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汪玉凯

从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智慧社会的概念以来，有关智慧社会的话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讨论。智慧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智慧社会的到来对社会治理提出什么样的挑战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一、智慧社会正向我们走来

目前，关于智慧社会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看法。按照笔者的理解，智慧社会与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密切相关，也与技术进步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智慧社会就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度融合的社会。其内在逻辑是：数字化是前提，网络化是路径，智能化是手段，智慧化是目标。

智慧社会是在数字化基础上实现万物感知，网络化基础上实现万物互联，智能化基础上更加智慧的社会。这意味着感知、融合、共享、协同、智能是智慧社会最基本的属性。比如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全球定位系统、地理信息系统、遥感技术以及各种各样的传感器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能力，也为各类信息资源的融合、共享，进而提高各类机构的协同能力，创造了条件。

智慧社会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集中起来可以概括为“六智”：智能治理，包括各类组织自身治理，也包括政府对社会的协同治理，其中智慧政府处在核心地位；智慧产业，包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以及数字经济等；智慧商务，包括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消费互联网；智慧服务，包括基于市场的智慧化服务和基于政府的公共服务；智慧生活，包括人的工作、生活、出行、社交、安全、尊严等，人工智能有可能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以此构建起丰富多彩的智慧生活；智慧生态，优美的环境和可持续的良好生态。

那么智慧社会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

社会组织智能化。各类机构组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融合，在功能和结构上普遍实现智能化。比如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能医院、智能学校、智慧政府、智能家居等。这是社会的组织细胞，也是智慧社会的基础。

社会运行智能化。在“三化融合”的框架下社会运行的智能化水平大幅提升，如智慧交通、智能汽车、无人驾驶、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能制造、智慧商务、智慧生活等。

社会成员自身智能化和被智能化。比如在智慧社会当中的个人，一方面，自身的智能化水平会快速提升，如智能手机的广泛普及，无处不在的网络、信息、软件以及数据，所有这些都将极大地推进信息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参与社会运行中的个体也被快速智能化。比如实名制等导致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客观数据被广泛使用；人脸识别、指纹识别、区块链技术等新技术广泛应用；摄像头、活动定位、行动轨迹、行为数据被广泛收集并被不断地进行数据分析。可以说，智慧社会在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方便的同时，也会快速地将参与者本身智能化。

由此可以看出，智慧社会是高度被感知的社会，是高度互联互通的社会，是高度数字化和被精准计算的社会，是高度透明的社会，也是高度智能化的社会。

二、智慧社会对社会治理的挑战

第一，对传统的社会管理理念、组织形态的挑战。在智慧社会快速到来的过程中，首先必将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治理理念、价值趋向产生深刻影响，如果不能确立智慧社会的新理念、新价值，就很难找准适应新社会形态的定位。其次，对治理的组织架构也必然会产生影响，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组织结构扁平化，减少行政层级，如何重构组织架构是面临的新课题。另外，智慧社会的快速到来也会深刻地影响公共治理的手段和方式，社会治理的各个参与主体都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管理行为，才能够顺应智慧社会发展的潮流。

第二，智慧社会与社会转型相互交织，有可能提升社会矛盾的风险，增加社会治理的难度。从社会转型看，我国已经由生存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如恩格尔系数、一二三产业占GDP比例、中产阶层群体数量以及城镇化率等都显示中国已经进入发展型社会；从我国人类发展水平指数看，目前我国人类发展水平按照联合国的三大指数大体接近高人类发展水平的下端，大约0.78左右。中国社会结构的两大变化必将深刻地影响公众对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的诉求。这也是这些年来民众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养老、就业、住房以及个人健康、食品安全、环境安全、生活质量等越来越关注的原因所在。

与此相联系，随着智慧社会的快速到来，人们获取资讯的渠道、社会交往的方式、社会参与的手段都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任何局部甚至一个小小的问题，如果处置不当都可能被快速传播放大，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再加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中国老百姓不仅仅关注物质文化，而且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关注度越来越高。智慧社会与社会转型的叠加效应，必将给政府的社会治理提出一系列新挑战。

第三，对社会成员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定冲击。可以设想，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许多工作岗位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机器人所替代，对社会就业形成冲击。比如无人驾驶，一旦快速普及，可能导致大量专业驾驶员失业，智能制造也会使更多的一线作业人员下岗。智能商务使许多从事简单职位的人如酒店管理员、服务员等没有了工作；无人商店、人脸识别使大量营业员离开工作岗位。甚至在医疗、教育领域，一些辅助性岗位也可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大量人口失业必然会给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形成很大压力。同时，社会普遍互联和高度被感知后，也会面临一些新的风险，比如智能犯罪、网络暴力等。

三、社会治理需要转型

面对智慧社会的到来和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国家提出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社会治理整体思路，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加快社会治理转型。

第一，改变治理理念。应该看到，随着智慧社会的到来及其所引起的变化，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难度无疑会加大。但从价值层面看，这是政府必须为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因此，维持良好的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绝不是为稳定而稳定，而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性，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如果我们的社会治理偏离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公民的权利这个基本前提，甚至出现为维稳而维稳，或者在维稳中出现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违反法律等问题，就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初衷发生了背离。因此，调整社会治理的思路，改变社会治理的逻辑，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把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作为社会治理转型的重要目标。智能化治理、智慧化服务是智慧政府的基本特征，也是在智慧社会时代重塑政府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模式的重要标志。在推动社会治理转型中，要把社会结构扁平化、全面提升社会治理的感知能力、协同治理能力放在重要地位，要通过系统整合和业务融合，大幅提升数据资源共享水平。

实现智能化治理和智慧化服务，还要不断创新治理方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手段，将对政府治理成效和服务能力产生重要影响。目前在全国普遍实行的网格化管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等，就是借助“互联网+政务服务”，对传统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进行变革。未来还要适应智慧社会发展的需要，通过构建社会征信系统和大数据分析系统，提高对社会诚信行为的监控；通过区块链技术、人脸识别技术、指纹技术等，加强包括对社会公职人员在内的各类人群的社会参与行为的分析和监督。所有这些，都可能会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精准的分析和把控，使滥用权力、权力寻租等腐败问题难有藏身之处。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如网格化管理成本过高，给国家财政带来很大的压力；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等也有被滥用和侵害个人隐私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都必须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

第三，加快社会治理转型，还要认真探索互联网治理的有效途径。互联网治理已经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也成为对社会治理全局产生重要影响的领域。互联网治理的基本的前提是，坚决实施依法治网的战略和策略，尽量减少过多靠行政手段来治理互联网的做法。目前我国围绕互联网治理已经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法律，未来还需要更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而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都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在宪法框架内进行。所以，强调依法治网，不管是互联网的参与者还是管理者，都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这是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