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

摘要：《别名格雷斯》讲述了十九世纪中期维多利亚女性艰难的生存处境和难以逃离的不幸遭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以深厚的文学底蕴，将女性日常生活刻画的细致入微，旨在揭露社会中的性、暴力、阶级压迫等问题，更多地关注和同情女性。

关键词：自由女性主义;《别名格雷斯》;阿特伍德

中图分类号：I71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9）33-0060-01

一、引言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诗人，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散文家，发明家，老师和环境保护主义者。1964年阿特伍德的首部诗集《圆圈游戏》问世以后，使其出现在加拿大甚至世界文坛的视野中。阿特伍德颇丰的作品为其赢得了许多奖项和荣誉，包括布克奖、卡夫卡文学奖等著名奖项，并被誉为“加拿大文学皇后”。其中，《别名格雷斯》于1996年一经出版便被布克奖提名，并最终取得吉勒奖，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小说《别名格雷斯》源于真实的历史谋杀案，阿特伍德以巧妙的写作手法，采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现实和梦境虚实结合的方式，使读者自己去解读谋杀案的真相。从不同角度的叙述，完美地呈现了加拿大生活风景图。阿特伍德运用的社会和历史细节使读者感受到的是尖锐的社会矛盾和下层阶级女性的生存困境。

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角度样式不一，有后现代写作特征角度、叙事角度等等，本文将从女性主义的一个分支--自由女性主义对小说中底层女性进行分析。

二、自由女性主义

自由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起点，于十八世纪诞生于英国。自由女权主义关注女性的个人权利、政治、宗教自由以及公民权。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社会不能视女人天生在智力和身力方面不如男人，强调妇女拥有通过自己的行动和选择维持其平等的能力，并倡导女性应该和男性一样，拥有参与社会生活的決定权。自由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十八世纪英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十九世纪美国玛格丽特·芙乐、十九世纪英国约翰·穆勒和当代美国贝蒂·弗里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中指出，女性存在的首要目标是做一个理性的人，而其实践是通过妻子和母亲的身份来表达。

此外，她还强调教育权的重要性，因为她认为女性的教育程度应当相称于她们的教育子女社会地位。玛格丽特·芙乐主张女性在法律地位的权利，并从存在哲学强调追求内在自由的权利。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约翰·穆勒从婚姻角度出发呼吁让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才能提高婚姻生活的质量，并且主张从法律上维护女权。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号召女性勇敢挑战传统性别角色，积极争取女性在公众领域的参与。自由女性主义在选举权、教育权、就业以及政治文化方面都取得了重要影响。

三、女性的生存困境

（一）父权制的压迫

十九世纪中期加拿大为英国的殖民地，由于历史原因，加拿大一直以来是移民率最高的国度，当然这与其富辽的自然资源和吸引人的移民政策有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以英法两裔为首的上下加拿大改革派希冀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发动武装起义，因此，当时社会状况动荡不安，处于种族矛盾盛行的时期。由于格雷斯是爱尔兰来的移民，因此保守党人会把这件谋杀案与爱尔兰问题混淆起来，与种族混乱混为一谈。此外，父权制社会使格雷斯的生存境遇更加艰难，她不仅受到种族差异对待，而且还受到父权制压迫。格雷斯的母亲被视为生育的工具，接连剩下十三个孩子，身体一度虚弱。整日在酒馆买醉的父亲经常对母亲拳打脚踢。母亲病逝后，父亲在某天醉酒后的夜晚竟然想奸污格雷斯，并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辱骂殴打。父权制的控制使格雷斯渐渐失去了一个孩子对父亲的自然信任。除了格雷斯和其母亲之外，几乎阿特伍德笔下的所有女性都没能逃过父权制的魔爪，但是阿特伍德赋予的男性角色全部都是负面的甚至是缺失的。比如汉弗莱夫人的丈夫从未真正出现过，他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汉弗莱夫人的描述呈现的，他整天买醉，很久都不回家，回家就对夫人实施暴力。就算是年轻有为，渴望建立一家精神病院的乔丹医生也是懦弱的。在他马上知晓格雷斯是否参与谋杀犯罪的关键时刻，他竟然因为与房东太太汉弗莱夫人有染仓皇而逃。阿特伍德笔下最果敢、思想解放的玛丽·惠特尼最终也没能避免父权制社会造成的悲剧命运。玛丽作为格雷斯最要好的朋友，不仅在工作中帮助她，而且在生活中帮助格雷斯对付父亲的欺凌。然而，这样一个知道捍卫自身权益的女性还是死于那无形的压迫——父权制。玛丽因怀了雇主家少爷的孩子而不能声张，只能私下寻求医生的帮助。受道德的影响，玛丽不能说出事情的真相，否则她会失去工作和声誉。而应该负起责任，履行诺言的少爷乔治此时竟拿出五块钱了事，并恶语相向甚至威胁玛丽“如果你把事情张扬出去，那我就把你名声弄臭，如果你想了结此事可以投水自尽”。当时的女性作为受害者只能默默承受所遭遇的一切。南希，作为金尼尔先生的情妇兼女管家永远都不会拥有名分。受道德和舆论的影响，她也只能是金尼尔先生的仆人。她只是将自己视为女主人对其他人颐指气使而惨遭不幸。小说中的所有女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都受到了不公的待遇，由于父权制的压迫，他们的宿命都很悲惨。

（二）权利的缺失

权力无处不在。对于在塑造权力理解方面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米歇尔·福柯而言，他指出，话语和权力是与社会息息相关的结构。在维多利亚时代，所有阶层的女性都应由男性控制。女性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取决于他们生活中的男性包括父亲，丈夫，雇主甚至医生。在父权制话语系统中，妇女的社会责任被指定为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因为妇女的生殖作用是妇女的本质。也就是说，塑造母亲本质制度使妇女被排除在公共政治领域之外。在当时，真正掌握殖民地权力的通常为那些同英国王室关系密切的官吏、国教神职人员、商人、地主等。而女性在法律、受教育权方面是不能占有一席之地的。格雷斯作为谋杀案的被告者，在庭审过程中不能为自己辩护，不能道出自己所记得的真相，她所能做的就是记住律师麦肯齐让她叙述的话。关于谋杀案前前后后有四种不一样的供词。格雷斯觉得自己就像是魔术师手中的玩偶，肚子里塞上东西再装个瓷器脑袋，发不出自己真实的声音。阿特伍德在小说中借用人物吉米批判了当时的法律制度。吉米在与格雷斯对话中说道法律就是用来打破的，因为它是当局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制定的。不仅在法律方面，女性同样没有权利接受教育、没有权利谈论政治，更不用说参与到政治中。当狱长夫人对乔丹医生表明她对现代科学非常尊敬且感兴趣时，乔丹医生就渐渐明白这些女性是对知识感兴趣，而她们都不能承认对知识感兴趣，因为对她们来说，知识就是禁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著名的女权主义作家凯特·米勒在其作品《性政治》中指出：“社会的所有领域，包括军事，工业，科学技术和教育，都在男人手中”。

四、结语

十九世纪中期的女性不仅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而且几乎在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都没有话语权。值得庆幸的是，阿特伍德的小说最终以还算圆满的结局收尾。格雷斯在最后从玛丽、南希和自己的衣服上各取一块布拼贴成自己被子的图案，一切恩怨情仇皆止于此。同时，这个图案也表达了阿特伍德心声，那就是女性应该团结在一起共同面对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

参考文献：

[1]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宋文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2]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辩护：关于政治和道德问题的批评[M].王瑛（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3]约翰·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4]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M].北京：北方文艺出版社，1999.

[5]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

[6]玛格丽特·阿特伍.别名格雷斯[M].梅江海（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