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巧

人生在世，总有人情账。作为读书人的清代士大夫群体，即便满腹学问，浮沉宦海，也难免彼此之间要点缀人情，或多或少有着经济上的往来。

贫寒的士大夫往往需要借钱赶考、赴任。清代读书人参加考试以及官员赴任，交通不方便，甚至路上要花几个月时间的，花费不少，很多士大夫尤其是出身贫寒之人都是借钱启程的。

《曾国藩年谱》记载，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公（曾国藩）谋入都会试，无以为资，称贷于族戚家，携钱三十二缗以行，抵都中，余三缗耳。”——这位晚清“中兴名臣”当年也是借钱去北京参加会试的。

曾国藩考中进士，回家復习后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其路费也是四处筹借的，有赠送的礼金，更多的是靠借贷。他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向（曾）大启借钱为进京路费，大启已诺。”同年六月，又写信向耒阳的同族曾忍斋、曾谦六借钱，没收到回信。八月，曾父当面又向曾谦六提出借钱，对方同意借银200两。可是到十月份，银子还没送来，曾国藩只好硬着头皮，再度写信催借银两，并且还写了对联条幅送给曾谦六，以示结好。

衡阳县令等地方官员得知曾国藩将去京城参加散馆考试，都送了礼金给他作为旅费。新晋进士的寒碜，出身寒门的士大夫官员们其实都有体会。

晚清名臣王文韶在同治六年（1867年）湖北道台任上时，一位叫徐子静的朋友被派云南任职，手头拮据，他慷慨解囊：“徐子静辞行，拟即由川（四川）赴滇（云南），长途薄宦……可矜亦可虑也，赠三十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