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步伐深刻影响了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容闳尝言：“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然而在其后的历史中，对西方知识的吸收却往往超出“改良”的范畴，作为外来者的西方知识越来越成为中国学者的思想本位，而中国素有的古老文脉则愈发显得遥远而陌生。中国与西方在知识场域中的主客关系被颠倒了。

“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语），这就是客体的命运。近年来，虽然中国社会科学界在国际期刊中的发表量持续增长，但研究方法上大都是套用西方的理论话语。如李小云所说，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西方理论的“资料员”和“研究助手”。在喧嚣的知识生产背后，实则是学术主体性的普遍缺失。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本土化意识和自主性焦虑，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然而，探求社会科学的自主道路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许多后发国家和地区都面临的问题。瞿宛文指出，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界虽然较早引进了西方学术评价体系，但这套体系过于依赖西方准则，以在国际期刊上的发表量为指标，使得本地学者的问题意识往往被西方学界的潮流所引导。而欧美国家主导的国际期刊所关切的议题不一定与后发国家或地区的本土议题重叠，这使得台湾的社会科学研究常常脫离对本土议题的关注，也难以为相关政策提供有效的支持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