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波 李静

长期以来，对于西方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主要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事实上，即便对于接受了现代人类学训练的中国人类学家来说，“中国”也主要是作为经验材料的提供方，对于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理论和概念，则缺乏反思和贡献。换言之，中国尚未成为人类学的思想来源。[1]

作为一门主要在欧洲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不免会出现“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讨论，这与其姊妹学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境况一样。[2]但这种讨论有时会进入一种非此即彼的“站队”状态——要么被贴上西方知识话语体系“买办”的标签，要么被目之为简单庸俗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自我保护。如果说前者可以归为“人类学在中国”（Anthropology in China），其主要关怀在于建立中国人类学作为一门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并推动其理论发展。那么后者比较接近“中国的人类学”（Chinese Anthropology）的立场，其主要落脚点在于如何发展出一种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知识体系。

事实上，中国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hina）既需要对“理解中国”作出贡献，同时也应具有“放眼世界”的开阔视野；[3]其知识生产既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生活经验，又具有普遍人类学意义上的规范及关怀；其面向的既是世界之中国，也是中国之世界。本文以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和认识为例，试图对上述议题进行剖析。

“内部异邦”

在各类搜索引擎中输入“人类学家”这个词，呈现出来的照片大多相似，都是一个白色人种、穿着随意的人类学家与黄色或黑色人种的土著人站在一起，或是访谈，或是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