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 利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自然灾害的发生必然对乡村生活环境产生影响,一是对自然环境,即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二是对人工环境,即农田、牧场、堤坝、鱼塘、林场等各种人工自然产品的影响。本文将根据淮河流域灾害的主要种类,即从水灾、旱灾、蝗灾、震灾及疫灾等方面阐述晚清和民国时期灾害对乡村生活环境的影响。

一、水灾对沿淮地区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近代以来,淮河流域自然灾害频发,其中,水灾是最常见且破坏性最大的一种灾害。淮河流域水灾主要分为洪水灾害和渍涝灾害。洪水灾害有堤防决口的大洪水和由暴雨引发的山洪灾害两种,渍涝灾害主要是指因降雨集中、排水不畅而引起的水灾。这两种水灾对沿淮农民的生活环境均有极大的影响,常会破坏农田生态环境,淹没田庐,造成人员伤亡,卷走沿淮农民辛苦所得包含粮食在内的一切物品。下面笔者分别从晚清和民国两个时期就一些破坏力较大的水灾进行考析,探讨其对沿淮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一)晚清时期水灾对沿淮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晚清时期,沿淮各省频繁发生水灾,但灾害的种类和破坏力有很大差异。就山东省来说,其主要灾害是黄河决口带来的大水灾,它不仅对山东而且给河南、安徽两省都带来严重的灾难。晚清以后,黄河决口频率更高,如1841年至1843年、1850年至1853年黄河决口[1]82。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铜瓦厢决口,入海路径改变,给下游沿淮流域带来了无穷的水患。1884年,江苏巡抚吴元炳奉旨查看山东河工后奏报:“黄河自铜瓦厢决口后,为山东患者30余年,初则濮、范、巨、郓受其灾,继则济、武二郡膺其害,顾上游泛滥,地方不过数十里,下游冲决,则民人荡析,环袤千里,而且全河处处溃裂,……民间财产之付于淹没者,更不知其几千万计矣,岁岁如此,其何以堪。”[2]29821895年黄河多次决口,“汪洋浩瀚,芒无津涯,田庐坟墓尽皆淹没,甚有挟棺而走骸骨无存者。民不得已,尽搬向河堤,搭盖席棚,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数十万生灵嗷嗷待哺。加以风寒水冷,号哭之声闻数十里”[3]596。1898年山东再次发生水灾,黄河和淮河岸堤溃决殆尽,灾患之地人们的生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东平县“夏,黄、清两河皆决,淹田庐、坏城垣,数月未合,为数十年未有之巨灾”[3]637。

1906年沿淮各地连降大雨,灾情严重,而苏北灾情尤甚。“江北受灾之处,计长八百里,阔五百里。彼处民人约有四百万,如此巨灾,为近来四十年中所未有。”[4]725两江总督端方向皇帝上报受灾情况:“本年霪潦为灾,淮北罹患之酷,为数十年来所未有。”水灾使苏北乡民生活困苦不堪,“该处连年灾歉,本属户鲜盖藏。今罹此巨灾,田亩房屋悉沦巨浸,不独杂粮蔬菜补种无从,且节侯已深,积水未退,二麦尚难播种。灾民无可糊口,纷纷变售牛具,四散觅食,甚至卖鬻女者,日有所闻”[5]860-861。江苏省沐阳县人夏以来,连降大雨,“倒房屋无算,漂什物无算,而民天冲突尽矣。……先是当五六月间,雨水初将,乡人择宅畔隆田间为漫患所褪出者,典质称贷市种补插秋禾,若荞麦绿豆薯芋葫菔菜等,以为侥幸有秋,差获生活。乃旧雨方歇,新雨忽至。马陵山之水未平,五花桥之水猝发,旋种旋淹,淹复种,种复淹。典质计穷,称贷绝路。非独粟无有也,菜亦无有。非独菜无有也,草亦无有。非独草无有也,求一块干净土亦不可得”[4]725。淮河流域饥民遍野,“此次中国灾荒之范围,约八万平方英里,被实民数有一千五百万之多”,“今岁中国饥馑之状,实为从来所未有。以江苏河南安徽山东四省为最巨。江苏省之江北被害尤烈,草根树皮铲除都尽”[4]724。

1910年、1911年,淮河连续遭受特大洪水灾害。此次洪灾“在皖省者,凤阳府属宿州、灵璧、怀远为重,凤阳、凤台次之;颍州府属则蒙城、涡阳为重,亳州次之,霍邱、阜阳、颍上又次之;泗州属则五河为重,泗州次之,盱眙又次之”[4]726。灾害不仅造成乡民伤亡,而且将房屋、田庐等一切物什冲毁殆尽,灾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凤阳府的宿州、灵璧,“几于全境陆沉,无论岗洼,无无水之地,无不灾之区”,两县“禾稼全数漂没,固无论矣,即村镇房舍人畜,以及上季所收之粮,皆为波涛席卷而去”[6]。“宿州护城堤冲决数十段,城垣冲倒数百丈之多,房屋衙署庙宇倒塌者,不计其数。至今北境沃壤,尽成潴水之乡……其房舍半斜半倾,目下犹在水中者,触目皆是”[6]。颍州府的蒙城、涡阳、亳州同样灾情严重。涡阳县“房屋漂流殆尽,城内外倒屋者,不可胜数,河中尸骸随波而下!湖田已无粒米可收,高田之禾,又为大风所偃仆,惨亦甚矣!”；蒙城县“百余村尽成泽国,人畜漂没,房屋崩坍者,不计其数。城垣及官厅,亦半多倒塌”；亳州“城垣倾倒四十余丈,雉堞崩塌十余丈,北门西门城楼,同时倾颓,外垣亦倒六十余丈,城中屋宇倾圮者,不可数计。涡水涨二丈余深,桥梁漂没,船只沉溺,两岸数百家,尽付东流。田中秋禾,摧折已尽。……州境之宋塘河、赵王河、武家河、百尺河、油河,均多漫溢,河下营业小户近千家,均倾家荡产。树厂木料,缸厂窑货,被水冲去十之七八,水势之大,为数十年来所未见”[6]。1911年春,频发水灾,沿淮大地洪水滔天,“江苏淮海及安徽凤颖等属,因屡被水灾,闾闻困苦,惨不忍闻”；沿淮各地“春雨匝月,淮水盛涨,淹没麦苗,冲毙饥民,不可胜数。……灾地以草根树皮为生活,周围数量万方里,不闻鸡鸣犬吠之声,已半载于兹矣。至牛马牲畜,更所罕见”[4]726-727。

(二)民国时期水灾对沿淮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民国时期,沿淮各地水灾之多,灾情之重,灾区之广,为历史上罕见。对沿淮乡村生活环境破坏范围最广、损坏程度最大的水灾应是1931年大水灾和1938年黄水南泛灾害。

1931年,沿淮各地普降大雨,洪水泛滥,淮河干堤几乎全部溃决,“淮水泛滥,濒淮各县,多成泽国,平地杨帆,不见屋宇,波涛汹涌,仅露树梢,无论田庐苗禾尽付巨波,水上浮尸,在在皆是,断柱零椽,随流漂止”[7]。沿淮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受灾最重,三省受灾土地:“上游河南省,受灾面积一千一百万亩,中游安徽境内,受灾面积二千一百万亩,下游江苏受灾面积三千三百万亩,三省合计受灾总面积达六千五百万亩,三省灾民近两千万。”[8]6

安徽省寿县,人夏以来,霪雨不止,“淫雨为灾,山洪爆发,淹没田庐人畜无数,水溢城垣,孑遗之民,无处可栖”;盱眙县,8月份,雨水不断,淮流横溢,境内尽成泽国,“房屋牲畜禾苗同归于尽,各湖滩尸身累累”[9]。颍上县,地势低洼,人夏以来,大雨磅礴,山洪爆发,岸堤溃决殆尽,全县一片汪洋,“屋庐冲没不下5千余户,人畜漂亡无算,无家可归者不下2万余口”[10];霍山县,7月以来,连降暴雨,水涨城溃,“受灾田亩9万亩,全塌房屋400间,淹死牲畜200头,财产损失10余万”[11]102;凤台县,连日来降雨量达到350毫米,“受灾面积1 175平方公里,淹没庄稼82万亩,淹倒房屋上万间,溺死6 900人,受灾百姓42万人”[12]77;凤阳县地势低洼,此次水灾受损严重,“秋禾尽被淹浸。而临淮因逼近淮河,地势低洼,水深之处,过及丈余,居民房舍,被雨水冲倒二千余户”;五河县“淮水泛滥,堤圩尽伏,一片汪洋,顿成泽国,全境几无一片干土”;宿县,5月31日大雨与冰雹同降,自西北而东南,宽约十里,长约百里以上,狂风暴雨,冰雹骤降约一小时之久,“农民损失甚巨。此次暴雨连降数日,昼夜不息,街市水深尺许,房屋倒塌甚多,而第一区许坡集平地水深3尺,舟行无阻”[10];蒙城县,北有淝河,南有芡河,自古以来,土壤肥沃,但自夏以来,阴雨连绵,日前大雨连降数日,河流泛滥,“平地水深五六尺,淹毙人畜,冲倒房舍,不可胜数,田禾尽被淹没,秋收毫无可望,灾情甚重”[13]。

1931年,淮水暴涨,苏北灾情严重。宝应、洪泽、高邮等县因洪水肆虐,诸湖堤坝溃决,屋舍、田地、秋禾尽被冲毁。里下河的东台、兴化、阜宁、盐城等县,死亡无算。兴化县“运河堤坝溃决27处,漂没人民庐舍无算,全境陆沉,乘舟人市,……夏无麦。境内二百万良田合计损失数千万,六十万人民之生计于此濒绝境”[9]。

河南也同样遭受水灾,潢川县“六月十七日阴雨密布,雷电交作,大雨倾盆,河流浸溢。城内水深数尺,临河二十里尽成泽国,所有田禾庐舍,均被淹没,城垣崩陷数处,桥梁倾圮甚多,哀鸿遍野”。偃城暴雨倾盆,“河流溃决,车站水深丈余,房屋财产,尽陷泽国,商货淹没,尚难估计,民众逃往铁路高处,立足无隙”[13]。

1938年,为了阻止日本侵略军的步伐,国民党于6月9日在郑州花园口炸毁黄河大堤,引黄水南流。此次黄水南泛灾害无疑是对沿淮乡村生活环境破坏最严重的,黄水汹涌直下,“分夺颖河、芡河人淮,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的大片土地,造成三省44个县市受灾,死亡89万人,391万人流亡,直接经济损失109 176万元”[14]43。安徽皖北受灾最惨重。皖北18县,“被淹土地2 345万亩,灾民300万人,死亡407 514人,田庐牲畜损失约20 005万元以上”[14]43。阜阳县数百里一片汪洋,“村墟庐舍、禾稼牲畜,顷刻尽付洪波”[14]45。凤台县“平地水深三尺左右,庄稼被淹光,房屋全部倒塌”[14]46。

1938年水灾,河南灾情惨重,“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50余万hm2”[15]665-666。其中淮河流域的尉氏、太康等县受灾最重，“黄水到时,只见丈余高的水头,遮天盖地而来,千里平原,顿成一片汪洋,……房屋村落全被吞没,有的仅露出树梢屋脊。枯水时期,大片荒沙河滩,野草没胫,数十里渺无人烟”[16]。黄水不仅破坏了沿淮各地乡民的生活环境,还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滨河素称富庶之区,今则不见村落、不闻鸡犬,庐舍邱墟,人畜死伤不计其数”[17]。

二、旱蝗之灾对沿淮地区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淮河流域除了严重的水灾之外,旱灾也是发生比较频繁的,它虽然不如水灾爆裂、凶猛,但它持续时间长,分布面积广,有道是“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旱灾一旦发生,受灾地天干地燥、赤地千里,农作物干枯而死,颗粒无收,草地、树木因缺水而干枯,土地干裂、沙化和盐碱化,灾民哀鸿遍野。而旱灾往往伴随着蝗灾,这无疑加剧了灾害的破坏程度。

(一)晚清时期沿淮旱蝗灾害对生活环境的破坏

晚清时期,沿淮地区大小旱灾较多,1856年、1857年连续出现旱灾,同时,又相继发生蝗灾。旱蝗灾的出现极大地破坏了沿淮各地乡村人民的生活环境。

1856年前后,苏北各地发生了数十年未有的大旱。自春至夏,降雨极为稀少,秋季旱情加重,乡村河湖见底,庄稼悉数槁枯,草木无存。志载:“五月,江北大旱,至九月不雨,飞蝗蔽天,斗米银一两,桶水钱二十,民食罄竭,采野蔬石粉糊口,道馑相望。”[18]

晚清山东的旱灾频发,特别是1875年至1878年出现的持续四年之久的“丁戊奇荒”,给山东造成严重的损失。1876年,山东各地“旱干日甚一日,百姓苦不胜言”[10]。1877年,青州-带,“春麦歉收,夏秋旱,饥馑情形甚于别府,始则剥树挖茅以充枵腹,继则卖妻鬻子且顾饥肠。及隆冬,地冻草枯,卖无可卖,多有拆盖屋秫秸为食者,鹄面鸠形,惨状百出眼前,其死亡相继无可奈何”[10]。晚清山东蝗灾不但频繁而且范围广,带来的危害性也比较严重。志载:1853年“飞蝗蔽天,禾尽伤”;1855年“蝗从南来,飞蔽天日,集田害稼”;1856年“蝗蝻生遍地,食禾尽,民大饥”[19]。1856年,泰安、兖州、沂州、济宁、济南等地灾情严重,曹县“野无青草,马多瘦毙”[20]。

晚清安徽遭受旱蝗灾害严重,发生频率最高(除水灾外),其中1856年至1858年连续三年都发生旱蝗灾害,对人们生活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如霍山县,“(咸丰)六年,大旱,自五月不雨至八月,郡邑数百里尽赤”[21]。寿州,“(咸丰)八年,麦未种,而生活饥民甚众,秋,蝗蝻遍地生,禾稼尽伤”[22]。1856年、1857年亳州连续发生蝗灾,1857年灾情更重,“(咸丰)七年,春饥,野有麦自生。夏,蝗,填塞市井殆遍”[23]。太和县连续两年旱蝗灾,“(咸丰)六年,旱,飞蝗大至,食禾几尽”[24]。颍上县同太和县一样,连续两年发生旱蝗灾害,1857年更为严重,“(咸丰)七年,夏四月,雨雹,蝗蝻入城,五月,大疫,人死过半,白骨遍野,岁大饥,食树皮野谷殆尽”[25]。萧县,“(咸丰)六年,旱,蝗。岱山湖水涸,秋冬荒歉”;“七年,春饥,夏旱。六月间,飞蝗蔽天”[26]。

(二)民国时期旱蝗灾害对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与晚清时期相比,民国时期旱蝗灾害更加严重和频繁。当时,政府吏治腐败,军阀混战,日本的侵略战争又使灾后抗灾能力严重消弱,加剧了灾荒的蔓延和破坏力度。

民国时期,安徽省大小旱蝗灾害多发,严重破坏乡村人民的生活环境。1928年,皖北大旱,洪泽湖水干涸,蝗蝻四起,受旱蝗者25个县。亳县亢旱数月,苗禾尽萎,继而飞蝗蔽天,遗蝻遍野,全境人民嗷嗷待毙[27]216。1934年全省出现特大旱灾,受灾49个县。当时媒体报道:“自入夏以来,雨即感稀少,及届伏汛,天气甚为炎热,禾被旱干,遍野悉见枯槁,农人纷纷祈神求雨,作种种迷信举动。人遭飞疫,到处惨听哭声,飞蝗不易扑灭”[28]。第二年,淮河流域再次出现旱灾,“皖北各县,自秋初即患亢晴,塘堰尽涸,禾苗枯萎,灾情之重较沿江水灾尤甚”[29]247。

山东省,1927年至1929年连续三年旱灾。1929年,菏泽、东阿等23县为甲等灾县,灾害极其严重。据县志载:“东阿县连年慌旱,民不聊生。”旱蝗灾害具有继起性,旱灾与蝗灾伴随发生。1929年蝗灾同样严重,山东乡村生活环境遭到旱蝗灾害的双重破坏,乡民困苦不堪:“鲁南、鲁西、胶东各县非旱魃肆虐,即蝗虫为祸,益以土匪劫掠,全省灾黎竟达数百万。……本年春夏抗旱,二麦欠收,入秋则蝗虫广布,禾苗被食殆尽,继以风雹严霜,残禾尽槁,田中遗黎,既乏盖藏,兹之耕作,复全毁于昊天之疾威,哀此孑遗,何以度岁。”[30]

1942年至1943年,河南省旱灾最严重。1942年,河南全省出现旱蝗灾害,整个灾区,千里赤地,禾苗枯萎。这次旱灾的严重程度到底如何,我们从当时相关文献资料中能够窥探大概情况,如何应钦在写给许世英的信中提到:“顷接洛阳曾总司令万钟午养(7月22日)电称:窃维河南素称农产丰稔之区,乃今岁如春以还,雨水失调,春麦收成仅及二三成,人民已成灾黎之象。近复旱魃为虐,数月未雨,烈日炎炎,千里赤地,禾苗既悉枯槁,树木亦多凋残,行见秋收颗粒无望,灾情严重,系数年所未有。”[27]5531942年9月7日,《新华日报》也报道了这次灾况,“在蝗虫灾区则地无绿色,枯枝遍野,……其旱灾区之麦田,高不盈尺”[31]。1943年河南省各种灾害相继发生,其中蝗灾尤为厉害。如王锡朋在《1943年——中原蝗灾录》中比较形象地记载了蝗灾情形:“如今,老人们每每忆及当年情景,仍历历如在眼前。说起那年的飞蝗之灾,其来势之猛,可谓迅雷不及掩耳,刹那间,象一阵大风似的沙沙作响、嗡嗡有声地飞驰而来了。好似一片黄云,顿时使天空为之色变。大小、孩童纷纷伫立院中、村头、田野、仰望天空,惊诧着,议论着,叹嘘着。当蝗虫低空飞临时,像大风吹顶,呼呼有声,人们只要举起扫帚、竹竿向空中随意挥打一下,便能打掉十数只甚至几十只,其密度由此可想而知了。这股巨大的飞蝗群,也不知从何方而来。只听说从黄泛区飞越黄河,侵袭到豫北,至太行山麓的林县、安阳,又飞袭到黄河南的叶县、舞阳、郾城等地,纵横飞翔,动向莫测。凡飞蝗所经过的原野,禾苗尽被吃光,连树叶也没有幸免。更有甚者,麦场上放的草苫子、席子以及草帽,也都被咬烂了。且看那树上落满了的飞蝗,将树的枝桠也都压弯。村里村外遍地皆是,墙壁上、屋顶上、窗户上也都爬满了飞蝗,连灶房内锅台上也比比皆是,人们不敢掀起锅盖做饭,因一掀锅盖,蝗虫便会盲目的往锅里钻,使人发呕。更为奇怪的是,正在觅食的鸡子,竟也不啄食蝗虫了。”[32]有关这次蝗灾的破坏程度,汤恩伯向中央赈委会也专门作了描述:“查豫东各县上年荒旱,颗粒未收,蝗虫遗卵,今春孵化蔓延之速,势若燎原,以致鄢陵、扶沟、西华、太康、淮阳、杞县、冕陵、商水、项城、沈邱、太和、临泉等县先后呈报发现蔽薪盖野,禾稼被食殆尽。……迄今各该县秋收绝望,民命堪虞,数百万灾黎鹄待赈济。”[27]574可见旱蝗灾害所到之处,禾稼被吞噬殆尽,乡民生活环境尽被摧毁。

三、地震之灾对沿淮地区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地震灾害虽然不像水旱灾害一样频繁,但它具有突发性、破坏性巨大的特点,对人们生活环境的破坏往往是毁灭性的。

近代,安徽发生5级以上破坏性的地震有3次,其中,1917年霍山地震危害最大、破坏力最强。1917年1月24日,霍山发生6.25级强烈地震。2月22日,霍山又发生5.75级余震,此次地震“隆然有声,霍山、麻城、罗田诸县境内房屋,率多倾倒,感震之地延及数省,广至四十余万平方公里”[6]148。1917年3月19日的《申报》较为详细地描述了此次地震灾害的破坏力度：“城厢市镇,房屋倒甚多,压毙人民亦不少,全县亦恐慌。其灾情最重地方,如英霍交界之鹿吐石铺,有群山峡涧,涧裂数十丈,山中巨石不时滚落,打破附近民房甚多,压毙人民数食。……其余诸佛庵、桃源口等处,均受灾重,甚有炊爨时,屋被倒塌,遂致火起延烧,不敢抢救者。”[10]另外,1954年中国科学院中南区地震调查小组经实地勘察和科学研究后,认为:此次地震“尤以县之西南境为最烈,如黑石渡、诸佛庵、鹿吐石铺、佛子岭等区,山崩地裂,岩石崩坠,墙倒屋塌,压伤人畜者有之”[33]32。

山东省也是全国地震频发地区之一。晚清时期山东共发生地震53年次、254县次[37]17；民国时期,山东38年间6级以上地震达3次,在发生频率上,民国时期相对比前代频繁[35]14。1937年菏泽发生7级强烈地震,震中烈度达到9度。这次地震震感范围较广,北至北京,南达镇江、南京,西到洛阳,东到黄海,波及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是华北平原在20世纪以来发生的最强烈的一次地震[39]17。这次地震破坏力度极大,地震中死亡大约1.8万人,房屋倒塌47万多间,其中菏泽县死亡3 350人,受伤12 701,牲畜死亡2 719头,房屋倒塌32万间[37]3。民国年间的文献资料《地质评论》也对这次地震灾害进行了详细描述:“菏泽大震之后,当时下午六时许又有一次剧烈地震,其烈度仅次于前次。此后较轻地震,甚为频繁,截至九月十日止,计有四十余次之多。被灾百姓皆露宿田野,织席为棚以避风雨。据菏泽县报告,震后阴雨连绵,平地水深数尺,淹没田禾,灾民鹄立水中,为状至惨。东明县境地面则到处缝裂,陷落无数井泉,中多冒出黑水。”[38]另外,南京的《中央日报》也对这次地震作具体报道:“本月一日山东各县地震,然大都报告简略,而震源何在,亦多不明了,……直至二日始略知梗概。缘该县一日间,连震数次,房屋倒塌,午后尤为剧烈,颠簸晕眩,恍如大海扁舟,更兼风雨昼晦,排山倒海,于是全县房屋,倒塌殆尽,交通机关完全破坏,妇孺冒雨直立街头,哭声震天,秩序混乱,官民忙于救灾,消息反传递不出。”[28]从相关资料的描述来看,这次地震灾情相当严重,对生活环境的破坏很大。

四、瘟疫之灾对沿淮地区乡村生活环境的破坏

战争、灾荒不断的沿淮地区,给瘟疫疾病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灾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继起性,一种灾害的出现可能引发其他灾害的产生。近代沿淮地区,频繁的灾害,加剧了当地自然环境和卫生条件的恶化,各种疫病也随之发生,对乡村生活环境带来极大的破坏。

沿淮地区各种自然灾害的肆虐,都易引发瘟疫疾病的发生与流行。在19世纪50年代,安徽沿淮地区连续出现的旱蝗灾害和战争导致死亡人数的增多,都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瘟疫灾病的流行。1856年4月间,颍上县城“疾疫大作,未周两月,死者不下三千余人”[39]175-176。

民国时期,安徽灾害的频发和战争不断,使疫病流行更加严重。如天花瘟疫,1913年在泗县呈散发性状态,1923年全县又大范围流行。1936年,天花再次肆虐,仅黄圩区顺河一庄就有800人染病,死20人。1942年,天花发病人数几乎占全县人口的1/3[40]593。另外,一些特大的水旱灾害,其引发的疫病更加普遍和严重,如1931年和1934年的大灾害。1931年,沿淮大水,灾后,瘟疫横行。五河县,“是年秋,霍乱流行,城乡染病者众多,死亡惨重,个别地方死亡人数近半”[41]585。1932年皖北霍乱疾病的爆发与1931年特大水灾有直接的关系。水灾导致水资源环境恶化,为霍乱的流行提供了滋生温床。《赈灾辑要》载:“安徽疫疬以皖北最重”,上年“尸骸遍野,无人掩埋,加以天气亢旱不雨,以至时疫流行。穷乡僻壤之所,卫生毫不设备,一且染疫,速于瓜蔓,一人得病,传染一家,死者无棺盛殓,往往弃尸田野,种种惨情,目不忍睹”[39]176。蒙城县夏季时,县城四门日夜出棺,街头巷尾哭声不绝;农村死亡尤甚,有些村庄往往全家死绝,惨不忍睹[42]445。灵璧县次年夏天,因霍乱死人不计其数,仅在县城内,每天有30～40具棺材出殡,后来棺材供不应求,死人只能席卷而葬,有人早上抬死人,晚上被人抬;亲友不敢吊丧,医生不敢开诊,官员不敢出屋,平民百姓烧香拜佛,人人惶恐不安[43]762。此后到1949年前,皖北各地瘟疫灾患不断,无情吞噬着乡民的生命和财产。

近代河南沿淮地区天灾人祸不断,百姓生活环境和卫生状况极差,多种疫灾爆发。郾城县民国十五年、十八年和三十一年发生伤寒3次,42 000多人发病,其中死亡2 880多人[44]566。大水灾过后,容易引起疫灾发生。如正阳县1931年发生水灾后,霍乱、天花、麻疹、脑炎、伤寒等疫病相继发生,农民外逃过半,死亡58 000余人[45]18。1932年的汝阳县,霍乱在城关、大安、内埠、三屯、汝南等地流行,患者上吐下泻,腿转筋发麻,走路间突然倒地而亡。政府官员多率先躲避,群众用点燃破鞋、打铜器、擂排鼓、腰缠红布、放鞭炮、门上挂葱蒜等办法来驱邪。当时,城关发病1 500余人,死亡470人。内埠发病2 400人,死40余人;大安发病2 200余人,死200多人;三屯死100多人;汝南死70余人;最初死人尚有邻居帮助埋葬,后竟没人敢近,亦有死数日无人掩埋者,田间无人干活,街上少有行人,四乡群众不敢进城[46]93。1942年至1943年,河南发生大旱灾,灾害也相继引发了各种疫病的流行,“河南去年天旱死人过多,今年入夏以来,各地瘟疫流行,回归热、伤寒、流行性感冒等传染病,各县均有发现”[13]。1943年,临颍县也发生多种疫病,如伤寒疟疾比较普遍,全县有一半人口以上染此疾,其中固厢乡金仝村有1 500人患上疟疾,占全村人口的70%[47]589。

山东省沿淮流域,由于灾荒、战争频繁以及卫生条件差等因素,其霍乱、伤寒、天花等疫病时常发生。1902年8月20日《大公报》载:“东省瘟疫流行,死人甚速。自5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城内伤人一、二百名不等。”民国时期,瘟疫疾病更加盛行。1930年,鱼台县霍乱发生,患者11 000人,死亡3 000多人[48]307。1946年,临沂县“朱陈区发现虎烈拉,已一个多月,蔓延四十余村,死亡百余人,染病者两天五百余人。虽经我卫生人员竭力抢救,但仍在发展,此起彼伏,殊甚严重”[4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