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平

摘要：我国的语言规划主要是关于普通话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和本位规划，长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论文阐释国内外语言教育规划的发展，回顾建国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的整个过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相对的解决措施。

关键字：语言规划;语言教育;外语教育规划

Abstract：The language planning in China is mainly about the status and standard planning of Putonghua and minority languages， and has long been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such 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The thesis explains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at home and abroad， reviews the whole process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in China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Key words： language planning; language education;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lanning

引言

語言规划（Language Planning）这一学术术语，由语言家威因里希（Ureil， Weinrich）在1957年首先提出。由美国语言学家豪根（Einar，Haugen）于1959年在《在现代挪威规划一种标准语言》这篇文章中首次使用的，他将语言规划定义为“一种准备规范的正词法、语法和词典的活动，为处于非同质言语社区的写作者和说话者提供一个指导。维因斯坦（Weinstein）认为语言规划是指政府授权的、长期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旨在改变某种语言在社会中的功能，从而解决交际中出现的问题。陈章太指出语言规划是“政府或社会团体为了解决语言在社会交际中出现的问题，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进行干预与管理，使语言文字更好地为社会服务”[1]。

在以汉语普通话为母语的情况下，如何对待外语，国家如何对外语进行合理规划，进而培养出符合国际发展趋势的人才。本文试图从语言规划的角度分析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

一、一、语言规划在国内外的发展

语言规划对每一个国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关系到这个国家的政局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和国际影响等[2]。

（一） （一）国外语言规划研究

根据李圣托（Ricento）的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外语言规划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末，被称为语言规划的形成期;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被称作是语言规划的反思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被称作是语言规划的复兴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殖民地国家相继摆脱其宗主国的殖民统治而独立，语言独立也是这些殖民国家维护其新生政权的一个重要手段。混乱的语言使用状况给政令的畅通、社会交往和民族团结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因此，选择一种民族共同语和国家通用语就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过程就使得语言规划的研究开始兴起并发展。

（二）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

从我国历史上看，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并且实行“书同文”的语言政策，将小篆作为六国通用字体时期，语言规划活动就已经在进行。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对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一直也是非常重视。关于语言文字和通用语言的选择和使用，我国在宪法当中有明确的条款予以规定：“各族人民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总的来说，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语言规划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推广普通话;（2）整理和简化汉字;（3）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方案;（4）规范语言使用。

二、二、我国的外语教育规划

语言教育规划这一领域常常与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语言教学大纲及课堂教学相关[3]，目的在于探索语言政策的思想，目标和内容与教学的关联，以及如何在教育领域内实现这些目标。

（一）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历程

从建国后至本世纪初，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曲折时期、上世纪60年代调整时期、改革开放后恢复时期和21世纪快速发展时期。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结盟。鉴于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外语教育领域也发生了相应的变革，英语在大部分院校被停止教授，俄语成为了当时的主要课堂语言。这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一，过分强调俄语的片面发展，忽略其他外语的同等发展，造成外语语种单一化，严重影响布局的合理性。第二，由于英语的停办，许多教师要么改行，要么转教俄语，一边学一边教，影响了外语教学师资的合理配置。总而言之，上世纪整个50年代，我国的外语教育在曲折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我国于西方世界的关系开始缓和，与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需要大量的外交与经贸翻译人才。在这种背景下，我国政府实施了两项重要的外语教育规划：一是建立一批外国语学校，为外语院系准备更好的生源;一是制定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重点建设的这批外国语院校，为我国外语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从总体上调整了外语语种的重新布局，但是由于文革的开始，不得不中断，因此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实际上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外语教育进入恢复时期，教育部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79年教育部指出，语种布局要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英语教育，同时也要注意其他通用语种的比例。1982年，教育部就中小学的外语教育提出意见，认为中学的语种设置要以英语为主，俄语占一定比例，有合格师资的学校，其他语种可以适当发展。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英语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甚至已经成为了世界通用语言。教育部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制定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育政策，符合国家发展需求，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

（二）我国外语教育规划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外语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各行各业输送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但不可否认的是，外语教育规划在我国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语种规划不合理、缺乏统一的规划机构、忽略英语本土化等问题依然存在[4]。

1.1.外语语种规划不合理

总体来说，我国外语语种数量有限，基本上以英语为主，甚至有以英语代替其他外语的倾向。在中国，人们一提外语仿佛就是英语，一提与世界接轨仿佛就是用英语交流，与英语接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语种布局是非常不合理的。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参与的国际事务也日益增多，例如奥运会、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对外交流活动仅靠英语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客观上的需求决定了多语种的外语教育规划。第二，我国外语语种的数量也不令人满意。我国也可以确立相对重要的关键语种，至少应当包括三类：地缘政治语言、经济贸易语言和战略安全语言。地缘政治语言，也就是我国周边国家的语言，如俄语、朝鲜语、越南语等;经济贸易语言，是指与我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的语言，比较典型的国家有日本、法国、德国等;战略安全语言，是站在国家战略安全角度，对维护国家安全起重要作用的语言，例如中亚五国的语言和阿富汗的语言等。

2. 缺乏统一的外语规划机构

建国后，我国政府非常重视语言规划工作，1954年成立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来承担对汉字改革的任务。随着工作任务的不断扩大，198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正式更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贯彻落实国家语言文字方针。但是，无论文字改革委员会还是国家语委，其语言规划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很少涉及外语。至今，我国尚无一个统一的外语教育规划机构，因此很大程度上限制甚至阻碍了我国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

3.英语本土化问题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英语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异军突起，伴随这一理论同时产生的便是英语的国际化与本土化研究。英国语言学家卡奇鲁（Kachru）提出的“三个同心圈”理论奠定了世界英语的理论基础，内圈代表传统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外圈代表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国家，这些国家大多数有过被英美等国殖民的历史，包括印度、菲律宾等;扩展圈国家代表以英语作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日本等。至此，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英语变体，如印度英语、菲律宾英语等，当然，也包括中国英语。在中国，谈及外语教育规划，英语的本土化即中国英语的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国外对于中国英语研究得比较多，也比较有深度。其实，既然国际学术界已经承认中国英语的客观存在，并且已经有印度英语、新加坡英语的先例，那么中国英语的合法地位也应当得到承认。要解决英语本土化的问题，首先便要为中国英语正名。学术界和语言规划机构要携手论证中国英语的合法性，确定其作为独立英语变体的地位。其次，英语本土化的现实意义是要根据中国人的具体特征，最重要的是要开发出适合中国人学习的英语教材和教学法。现今国内很多学者一提到英语教学法，似乎就是二语习得理论。其实不然，外国学者提出的二语习得的各种理论， 是基于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所提出的。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英语在我国充其量只是外语，谈不上第二语言，因此不可完全照搬西方的二语习得理论。

三、三、外语教育规划的对策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中国需要相当数量的既懂国际经济运作，又熟悉各国国情、文化、法律，而且又熟练掌握外语，科技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中国的高等教育面临“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外语教育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应当从教育的社会属性角度正确认识外语教育的地位和作用，从教育的发展规律出发，去规划外语教育发展战略，探讨新世纪的外语教育如何巩固既往的成果，在改革中求生存，在继承中求发展;从社会和事业的需要，制定既适应现实、又面向未来的外语教育目的和教育政策，明确任务，加大人才培养力度，使外语教育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的同时，加大自身的内涵发展，去开创新世纪外语教育的未来。

1.将外语教育问题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

考虑到英语在全世界的广泛使用，国家应确保英语的优先发展地位，同时兼顾多元化发展的方针，可以将与国家对外交往、经济发展有密切關系的外语如法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列为优势语言，建议各地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从中选择几种作为本地的优势语言。

2.建立专门的语言规划机构

将现有的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和大学英语指导委员会合并，设立全国性、权威性的外语教育咨询机构，由其负责全国外语教育的指导工作，制定统一、连贯的，包括大学外语和外语专业的教育标准;协调和统筹各个层次的外语教育，为政府制定教育规划和政策提供咨询。

3.设立统一的考试机构，举办统一的考试

针对目前外语考试五花八门，彼此之间缺乏关联性，比较性的现状，设立统一的权威考试机构，举办统一的外语水平考试。该考试可分为若干等级，由考生根据自身外语水平和个人需要自由报考，考试机构颁发经过认证的、国家承认的证书。这样既可以优化资源配置，减少重复工作，降低考试成本，又可以避免将考试与无关因素挂钩，真正提高外语教育水平。

4. 贯彻外语评价的五大标准

鲁子问提出了外语政策评价的五大标准：绩效、利益、效率、公平和发展。此外，我国目前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国家语委也适时提出“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是语言文字工作的目标”，因此“和谐”也应成为外语政策的评价标准之一。

四、结语

由于教育是一个长过程，外语教育规划是涉及外语教育全局性的工作，是关系一代或几代人教育的大问题，在制定规划时必须将当前的政治经济需要与长远的教育事业需要协调一致，做大量的调查和细致的科学论证，才能制定出全面的符合我国国情的外语教育规划。

参考文献：

[1]陈章太.论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J].语言科学，2005（02）：51-62.

[2]姜国权.人口语言结构的语言经济学视角——以北京为例[J].前沿，2011（04）：151-154.

[3]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Wiley T G.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Teaching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