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桂宁

1935年1月7日，红军长征第一次占领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从广西百色起义中走出去的红七军，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在转战各地的战斗中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武装斗争经验，为两次占领遵义和成功四渡赤水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这些历史足迹中，有不少壮乡子弟骁勇善战的身影，他们浴血奋战的故事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长征初期红七军所属部队建制

1930年11月，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决定派红七军远征北上，去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以实现他们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主观愿望。一路上，红七军被数倍于己的敌军追堵阻截，付出了牺牲4000多人的惨重代价。1931年7月，红七军只剩下2000多人到达江西兴国与中央红军会合，随后编入以彭德怀为军团长、杨尚昆为政委的红三军团，仍称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广西北流人）、政委许卓。1933年部队整编，红七军编为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团长李天佑（广西临桂人）、政委毛贲虎。红七军在中央根据地的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战功，获中央授予“转战千里”奖旗和“英雄模范团”称号。1934年1月，李天佑升任红五师师长，彭雪枫接任红五军第十三团团长。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长征开始，红五师担任前卫任务，胜利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当红军来到广西兴安时，被国民党设置的湘江防线挡住去路，李天佑奉命率领红五师在灌阳县新圩镇阻击桂系军阀两个师的追兵，时任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四营（特科营）营长的韦国清（广西东兰人），在团长陈赓的指挥下，带领特科营在湘江上抢搭浮桥。当红军大队人马过桥的时候，遭到敌机轰炸，浮桥剧烈晃动，韦国清和工兵连指战员奋不顾身跳入江中，用血肉之躯稳住晃动的桥身，保证了中央机关和大部队胜利渡过湘江，摆脱了敌军的追堵。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由瑞金出发时的8万人减少到3万人，原红七军也剩下不足1000人，其中大多数仍留在红三军团，有少部分骨干调到别的军团担任不同领导职务。1935年1月，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省，李天佑调任红三军团作战处处长，成为军团长彭德怀军事上的得力助手，彭雪枫接任红五师师长之职。同一时期担任部队各级领导职务的原红七军将领还有：原红七军政委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原红七军军长时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张云逸，中央干部团四营营长韦国清，红五师侦察连连长韦杰（广西东兰人），红五师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广西东兰人），红五师特派员欧致富（广西田阳人），中央军委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广西南宁人），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干事李志明（广西田东人），红三军团十四团政委谢扶民（广西田东人），红三军团第十师十团机枪连政治指导员黄超（广西巴马人），中央军委教导师政治部主任陈漫远（广西蒙山人），在肃反运动中受冤长征中屈任侦察员、伙夫的雷经天（广西南宁人），中央军委红色干部团地方干部科科长冯达飞，红三军团七师某团参谋长朱立文（广西百色人），中央军委干部团一营营长李振亚（广西藤县人），红三军团保卫局局长张文斌，红九军团卫生部部长兼政委吴清培，红八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一师参谋长唐浚（广西靖西人），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黄子荣（广西龙州人），红三军团政治部警卫连连长覃健（广西东兰人），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员和一军团教导营特派员韦祖珍（广西东兰人），红三军团教导营营长卢绍武（广西武鸣人），红三军团六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吴西（广西扶绥人），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参谋黄新友（广西凌云人），红一方面军部无线电第五分队、二十九分队指导员兼党支部书记黄惠良（广西平果人），中央干部团成员云广英，军委供给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红三军团十三团政委李干辉，红三军团独立团一营营长、代理团长阮平（广西田东人），中央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导员张震球（广西玉林人），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第三营营长陈新民（广西百色人），红三军团无线电队队长、中央军委第三局无线电分队分队长林青，中央军委后梯队电台队长兼政委、军委二局电台台长钟夫翔（广西玉林人），红五军团电台报务员黄荣（广西河池人）等。

油画《中国红军第七军》

强渡乌江一占遵义

乌江又称黔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支流之一，流经贵阳与遵义之间。乌江谷深水急，绝壁千仞，险滩无数，涛声如雷，是贵阳到遵义的一道天然屏障。

1934年底，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欲取遵义北上，乌江像一条狂奔的乌龙挡住了去路，后面有国民党追兵，北岸有黔军拦截，情势异常紧迫。在中央干部团团长陈赓亲自指挥下，四营营长韦国清毫不犹豫地带领工兵连星夜急驰乌江渡口，在兄弟部队协同下，砍伐竹木，破开竹篾，编制大竹笼，装入大石块，投入江中，以粗木棒为钉叉，以大竹绳固定当桥墩，上面架上横杠，铺上树枝、茅草。经过36个小时紧张战斗，一座结实的浮桥横架于浪涌波高的乌江之上，为红军胜利过江，争取时间抢占遵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贯依赖天险守江的黔军发现红军过江时，如梦初醒，惊慌失措，疲于逃命。红军乘胜追击，消灭城外守军以后，刘伯承利用俘虏，智取遵义。1935年1月7日，红军第一次占领黔北第一重镇遵义，韦国清和特科营为攻占遵义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遵义会议大放光芒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军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刘少奇、朱德、陈云、秦邦宪（博古）、邓发、何克全、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伍修权。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领导问题。会上，秦邦宪所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题报告，极力掩盖错误的军事路线。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中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张闻天作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毛泽东、王稼祥作了重要发言。他们尖锐地批评了秦邦宪、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的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经过激烈的争辩，多数人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报告和意见，认为秦邦宪的报告是不正确的。会议将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后不久，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负总的责任，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对全军给予极大的鼓舞，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悠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形成了“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坚定信念，务求必胜”的遵义会议精神。历史事实已经证明，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一笔熠熠生辉的精神财富。值得一提的是，从红七军走出去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在大部队开进遵义城之前，以商人的身份，跟随化装成老板的侦察部长许建国（化名杜经理）先行进城对旅馆、商店进行细致的侦察，然后接应大部队进城。其后，又负责检查和保证各项安全工作，为确保遵义会议的安全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浴血土城 一渡赤水

在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一幅铜雕上方，书写着毛泽东草书手迹“四渡赤水才是我平生最得意之笔”。是的，世人无不公认，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伟大的创举。从广西百色走出去的红七军将士们在这个运动战典范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从遵义出发，计划在四川的宜宾、泸州之间或者宜宾上游北渡长江，与红四军团开创川西或川西北根据地。1935年1月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向赤水县方向开进，揭开了四渡赤水之战的序幕。

1935年1月20日晚，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下达了《关于我军廿一日行动部署》的命令：“我野战军应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夺取渡赤水为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在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一路进行决战。”指令划定了以红一军团全部为右路纵队，红九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路纵队（韦国清等原红七军将士属该纵队），三军团为左路纵队（原红七军多数将士属该纵队）的战斗序列。

1月27日，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抵达遵义北面的贵州省习水县土城镇。这时，四川军阀郭勋祺师已南渡长江抢占土城附近的山坡，同时，蒋介石的中央军主力吴奇伟、周浑元部沿乌江一线设防，对我军形成合围态势，土城大战一触即发。28日拂晓，红三军团从正面协同红一军团对土城之敌发起进攻，青杠坡战斗打响了，战场上枪声激烈，硝烟滚滚，红军连续奋战4个多小时，战果未能扩展。中革军委及时发现是因为情报不准，才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而且这时川军后援部队已经赶到，敌人越来越多，形势对我军很不利。关键时刻，朱德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身先士卒，参加战斗，鼓舞士气，战士们勇猛冲锋，杀伤了大批敌人，仍未能取胜。在这紧要关头韦国清率领的第四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四渡赤水纪念馆，记载着青杠坡战斗红军卫生员蒋跃德的回忆：“大约有一营增援敌人，正潜伏在半山小白屋内，不料被我军发现，在四营营长韦国清同志指挥下，迫击炮连仅用几发炮弹就炸伤不少敌人，其余的溃不成军。”中革军委抓住这个时机决定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命令红军主力撤出战斗，北渡赤水入川。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流经云南的威信（扎西），贵州的毕节、金沙、仁怀、习水、赤水，四川的叙永、古蔺，在合江注入长江，是长江上游的又一条重要支流。红军撤出战斗后，连夜在习水县的浑溪、元厚渡口架设浮桥，29日，红军完成了一渡赤水任务，迅速向四川的叙永、古蔺地区西进。据史料记载，在土城战役和一渡赤水战斗中，原红七军的李天佑、韦国清、韦杰、覃应机、陈漫远、覃国翰、黄超等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改变战略 二渡赤水

成功一渡赤水后，红军在三岔河、叙永县城郊遭到川军的截击，叙永敌人不断增援，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分析情况，认为继续北上硬拼，正合国民党蒋介石企图歼灭我军于长江以南的战略计划。因此，果断决定经四川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等地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云南扎西（今威信）地区进军，迅速甩掉四川的敌人。2月 7日，中革军委电告各军团，原定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决定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工作，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云南扎西镇，红军各主力也先后到达扎西集结。这时，遵义会议精神已深入人心，军心大振，空前团结。2月10日，中革军委下达了《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取消现有的师部组织，由军团直接统辖到团一级，红一军缩编为两个师6个团，红三军缩编为4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3个团。整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副总参谋长张云逸，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邓萍、叶剑英（后），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刘少奇（后），军事处处长李天佑。以原红七军为主干的红三军团第五师缩编为红三军团第十三团，第五师师长彭雪枫仍任第十三团团长，政委李干辉，张爱萍（后），特派员欧致富，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2月11日红军分三路纵队离开扎西，向赤水以东开进。

韦国清

2月16日，中央、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阐明了暂时放弃北渡长江计划的客观原因，表明了在云、贵、川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指出：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支弹药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工农劳苦大众，是我们目前的中心任务。并说明“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三军团浩浩荡荡开赴赤水河。摆在第十三团面前的是浊浪排空，急流汹涌，两岸高山险峻的赤水河。二渡赤水的开路先锋任务落到了第十三团、十二团的肩上。要渡河必须解决桥和船的问题，第十三团费尽了周折，才在沿河找到每次只能渡30人的3只木船，就在大家准备渡河的时候，侦察员报告说有一股敌军正在向赤水南岸运动，有阻击红军渡河的迹象。刻不容缓，兵贵神速，彭雪枫团长当机立断，挑选水性较好战士先行过河去占领高地，阻击敌人。水手们过河以后以飞快的速度抢占了对岸的山头，并派出一部分往远处游击侦察，以防不测。两个先锋团的其他指战员在抢搭浮桥的同时抓紧轮番摆渡。浮桥还未搭好，对岸就传来了清脆的枪声，我军已占据有利地形，一阵排枪射击后，敌人一排排应声倒地，后面的敌军见事不妙，掉头就跑，有的窜树林，有的跳山崖，死的死，伤的伤，枪支弹药，衣服帽子丢了一路。我军终于在二郎滩渡口、太平渡口胜利地完成了二渡赤水的任务，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后面。又急又气的蒋介石大呼上了毛泽东虚北实南的当。

二渡赤水成功，红军又出川南入黔北，蒋介石慌了手脚，急令川敌3个旅由云南扎西附近向东追击红军，黔敌亦从遵义地区抽调3个团向娄山关、桐梓方向去进行拦截。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的吴奇伟第一纵队两个师同时从黔西、贵阳赶赴遵义，企图将红军围歼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带，拉开了娄山关战斗序幕。

奇袭娄关山 回师遵义

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娄山山脉的最高峰，四周群山连绵起伏，峰峦如剑，万丈矗立，插入云天，山势险峻。一条十步一拐八步一弯的山路从狭窄的关口通过，是名副其实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关口，是黔北的主要门户，夺取了娄山关，遵义就无险可守了，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5年2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了《关于我军消灭娄山关黔敌夺取遵义的命令》。中央和中革军委把正面主攻娄山关的战斗任务交给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明确指出：全军统归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一书中记载了36位亲历那场恶战的将领们的回忆，红三军团又以十三团为主攻的前卫，并以韦杰侦察连为十三团奇袭娄山关的先锋。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什么把这个关系红军生死存亡一战的主攻前卫重任放心交给十三团？是因为这支部队历来听党指挥、政治可靠、作风优良，能打硬仗、胜仗。把主攻娄山关的艰巨任务交给第十三团，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第十三团的信任。

覃应机

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作战处处长李天佑都很清楚，第十三团侦察连大多数人是百色起义后入伍的广西籍老战士，也有部分江西、湖南籍战士，都是经过挑选的精明强悍的小伙子。具体组织指挥这场战斗的是团长彭雪枫、特派员欧致富、侦察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韦杰他们接到命令已是傍晚时分，命令要求次日拂晓前必须攻下娄山关，而桐梓距娄山关15公里，可谓时间紧、任务重、路难行，但听说要攻打娄山关，而且对手就是当年榕江战斗的手下败将“双枪”（钢枪、烟枪）兵。这支不怕打、不怕走、不怕山、不怕河、不怕饿、不怕累的英雄部队个个精神振奋、摩拳擦掌。

队伍整装待发之时，天下起了细雨，增加了行军的难度。韦杰果断命令要“三带一不带”（即带枪支弹药、带干粮、带草鞋、不带背包），部队轻装上阵，一边行军一边吃饭，跑步前进。天黑时队伍进入了娄关山，深不可测的山林里不时传来宿鸟的咕咕声，增添些许神秘色彩和大战前特有的征兆。夜，黑沉沉，山，静悄悄，队伍无声地前行，突然前面的侦察员回来报告，发现山腰的驿站里有一小股敌人。韦杰下令：换上国民党军装迷惑敌人。当韦杰的队伍在驿站里与敌军相遇时，敌人一位校官盘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侦察连手枪排排长黄正由急中生智，一巴掌扇过去说：“你瞎了眼！我们是薛长官（薛岳）的侦察部队，自己人都看不出。快说，你们的大部队在什么位置？”“大部队正在板桥出发，马上就过来啦，请向薛长官报告。”说时迟那时快，韦杰一个手势，手枪排的战士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堵住敌人的嘴，下了敌人的枪、捆住敌人的手，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韦杰令黄排长押送这些俘虏回团部审问，队伍继续冒雨跑步前进。这时关口已隐约可见，侦察连放弃走公路，窜丛林、攀悬崖，摸到点金山关口上方，居高临下，俯瞰守敌。“叭”！韦杰大喊一声：“打！”在30米远的距离，手枪、步枪、机枪、手榴弹同时开火，我军战士们高喊“冲啊！”“杀啊！”枪弹声、喊杀声震憾晨空，在山谷间四处回响。守关敌人还蒙在鼓里，大半被我击毙，血肉横飞，尸横遍地，剩下的想继续顽抗，我军战士冲入敌阵，又消灭大批敌军，胆小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红旗插上了娄山关。

这时天已拂晓，山口以南不远处，王家烈的另一股守军向我军发起反攻，我军凭借关口高处的优势，给予敌人猛烈还击，硬是把敌人压了下去。然而，在这场恶战中，从百色起义中走出去的陈新民、黄品山及手枪排的两位战士为夺取娄山关战斗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斗仍在继续，彭雪枫团长和欧致富特派员带领全团冲上来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指挥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一鼓作气，长驱直入，消灭了娄山关到遵义一线的敌军2个师又8个团，缴获枪支1000多支，抓到俘虏2000多人。红军重占了遵义城。娄山关之战，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毛泽东策马扬鞭，挥就了气吞山河，憾天动地的壮丽辞章《忆秦娥·娄山关》。

为了保护和挖掘这段历史，《中央红军娄山关之战》一书刊载了参加娄山关战斗的74位红军指战员简介，其中，从百色起义走出去的原红七军将领有：韦国清、李天佑、李干辉、韦杰、覃应机、莫文骅、卢绍武、欧致富、陈新民等9人。

三渡、四渡赤水 挥师北上

第二次占领遵义之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加强前线军事指挥，于1935年3月4日设立前敌司令部，任命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蒋介石慌忙飞往重庆“督剿”，妄图以堡垒主义与重兵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南守北攻的方针，压迫红军于遵义、鸭溪狭窄地域“围而歼之”。然而，蒋介石哪里知道，毛泽东洞察秋毫，将计就计，在遵义地域徘徊寻敌，遂以红九军团利用桐梓、娄山关、遵义一线有利地形，节节阻击北面进攻之敌，而以主力在黔北鸭溪、白腊坎、鲁班场地区寻找敌周浑元纵队作战。红军主力在遵义西南持续一周机动灵活作战。蒋介石则错误判断这是红军胆怯徘徊不定的表现，自以为得意地扬言：这一地段的长江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大部队无法机动，今后红军只有化整为零在乌江以北打游击。蒋介石又一次打错了算盘，3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指挥红军突然北进，在茅台镇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徉作北渡长江之势。

在三渡赤水战斗中，时任侦察连连长韦杰、指导员覃应机负责掩护工兵连架设浮桥。时任红三军团十团团长肖远久、红三军团十三团政委李干辉、红三军团独立团代理团长阮平、红三军团十四团政委谢扶民、红三军团十二团参谋长卢绍武、中央军委干部团政治处主任莫文骅、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干事李志明、中央军委总供给部四局局长叶季壮等原红七军将士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三渡赤水后，毛泽东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摆出进军赤水以西地区然后北渡长江的架势，蒋介石又一次上了红军的当，急令四川、云南、贵州、湖南四省军阀部队以及中央军薛岳、吴奇伟、周浑元部在赤水西部包围红军、企图歼灭红军于长江以南。谁知，毛泽东突然指挥红军秘密、迅速、坚决地折向相反方向的赤水东部地区，于3月21日晚至22日拂晓，经二郎滩、九溪、太平渡等几个渡口四渡赤水，然后南渡乌江，将几十万敌军甩在乌江以北，接着进军云南，兵逼昆明、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再入四川，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四川、云南、贵州边境的阴谋计划，为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决定性的保证。

红七军，这支从老区诞生并功勋卓越的英雄部队，从广西壮乡走出去的红七军将士，在两占遵义、四渡赤水战斗中抛头颅、洒热血，用自己对党、对人民军队的赤胆忠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奉献，借此机会一并向这些革命先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