等观念相比，道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具有独特性。“道教生态学不是深度生态学，而是‘浅’的，它强调特殊之物的复杂性，抵制对宇宙的简单化处理。”[3]69虽然道教观念与道家的哲学思想之间有所区别，但是，环境哲学家并不对其进行严格区分①，而是将其中的生态思想抽取,进而用以指引生态观念，并使其逐渐完善。作为一种生存智慧，同那些极端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相比，“道”一词形象地描绘了人是如何参与自然万物的循环、并最终回归自然的过程。通过理解道的运行，人类社会与自然才有可能实现精神上的互通。

更进一步来说，道家思想认为，通过技术来改变自然、从而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等观念是值得怀疑的。道家对技术的批评主要在于它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置了障碍，尤其是技术(包括工具在内)阻滞了人的精神与自然的交流。因此，可以说“道教生态学不是一种理念，而是受宗教传统影响的实用意识”[3]69。道家在科学之外提供了另一种“改变”世界的方式，只是它摈弃了所有可能在人与自然之间产生隔阂的观念，所谓征服自然的理想在道家哲学和宗教世界中都遭到否定。

迈克尔·拉法格(Michael LaFargue)认为，道家生态观念的核心是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和谐，即“那种源于既定系统中的、各种元素和力量间自发的相互调整的和谐”[3]53。道家的思想同环境哲学提出的自然作为有机体的观念是一致的，只是道家并非从科学的角度去论证，而是通过情感去体验，以实现人的精神与自然的统一。

同塔克类似，拉法格也将道家思想视作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并将其同西方传统思想进行比较，道家显然给予启蒙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现代观念以“另类”的启示。不同的是，拉法格还将道家的自然观作为一种文化形式进行研究，“让我们批判性地检讨‘自然’的概念，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尤其在目前，让我们批判性地检讨‘自然’的概念，即我们应该尊重的自然是与人类文化完全不同的，是与‘道教’关于自然是人类文化概念的一部分的思想相冲突的”[3]54。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道家思想精髓的做法，可以看作是对人类思想史的重新梳理。正如拉法格所看到的，当回顾历史的时候，很难就不同历史时期的自然观作出正确与否的判断：

许多人几乎一直都很欣赏荒野自然的美景，但在历史上很多时期文明远远优于自然美。那时的“自然”对当时的人们没有今天它对自然爱好者的那种意义。我们应当总结说那些人是彻底“错”了吗？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条件下，今天特定的文化条件使荒野自然给我们带来了特殊的意味，这样说更为诚实和合理。[3]55

拉法格在这里所说的“历史上的很多时期”，主要是指西方历史上很多时期对文明的赞誉超越对自然美的肯定。这些时期的人对于自然的排斥，只是因为在本能上需要繁盛的文明以保证人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但是，在道家看来，这些观念在人与自然之间设置了障碍，并影响了后代对自然的认识。因此，现代西方环境哲学在吸收道家智慧的过程中，不仅要对现代观念进行修正，而且，对传统观念中的某些部分也需要进行一定的调适。

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环境美学的内涵，“这一切意味着我们今天热爱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是文化的创造。我们评估自然其实不是由于它脱离任何人类而自我存在，我们看重荒野自然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意义”[3]55。拉法格认为，自然并非从一开始就被赋予美的属性。很多史料可以证明，在人类诞生之初，荒野在情感上的负面意义远远超过其审美价值，即使在古希腊文化昌明的时代，群山依然被恐惧所包围，恰恰是文化的发展为自然审美提供了空间。但是，道家思想却反其道而行之，从道家的基本观念来看，人的自然属性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天性，美则是自然的固有属性之一。拉法格或许正是希望从道家的这些思想中寻找智慧，以充实环境美学的内蕴。

总之，道家哲学为环境哲学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道家对人的精神进行提升，使其在更高层面上与自然汇合，道家并不否定人的存在的价值，却希望将人类融入到整个自然的价值体系当中，“道教生态学认识到自然是人类文化的创造物，也是外在于我们的存在”[3]69。道家思想“间接地提供了重新解释西方传统的方法来扭转环境的恶化”[3]28。无论是塔克、还是拉法格，他们都希望借助东方智慧来解决环境问题，尤其是埋藏在人类心底的“环境焦虑”。因此，在研究道教的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态思想是道教的主要内容，但这些思想已远远超越一种自然哲学。它包含以下几个方面：1.天地人在宇宙中相互依赖；2.把身体看成一个精神生态系统；3.对神奇的自然拥有宗教性的敬畏。”[3]129这三个方面几乎同环境伦理学的核心观完全吻合。有学者甚至将生态思想视作“道教存在的基础”[3]129。将生态思想作为道教思想的基础，似是对道教思想中生态观念的扩大，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道教思想是有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的，而且对于环境伦理而言，也有大量智慧可供汲取。

二、儒家的社会生态思想

在儒家智慧方面，塔克将儒家的生态思想视为一种社会生态观：“儒家伦理可以被描述为社会生态学的一种形式，因为儒家伦理关注到人类社会秩序与自然法则相违背的问题。”[2]157儒家的社会伦理观同生态学家构建的社会生态的理想是一致的，同儒家学者一样，生态思想家也希望建立一种完善的社会伦理制度，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平衡。

塔克认为，儒家将个人与社会视作一个整体，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社会，都应当同自然产生联系，人与自然的问题同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致的。生态主义者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生态模式，以实现整个社会平等发展和资源的公平分配。该观点同人类与自然为一整体的观念如出一辙。[2]158

儒家强调个人的社会价值，承担其相应的社会使命是一个人存在价值实现的一个重要过程，如果将其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那么，生态使命同样是人类社会存在价值的体现。塔克看到，儒家以礼制为主体的政治理想中，实际上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其中不仅有建立合理秩序的生态观念，而且还有较为朴素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想法。

将儒家对个人与社会的观念进行推广，即是对社会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但是，儒家还强调社会对个人的影响在先，“在儒家思想中，个人既支持他周围的人又被他周围的人所支持”[2]157。儒家认为，人的行动应当受到社会礼制的约束，需要遵守社会的规范，即人从属于其社会。同理，人也应当遵守自然运行和变化的规律，而不应阻断或者改变原本完善的自然生态系统。

就观念的内涵而言，儒家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传统的自然观。如杜维明所说：“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具有不言而喻的生态学意义。但是，这些意义需要更仔细地阐明。一方面，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哲学资源。另一方面，它还有无尽的伦理资源，可供发展更全面的环境伦理学。”[5]25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显然同所有生态哲学的理想是一致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

但是，值得商榷的是，儒家的生态观并非出自于对自然的保护和亲和，相反，儒家认为维护良性自然生态系统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存在价值。例如，杜维明将儒家对人的定义归纳为几个方面，即感性的存在、社会的存在、政治的存在、历史的存在以及形而上学的存在等。[5]20-21该定义显然缺少了人的自然属性这一特质，如果杜维明的观念符合儒家的传统，那么它同现代生态观念是有差别的。而且，忽视人的自然属性只能导致社会与自然的脱节，如果这样来概括人的定义，儒家思想并不能够促使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即使是在“天人合一”这一概念中，“天”的定义还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内涵，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然，所谓天人合一并非完全等同于人和自然的统一。因此，塔克只是部分地参照了儒家的思想，相比较而言，塔克更加注重自然整体价值的实现。

总之，同道家相比，儒家更关注社会生态问题。以儒家的生态观来看，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建构完善的生态社会是儒家的理想，无论是书院、园林还是儒家的教育政策、国家制度，都是出于建构一种合理的生态社会这一目的。如塔克所说，从修身开始，儒家就在“为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以及完成人在三位一体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框架”[5]4。虽然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符合现代生态观念，但是儒家为社会生态提供了思想资源，儒家向生态哲学和环境哲学阐明：构建一种完善的、能够在保护自然的同时实现人的存在价值的社会制度，是实现生态系统稳定与完善的前提。

三、儒道生态观的联结

塔克对儒家生态智慧的关注还落实在一个重要的观念上，即“有机整体论”，如塔克所说：“中国的自然主义表现为一种有机的整体论(organic holism)和动态的活力论(dynamic vitalism)”[5]2。从内容来看，这两者可以合并称为有机论。

在《道家和儒家思想中的生态主题》(EcologicalThemesinTaoismandConfucianism)一文中，塔克探讨了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与生态批评的关系，虽然这篇文章是对儒家和道家哲学思想的初步探索，但是，塔克显然已经意识到东亚智慧(主要指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当代生态思想的意义，“目前，生态转向借鉴了许多传统的宗教思想，其中东亚传统宗教提供了更多智慧”[2]150。塔克认为，儒家和道家思想分别关注两个不同层面的生态问题，用生态批评的角度来说，即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塔克注意到道家与儒家在观念上的差别：塔克认为，道家重视道的形而上的价值，道意味着人的精神与自然天地精神的和谐，即“作为个体的人必须减少其社会和政治的事务，并学会如何保护自然和人类本真的生活”[2]152。道家退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要求并非是对人世的漠不关心，而是回到自然中去，重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样反而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睦。

而儒家则重视人的社会责任，其目的在于构建符合自然规律的社会生态系统，“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人所应承担的社会和政治义务，是创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序社会责任中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152。塔克认为，儒家强调人的社会生态职责，维护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的观念同环境伦理建立良性生态系统的观念是一致的，而且建构社会生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虽然儒家和道家的有机论观念不尽相同，儒家有机论思想是社会伦理观之下的一种整体性思想，而道家的有机论则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概括，但是，从广义的生态角度来说，有机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的有机联系并不矛盾。而且，塔克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理解也是趋于协调而非割裂，她显然更认同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塔克对《易经》的理解就是基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共通之处，她认为儒家的有机整体论指的是将宇宙视作一个有机整体，这样的观点也正符合道家对世界的理解。

总的来说，塔克对儒家和道家思想的阐述趋向于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并将之运用于生态思考。如其所说，“儒学可能是重新思考我们的宇宙论和伦理学之间关系的一个丰富资源”[5]4，该观点也同样适用于道家思想。儒家对社会生态的建构和道家对自然生态的观念，从属于一个更大的、统一的生态思想之内，后者更像是对前者的延伸和扩大。

四、结语

塔克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接受，对西方传统自然观的反思，也是从狭义的环境观走向广阔的生态观的体现。就环境与生态这两个词本身而言，环境与生态并非字面意义的差别，在内容上环境与生态代表着一种观念的两个层次。对于无人的自然而言，环境观显然更加重要，但是对于人和自然这一共同体来说，生态观则更具智慧。

塔克希望将其在道家的自然生态思想和儒家的社会生态思想中得到的启示用于解决生态问题，“我们希望在生态实践中能够体现道家的自然生态观和儒家对社会生态及政治生态的责任”[2]159。实际上，道家与儒家本身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两种思想的融合，体现了从自然生态观到社会生态观的产生过程中中国古代智慧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深刻领悟。对于环境美学而言，道家思想可以被理解为：对人在自然中诗意栖居的摹写；而儒家思想则体现为：对构建符合生态观念的人类社会的愿望。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传统思想很难与西方传统观念相融合，因为两者在思辨性、逻辑性等方面均有很大差异，但是，从环境美学和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思想反而是对启蒙以来的自然审美观念的补充，在生态问题上，中国传统思想则又同现代西方哲学形成对话。而在塔克看来，对于西方现代哲学而言，中国传统思想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念：“我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寻求新的平衡，显然，其他宗教和传统哲学观点可能有助于形成新的思维方式。”[2]159道家、儒家等中国传统思想，即是这样一种可以为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新路径的智慧，而且在人的社会属性方面，“道家与儒家思想如出一辙”[3]27。将道家和儒家对人与自然的看法融入到环境哲学、环境伦理的思考中，将有助于生态思想的进一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