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阳 孟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北京 100070）

1 问题提出

在劳动关系领域的研究中, 政府治理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关注的焦点之一。结构功能论者通常将政府的作用局限在劳动法律与政策规约的作用之中。例如, 泰勒（Bill Taylor）等（2003）将劳动关系中政府的角色定位在监督者、规制者、损害控制者和调解与仲裁者之上。这一判断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 但却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我国政府本身从中央到不同层级地方的复杂关系, 以及其行为的复杂性。因此, 之后的一系列社会学、政治学视角的研究将政府在介入集体性劳资纠纷的行为作为深入挖掘的对象, 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发现。1

回顾关于劳动关系调整中政府行为的既有研究, 主要涵括两个视角。其一是关注国家制度安排与政府治理结构的偏宏观视角, 其二是关注产业纠纷化解中政府具体策略选择与策略有效性的中微观视角（陈峰, 2009）。前者力求考量国家制度、组织结构、权力运作方式等静态因素对劳动关系运行的影响, 探讨在既定的制度性背景之下劳动关系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及之所以呈现这些特点的原因, 试图解释产业行动难以发生或是被逐渐被化解的制度性根源,包括李静君（Lee, 2007）分析政府宏观治理的“分权化法制权威主义”（Decentralized Legal Authoritarianism）, 陈峰（Chen, 2010）指出的劳动个体权利和集体权利的立法差异与倾向性, 吴清军（2012）提出的国家层面“指标管理”等,这一视角下的研究较少将地方政府调整劳动关系的具体策略与行为纳入考量范围, 未能揭示政府调整劳动关系的具体行为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