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艳

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每每有人问及老家何在，总有种不知如何作答的迟疑。出生在上海，籍贯河南或者更远一辈的山西，于我，没有多少记忆。不更事时的离开，半生中偶尔的到访，终究因为缺乏共鸣体验，没能成为故乡印象的一部分。剥离了好吃的、好玩的以及值得思念珍惜的人，哪还有什么故乡？也许，我应该算是一个福州人吧，毕竟在这儿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可是，即使是认识了十几二十年的朋友，也不认同我是福州人，偶尔开口说一句福州话，都会被他们怼：“郞阿俩（两家音）。”我缺乏说自己是福州人的勇气，福州似乎也从来没有满足过我关于“故乡”的想象。南方人说我是北方人，北方人说我是南方人，我便很自觉地把自己夹放其中，不尴不尬地支吾而过。没有根，也不走心。

一

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那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活环境。左邻右舍的叔伯阿姨来自五湖四海，大都是外地人。或者夹带着各自的方言口音，但普通话始终是居于主流的交流工具，倒是院墙之外“鸟语一样难懂”的福州话、那穿着人字拖的光脚丫、那散发着虾油味的菜肴以及那挟着本土香火气息的门楣……成了有别于此的标配。那个时候，福州的外地人很少，大都是因为各种需要调来“支援前线”的，本身就有种“遗世独立”的感觉，再加上与原乡不同的习俗、语境乃至心态，让他们与福州这个本该最熟悉的地方保持着一种生分的距离感。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福州，属于“解放台湾”的一线城市，市政建设总有点赶不上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