亓 光，许 佳

一般而言，以对抗性为表征的阶级斗争与以融合性为特质的共同体是一组无法和解的观念。然而，这种“无法和解”是建立在将二者割裂的认识论基础上的。这就造成了静态的目的论和机械的结构主义的二分化。众所周知，《共产党宣言》早就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0.，而且社会实践的现实水平也表明阶级社会仍将继续存在，至少距离阶级消亡的真正到来还有很长一段道路。如果脱离这一历史条件，抽象地谈论“人类社会历史”视域中的共同体就将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当然，唯物史观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终将扬弃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其“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和实践内容也将发生质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阶级斗争是实现上述质的转变的基本动力和直接动力。在这里，基本动力是真正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的根本动因，贯穿整个阶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而阶级斗争则是阶级社会的“虚幻共同体”不断自我扬弃的直接动力，是真正共同体得以显现的真正的现实的社会实践。因此，为了克服单向度思维所造成的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的二分化问题，我们必须充分考察阶级斗争与共同体的内在关系。

一、 马克思阶级斗争语境中的“共同体意识”

众所周知，阶级斗争作为阶级社会的一般事实，蕴含着对抗与团结的双重逻辑，而且对抗与团结是具体化的，是以有限的共同体构建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一切社会实践。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既要在革命中夺取政权，又要在必然性的“专政”中自觉地坚持“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6.的科学意识。割裂二者，就有可能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注]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两大主要阶级斗争中发现和彰显被压迫阶级争得全人类解放的“共同体意识”。

(一) 阶级社会中的共同体意识

由于“人们的观念、观点、概念，简短些说，人们的意识，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0.,故而，阶级社会中的共同体意识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相适应的，必然带有一定的阶级性。

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极端重视和宣扬个体本位，否认个人与社会之间联系的首要性，将个人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必然带来社会凝聚力下降等问题。而表面上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共同体意识”，即基于商品交换关系上的人与人的关系所反映出的“共同体意识”也因此是虚幻和不真实的。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他们的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1.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意识到了的社会关系。所以，无产阶级共同体是广大被剥削劳动者意识到了自身的无产者地位而形成的联合体，需要在阶级斗争中实现无产阶级共同体的领导地位或支配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无产阶级争取全人类解放的阶级斗争是阶级共同体的斗争。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表征经济社会本质性差异的集合概念，其基础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别性地位，核心是生产资料关系的差别性，主要表现是社会劳动组织中社会主体作用的差别性及其社会财富支配方式与数量的差别性。由此可见，阶级社会中任何共同体只能是表现为克服这些差别性的斗争，只不过斗争的形式可能是激烈的抑或温和的。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大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扩大，但全球化背景下两大阶级对立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变化。《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5.，而当代资本主义对社会生产力的贡献仍然不可小觑。但与此同时，横亘在少数富裕国家与多数其他国家以及少数富人与多数其他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日益增大，并逐步激化为两极分化。事实上，资产阶级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反而加剧了地区间生产力分配的不平衡。由此导致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只是变换了问题的形式，而实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共同体不但没有被吞噬反而在扩张，无产阶级共同体意识也随之增强且更具包容性，进而反作用于阶级共同体的斗争。

(二)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进路

唯物史观之所以是革命性的，就在于它在哲学基础、主题内容与现实导向中充分彰显了唯物辩证法，超越了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真正实现了自然史与人类史的辩证统一。在这里，实践辩证法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实践活动作为连接人与自然的中介，具体表现为劳动和交往两个方面。其中，劳动作为人的本质外化的对象性活动，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外显为一种共同的人类实践活动，并不是单个个体的抽象活动，即人的本质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言：“一般地说人同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另外，共同体的逻辑演进的历史规律与人类自身的活动的规律相适应，揭示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历史演进过程。马克思将这一人类解放之路具体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

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生成过程划分为人的依赖阶段、物的依赖阶段、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阶段三个主要阶段。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种社会形态相对应，可以得出，人的依赖阶段大致对应于五种社会形态的前三个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皆以自然共同体(也可称为原始共同体)为基础。此时，人的独立性很弱，依赖性很强，具体表现为家庭内部妇女儿童对男性家长的依赖、奴隶制下奴隶对奴隶主的依顺、农奴制下农奴对地主的依附，个人必须“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84.。在这一阶段，当时自给自足的生产力条件决定了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个体生存完全是以共同体的存在为前提，并没有获得自由的发展。

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及其内在机制不断进步，原始共同体走向解体，代之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虚幻共同体。人的独立性逐渐凸显，商品的出现促使人与人的依赖关系逐渐演变为对抽象货币的依赖。相较于整个前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资本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生产进入一个新时代。人的生产能动性为货币这一中介所限反而在物的统治下被异化，即人与人的关系成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异己的力量。在这一阶段，物质生产水平取得了相对发展，但并非极大丰富，人们的生产生活依然受物质生产水平的制约。

而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人的本质不再是“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而是建立在现实的人的实践的、感性的活动之上的社会关系。站在历史的高度，可以发现，从自然的共同体到真正的共同体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期间超越了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85.此刻，人的本质才复归人本身，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意义于存在与本质、对象化与自我确证、自由与必然、个体与类之间的关系的阐明中得以彰显。此时，人之为人的真正生活状态即人类历史的画卷才得以展开。

(三) 共同体的历史性维度下的阶级斗争指向性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实践本质论指明了人类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存在根本性区别，即人是通过实践，现实地、自由地创造着自身存在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追求人之为人的人类尊严的“实践活动”，是本质复归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自我确证与自我超越的矛盾运动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66.。只有完成人民民主国家的建构，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国家消亡前提下的真正共同体。“对共同体是否可人为的问题并不存在两个马克思或马克思反马克思的问题”[注]池忠军.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及其当代性[J].学海，2009(5):41.，是不同共同体的历史维度决定了不同的实现途径和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人民掌握国家”的理念、制度、体制、机制和行动能否达到“极致”，即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成了无产阶级共同体建构的现实指向。

在这一现实指向下，既需要不断积蓄主体力量，又需要遵循历史趋势。主体力量是维系共同体历史维度下阶级斗争的基本保证，而历史趋势是辩证地建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必然要求。前者是建构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底线，后者则是它的标尺，二者内在地支撑着这个现实指向。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社会历史的产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随工业革命应运而生，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就开始了，“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8.。然而，单个工人的对抗或仅仅局部的斗争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斗争的效果也因为势力单薄而式微。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劳动者人数也随之增加。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不断壮大，逐渐结合成为无产阶级共同体。事实证明，有组织、有计划、有力量的集体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承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权利。同时，也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革命的阶级，作为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现实指向的历史趋势，不可废弃。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就已经发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1.。在这里，维系共同体及其构成主体间关系的纽带才是“真正的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在这种共同价值的指引下，人类的真实生活则表现为建立在抛弃性别差异基础上的社会主体的充实且安静的日常工作，社会主体间频繁而又正常的交往以至于每个人都与其他任何人相关联，达到了建立在互相理解基础上的共同工作。换言之，个体自由发展是任何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离开了个体，真正的共同体便不复“真正”之名；而只有每个人摆脱了异化束缚，自由自觉地从事任何活动，人的本质才得以复归，真正的共同体才能“真正”实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是动态的，个体发展即共同体发展，“在这个共同体中，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02.。由此可见，西方共同体理论分割个体与共同体的前提下的共同体构想无法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同日而语，更无法理解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共同体现实指向的内在含义和历史意蕴。

二、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的阶级斗争理路

在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进程就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史。在马克思看来,共同体“是指人们社会生活的组织体，是中性的，与伦理实体不同。近现代以来，西方学术思想中的共同体以伦理实体为主题，共同体是公共的善，因此将共同体作为人的本质也就有其理由，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是相对立的。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历史的范畴，前共产主义的共同体无论是经济组织的共同体还是具有神性的、普遍观念的共同体都是对自由个性的统治，而真正的共同体的自由人联合体，是符合人的自由个性的共同体，是实现自由个性的联系形式”[注]池忠军.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93.。在马克思指明的共同体演进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历史从必然到自由的直接动力。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随着世界历史的不断推进，阶级斗争与全球化进程的矛盾运动依然存在，且愈加尖锐。

第一，阶级斗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律表现为社会发展的规律。列宁在高度赞扬黑格尔的善即“人的实践”观念的基础上，提出：“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注]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3.，实践是人的有目的的活动，“人的意志、人的实践，本身之所以会妨碍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由于把自己和认识分割开来，由于不承认外部现实是真实存在着的东西(是客观真理)。必须把认识和实践结合起来”[注]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5.。在重塑实践的哲学基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面向现实社会阐明了实践的总体内容和基本路径。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实践活动，人们之间才能形成各种社会关系，除了基本的物质生产关系外，人们还结成了一定的政治关系，这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则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阶级间的矛盾运动蕴含了一定的社会行动规律，而这一行动规律最终可反映为一定的社会发展规律。如果劳动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那么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样深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理解阶级斗争的历史性与政治性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能够站在作为政治形式的阶级斗争之上统揽阶级斗争的每一次的新的揭露。阶级斗争(这里主要指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之所以暗含了人类的社会行为规律，是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人类一切活动的诞生都源于人的需要，人的需要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劳动分工，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也逐渐演变为从属、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同时揭示了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及通过阶级斗争终结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性。一言以蔽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能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69.。恩格斯指出，这个规律对整个人类历史都具有意义，因此“共同体”无论虚幻的还是真正的,都同样栖身于这一规律的历史理路上。放眼当今世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关系为基本要求，以消灭现状的现实运动和革命行动为实践根基，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为逻辑旨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下的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二，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批判的基本逻辑。马克思的毕生思考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无情批判，既包括现实意义上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又包括理论层面上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揭露以及对历史发展趋势的展望。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在人类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而把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现实的实践批判活动，既是精神批判活动的现实基础，又以精神批判活动为前提。在观念上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并在观念中构建人所要求的现实的精神批判活动，则构成实践活动中的理想图景和目的性要求”[注]孙正聿.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08.。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对阶级斗争的社会批判逻辑的思想阐释。它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哲学基础与现实实践上的辩证统一，又深刻揭示了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与无产阶级革命预判的总体性思维。这一社会批判逻辑充分体现在了无产阶级共同体扬弃资本主义社会“虚幻的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当中，即绝不是谋求以“阶级的平等”为核心的改良化的资产阶级共同体，而是实现以“消灭阶级”为目标的革命性的无产阶级共同体。具体而言，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它既包括对其历史性贡献的肯定，也包括对其暂时性存在的否定意义的解读。这种积极扬弃可能在量变积累阶段呈现出温和的面貌，然而“真正的”与“虚幻的”对抗性终将直接呈现在一切人面前，这也是无产阶级共同体进步性的基本要义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言，“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4.。换言之，资产阶级如魔法般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最终也将因无力驾驭而被反噬。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是其不断走向自我否定的根本所在，也赋予了无产阶级革命逐步复归人本质的必然性。列宁清楚地指出：“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综合，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注]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8.发展地看，这与共产主义运动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相契合。在“虚幻的共同体”的阶级调和实验的失败中，如何吸取教训，这正是无产阶级共同体的时代任务和历史课题，而“不以阶级对立为手段而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方法——这应该是在阶级关系成熟的条件下，由时代和历史提起的问题”[注]渡边雅男.马克思的阶级概念[M].李晓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33.。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才被真正触碰到。

第三，全球化背景下的阶级斗争新常态。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公元1500年以来，“全球化”就在世界范围内不断形成并日益凸显，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呈现在世人面前的。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与“阶级斗争”不仅是一种共时性的历史现象，也是一个长期相互交织的地缘政治问题。

众所周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逻辑红线，阶级斗争思想是唯物史观的核心要义，表明了以抽象的共同体为基础的虚假的共同体最终会在斗争中被扬弃。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形成了“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体系，也推动了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国际主义发展(不仅包括无产者，还包括其他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广大劳动者)。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如今，随着资本主义社会逐渐进入到新帝国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也逐渐呈现为全球无产阶级反抗新帝国主义下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与剥削的运动。二者间的冲突往往表现为全球性的生态灾难或国际间的地域冲突，其中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与各个领域的对抗与斗争。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注]列宁全集：第2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78.。事实上，当今世界，不同范围、程度和内容的阶级斗争一直存在，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它们以更为隐蔽和复杂的方式呈现。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张旨在通过地理重构转嫁自身危机的同时不断加强资本积累。然而，不论是殖民掠夺还是帝国主义新阶段都无法根本解决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同样的，无产阶级的乌托邦逃离也对根除其所面临的困境无济于事。这是全世界无产者与被压迫劳动者共同面临的危机，只有联合起来与之斗争才能解决问题。正因为如此，所谓世界公民的新联合再次被提了出来，借此人类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噩梦中醒来，资本通过地域分化而弱化阶级斗争力量的诡计才得以破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代阶级社会的共同体意蕴主要表现在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发展上。对此，通过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全球化”的描述以及对资产阶级地理扩张的非无限性的把握，就不难发现“国内资本主义矛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领域同样也将在地理空间上日益扩张。阶级斗争变成全球性的”[注]戴维·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的地理学[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4):22.。

三、 马克思的“共同体-阶级斗争”观及其时代性

在马克思的思想全景中，唯物史观的基本逻辑正是在于追求“真正的共同体”，而无产阶级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和实践旨趣就是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共同体与阶级斗争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二者在论证其科学的历史观及实现其社会理想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为此，应基于总体性的思维模式厘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不同于西方传统哲学对社会存在的实体主义解读，马克思将实践看作一种对象性活动，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于“实践”，马克思将人的本质界定为一种关系性存在，即“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9.。因此，人类历史就是在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存在，“从实践的观点去看待人的活动、看待社会现象、看待人的生活世界、看待一切哲学问题，就意味着从人与动物、理性与物质在以人为主导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作用关系中去看待一切事物和一切问题”[注]高清海.马克思对“本质思维方式”的历史性变革[J].现代哲学，2002(2):1.。20世纪以来，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的胜利不仅彰显了阶级斗争的存在价值，更激发了广大被剥削阶级的革命热情，推动着世界历史的革命进程。在这一过程中，阶级斗争是革命手段，无产阶级共同体是革命主体，共同推进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跨越。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5.

事实上，阶级斗争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共同体思想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预判，二者表现出现实与思想的内在张力。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不但没有变，阶级矛盾的加深反而促使阶级斗争的加剧。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借助技术革新培育的新“脑力劳动者”催生了所谓的“新中间阶级”。事实上，“新中间阶级”是在模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以掩盖阶级斗争的真相。而生产力的提升催生了新的剥削方式，体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及其体力劳动和智能创造力都成了被剥削的对象。就此，列宁曾指出这个所谓的中间阶级是虚妄的、无根的，“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资产阶级；由于资本主义愈来愈剥夺他们的独立地位，把他们变成从属的雇佣者，使他们受到降低生活水平的威胁，这在某种程度上又使他们接近于雇佣工人”[注]列宁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83.。因此，随着脑力劳动者的社会分化日益加剧，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和脑力劳动者无产阶级化，而被剥削的劳动者群体会逐步联合成为无产阶级共同体，并会为了共同体的阶级利益而进行阶级斗争。进而言之，“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666.。

我们认为，阶级斗争作为推进真正的共同体不断生成的直接动力，二者于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和解。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消灭竞争的财产共有的社会制度，而这种新的社会形态才是真正的共同体。换言之，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其一，个人所有制与社会公有制的辩证统一。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厘清私有制与个人所有制这两种现象。私有制与公有制呈对立关系，是通过无偿剥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来增加自身财富。较之不同，个人所有的言外之意是个人劳动财产所有。因为，个人的需求只有通过占有消费品才能够实现，且个人的劳动所得也是在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是共同体对个人为集体所做贡献的肯定，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其二，共产主义社会是其成员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个体成员追求真正自由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共同体当中，共同体的共同性赋予了个体成员以构成性，即共同体中布满了人与人之间彼此交织的关系网。而共同性所蕴含的共同利益则激发了群体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形成了个体牵连整体，整体凝聚个体的图景。故而，“与其他的共同生活形式相比，身处共同体中的人更易领悟，他人的存在对自身存在的强大影响力，他人的幸福也构成自身幸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李义天.共同体与政治团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9.。此种共同价值诉求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自由主义的个体价值。自由主义社会下的个体都致力于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相同的利益追求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弥漫着零和博弈的火药味。相反，以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为基础的共同体，不仅可以在成员之间的相互承认中增加个体的自我确证，而且在此过程中推动共同生活的至善追求。只有在这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2.的判断才具有了现实意义。当然，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共同价值让个体更加注重共同体其他成员于己之意义，相互承认的美德让利他性的实现成为可能。其三，真正的共同体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割裂人与自然的二元论。相反，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将实现真正的和解，生物与无机环境之间将在相互影响中不断地进化和发展，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一点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谈的“共同进化”问题。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98.除此以外，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也可以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去理解，即“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由此可见，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只有在自然所容许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面向新时代，共同体意识在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具有更加实际的阶段目标和时代任务。众所周知，“伟大的人民不负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梦想引领伟大的事业。”新时代的共同体意识首先体现为凝聚和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彰显人民力量；在此基础上，共同体意识表现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努力奋斗。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挑战和全球化条件下的阶级对抗依旧尖锐，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体的。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阶级社会中存在性质不同、大小不一、类型多样的“共同体”，而各局部共同体内部融合及外部排斥并存的现象也是当前各民族国家共同体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即所谓“共同体的团结悖论”。换言之，它强调成员对其所在共同体的归属感，却也宣称该共同体之于其他群体的优越性与独特性。而爱齐欧尼在寻求完整的“共同体精神”之前，特别强调了共同体间的排斥性，他指出共同体可以是排他性的，“它们可以试图分裂社会以使其成员获得更大的自主；它们可以向那些曾是自己社会成员的其他共同体发动部落战争”[注]Amitai Etzioni.The responsive community:A communitarian perspectiv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96(61)：1.。由此观之，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只有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树立民族认同，培育身份意识，才能如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根本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直面来自外部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夯实基础。

我们认为，人类历史尚未跃出阶级社会阶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应当作为应对当前各方面挑战的人类交往新范式。人类命运共同体有其提出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发展，是从“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逐步过渡的真正实践。特别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的“命运”二字，仍然清楚地为人们指明了共同体的“利益”之本，“共同利益”之要，是在马克思所指明的阶级社会的历史时代中如何引领和主导共同体建构的新创见。抛弃阶级分析理路，要么就会割裂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联系，要么就重陷共同体的虚幻之境中。党的十九大报告郑重宣示：“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60.；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指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产阶级共同体不仅增进了个体与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性，而且强化了民族和国家间的一致性。由此可见，若个体所属的社会环境的共同性足够充分，那么该共同体中的成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达成共识。在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间应通过构建“共同分享的国家认同”，即在各个国家间挖掘可能存在的共同的价值和规范，进而将其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的中国方案势必增进各国家共同体的实践交集。在当代世界政治格局中，随着对话协商不断向纵深发展，各个国家就应接受“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共同体构想。在这个意义上，这就是以一个国家为核心和以社会组织共同支撑的“真正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