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旭东

摘 要：班固的《汉书》与皇甫谧的《高士传》，一个是纪传体史书，一个是隐逸传记文学作品。然而，班固与皇甫谧所处时代不同，个人思想不同，其作书目的也不同。他们作品中的论赞也展现了不同思想与艺术特色。本文将以《汉书》和《高士傳》的论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评论对象，思想和语言艺术特色的比较，探讨两者的差异与价值。

关键词：班固；《汉书》；皇甫谧；《高士传》；论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4

论赞文体诞生于正体史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论赞也进入人物传记类的小说作品。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蒲松龄《聊斋》的“异史氏曰”。当今研究中，对“异史氏曰”和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的对比研究成果有很多，可以说“太史公曰”和“异史氏曰”是“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的两个典型。但不可忽视是，司马迁和蒲松龄之间间隔的年代相当久远。蒲松龄的“异史氏曰”实际上是“文学”论赞成熟之后的产物。“史学”论赞向“文学”论赞的发展绝非是从“太史公曰”到“异史氏曰”的跳跃，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有有必要对这期间的史学和文学类作品的论赞进行比较研究，《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则分别在“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汉书》上承《左传》、《史记》，下接《后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及各类传记作品，在论赞的发展中承上启下，对论赞文体的成熟及其后的论赞作品都有重要的影响。《高士传》则是特殊的人物传记作品，由于材料杂取子史，以至于《庄》、《列》寓意之作，常将杜撰的人物、事迹视为真人实事，为之立传，混迹其中。[1]古代学者对论赞的研究中，对皇甫谧的《高士传》也有所提及。例如，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明各家论赞名称时就提到“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2]。《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对比与“太史公曰”和“异史氏曰”的对比相同，都是“史学”论赞和“文学”论赞的对比。此外，《汉书》和《高士传》之间相隔并不似《史记》和《聊斋》之间那样久远。故而，对《汉书》和《高士传》论赞的对比研究，不仅能看到班固和皇甫谧写作的内容、思想，及艺术特色的异同，更可见论赞从史学向文学发展的渐进过程。

一、《汉书》与《高士传》论赞评论对象之比较

《汉书》与《高士传》分别是重要的史学著作和文学人物传记，其论赞体现着作者所持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判断。但班固与皇甫谧处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思想，其作书目的也不同。这使得他们在选择评论对象和评论立场时都存在着差异。

（一）《汉书》注重王公将相

关于史书的评论对象，梁启超曾有这样的评价：“《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3]他指出《汉书》开始，史书对社会人物描写减少，对与统治阶级相关的王侯将相描写增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汉朝是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而不是春秋战国时四分五裂的社会，对社会产生推动和影响的往往是自上而下，从顶层统治阶级到下层的社会，所以《汉书》的论赞也主要关注的是这些统治阶级的王侯将相。此外，《汉书》论赞也提及了部分下层人士。

对于帝王，班固在评论时针对不同的君主也有不同的感情色彩，例如对文帝、景帝，班固直接发出“呜呼，仁哉”[4]33和“景，美矣”[4]38的感叹，但对哀帝、平帝则评论其“权柄外移……飨国不永”[4]88，“孝平之世，政自莽出……民怨于下” [4]92的惋惜。对于臣下，班固以“论将”赞冯唐，以“守法”赞张释之，以“正直”赞汲黯，以“推士”赞郑当时，[5]对这些正直忠臣予以赞扬。但对佞臣如邓通、赵谈、李延年之流，班固则批评其“位过其任，莫有能终” [4]919。

《汉书》虽对王侯将相有充分关注，但对下层人士也有提及。例如在《杨胡朱梅云传》中狷狂士，《游侠传》中的豪杰游侠。班固对他们的态度也各有不同。例如对狷士杨王孙，班固认为 “观杨王孙之志，贤于秦始皇远矣” [4]。但对于游侠，班固则认为这些人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不宜过度宣扬。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的评论性文字并非都在篇后的论赞中，一些篇目诸如《货值传》、《游侠传》的评论在篇首。这些与论赞一起构成了《汉书》的评价体系。

（二）《高士传》注重隐逸高士

皇甫谧《高士传》的评论对象相比《汉书》要单一很多，均是“身不屈于王公，名不耗于终始”[6]181的隐士。而《高士传》的人物则杂取子史，不仅有历史人物，还有虚构人物。《高士传》的论赞一般点明高士的事迹以及赞扬其精神。

历史人物中，有史书为其作传的。例如见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的老子、庄子。也有来自其他人物传记中的人物，例如《史记·留侯世家》中的黄石公和商山四皓，《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中的严遵等。

虚构人物则多取诸子书中的人物，例如王倪、许由等所谓尧舜时人。此外《高士传》还有许多不知名姓的隐逸人物和传说人物，例如汉阴丈人、石户之农，披裘公等。

不论是历史人物还是虚构人物，《高士传》的论赞内容基本都是对高士事迹的勾勒以及对高士精神的赞扬。《弦高》中，皇甫谧以“秦穆扬兵，於周邂迕，矫命犒师，阴抒国祸”[6]191寥寥数字点出弦高犒师的重点，并强调弦高“辞赏居夷，飘然弗顾”[6]191的行为。对他爱国和不贪富贵的精神予以赞扬。同样，《许由》中，皇甫谧以“黄屋将归，紫芳高举。颍汲箕田，羞颓汗鄙”[6]185对许由逃隐的事迹用形象的语言加以概括，说明其不慕名利的精神。

（三）评论对象不同之原因

《汉书》专注王公，杂以其他的评论对象，而《高士传》的评论对象是清一色的隐逸高士。班固对不同人物或事件根据其历史影响或有褒贬。皇甫谧对高士则从不同角度赞扬。可以说，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和持有的态度并不同。究其原因，在于班固和皇甫谧想通过这些人物传达的主旨不同。《汉书》是一部断代史，史书的身份决定了它对不同人或事褒贬不一的态度，而断代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王公将相的特别关注。古人作史书，往往带有“资鉴”的目的。载前朝治乱，以明本朝兴衰。就史学的意义来说，“论赞”体的批评，是史家表达历史识见的一个重要方式。[7]史书的读者通过作者在论赞中的“寓褒贬”对人物或事物“别善恶”。这就决定了史书作者需要选取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相对比以达到其“以古鉴今”的目的。《高士传》是一本人物杂传，皇甫谧能为虚构人物立传，可见其作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史实。《高士传》历来被视作皇甫谧的“自况”之作，清代学者章学诚评价称“隐逸本于皇甫谧”[8]，皇甫谧在《高士传》序言中表达了自己因向往高士行为，欣赏高士隐逸精神而为高士立传的写作目的。所以他才会把高士作为关注的对象并对高士以积极评价。

二、《汉书》与《高士传》论赞思想之比较

（一）《汉书》尊汉崇儒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上升为国家统治思想。而东汉时期，统治者继续不遗余力以儒学教化社会。儒者游历全国，设塾讲学，博士生活富足，广收门徒。①从这些社会现象都可以看到东汉儒学兴盛之况。社会中浓重的儒学氛围自然对班固有很大的影响。此外，班氏世家为汉臣，自觉膺服于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儒家思想和认刘氏为正统乃情理必然。[9]班固之父班彪曾以“百姓讴吟，思仰汉德” [10]393劝说割据陇海的隗嚣归顺刘秀，隗嚣不听，遂作《王命论》说明“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10]393，为刘氏的正统地位正名。故而在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下，班固在《汉书》的论赞中有明显尊汉崇儒的倾向，这些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班固经常引用孔子言论及经书内容进行评论并对儒林以关注。《张陈王周传赞》云：“故孔子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语出《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羽在孔子眼里资质低下，不能成才。但最后诸国无不传颂其名。班固以此发出对张良“以为其貌魁梧奇伟，反若妇人女子”的感叹，说明人才不可以貌取之。《佞幸传赞》中，班固以孔子“损者三友”之言，提醒统治者任人需用贤而不用亲。班固也对其他经书内容加以引用，说明其观点与思想。《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赞》云：“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班固用《诗经》的诗句说明荆舒之地多叛乱，隐射淮南王、衡山王的谋反行为。除了引用孔子言论及经书内容，《汉书》还专为儒家有成就的学者立传并在论赞中对这些人大加褒扬。董仲舒是推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人物。《董仲舒传赞》中，班固称赞其“有王佐之材”[4]571。《楚元王传赞》中，班固将刘向、董仲舒等人与孟子、荀子并别，称这些人“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 [4]478，对这些儒者的学识和影响给予积极评价。《汉书》的《儒林传赞》中，班固叙述武帝以来儒学“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4]884的盛况，并指出其原因在于儒家思想被确立为统治思想后，儒学成了一条“禄利之路”。统治者以此拉拢士人，统一思想；统一士人也以此换取衣食，效力朝廷。

其次，《汉书》的论赞多以朝廷为出发点，维护封建等级，对君主的行为多褒扬乃至粉饰。班固在《汉书》论赞中强调汉朝的建立是顺应天命，继唐尧之正统。他用“五德终始”的观点，为汉朝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依据，说明高祖刘邦建立汉朝是“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4]20的历史选择。因此，凡与朝廷立场有出入的，班固都毫不留情地批评。最明显的例子当属班固对游侠的态度。司马迁认为游侠的行为虽不容于法度，但他们有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生的优秀品质。班固则对朝廷打击游侠势力的作为表示支持，認为游侠窃生杀之权的行为已经是罪不容诛，他们所谓的品质也不过是道德之末流，难登大雅。《汉书》的论赞多对皇帝以正面评价，虽然诸如文景、武帝的评价还是较为恰当准确，但元帝“多才艺，善史书。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4]74-75，成帝“成帝善修容仪，升车正立，不内顾，不疾言，不亲指”[4]84，这些并无多少作为的皇帝，班固却依然以这些乏善可陈的东西来称颂他们。这与他对汉朝的拥护与儒家讲求忠顺的思想是一致的。

（二）《高士传》儒道兼综

皇甫谧处于魏晋思想变革之际，此时的汉朝以来儒家经学传统逐渐向魏晋玄学思潮转变。皇甫谧继承旧有的经学传统，魏晋玄学也对他深有影响，其思想整体是儒道兼综。与班氏家族一样，皇甫氏也有浓厚的儒家传统。皇甫谧的高祖皇甫规曾举贤良方正，后还乡“以《诗》《易》教授，门徒三百人”[10]620。其祖父皇甫叔献，任灞陵令，父皇甫叔侯，举孝廉。这样的儒学家世自然对皇甫谧的儒学思想有深刻影响。皇甫谧的儒学思想见于其各类著作中，《帝王世纪》对各代帝王谱系详细罗列，强调王道纲常，具有儒家礼法精神。《列女传》叙述与忠孝节义有关的人物事迹，宣扬儒家伦理观念。皇甫谧虽有儒学背景，但其所处时代却属于魏晋玄学的上升时期，所以皇甫谧从老庄哲学中也汲取了大量道家思想。皇甫谧以颇具道家色彩的“玄晏先生”自号，遁世隐居，朝廷屡次征兆征召而不就。生活上俨然是一位隐逸之士。可以说，皇甫谧深受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这种儒道兼综的思想也体现在《高士传》的论赞中，具体在以下两个方面：

《汉书》推崇儒家，所以关注儒林。《高士传》重隐逸，则对道家人物更为关注。《高士传》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道家著作的人物，诸如《庄子》被衣、王倪、齿缺和石户之农等以及《列子》中的林類，老商氏等，皇甫谧在评论时也多直抒对这些人的赞美之情。例如被衣“超然释智”，齿缺“蕴含上智”。老商氏“得道而归”等。此外，来自史书的人物也是精通老庄的道家人物。河上丈人见于《史记·乐毅列传》，著有《老子章句》，皇甫谧评论河上丈人是“伯阳倡教，嗣流河上”[6]211的道家宗师。严遵见于《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也是一位“聃文是阐，乃作《指归》”[6]219的道家人物，他著有《老子指归》，对老子思想进行阐释。

虽然《高士传》对道家人物关注更多，但隐逸并非道家的专属权利。儒家思想虽然强调积极用世，表面上看同隐逸现象格格不入，但它对高士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11]故而在《高士传》中也可以看到儒者，诸如颜回、曾参以及田何等人。皇甫谧或评价其精神，或论其学术成就。皇甫谧以“浩浩之气，常骄大人”[6]200，点出了曾参轻视权贵的精神，以“不悼簞瓢，心齐白日”[6]200说明颜回安平乐道，志向远大的精神。田何治《周易》，皇甫谧以“子莊嫡继，孔派。一移客土，四嗣俱兴”[6]214来说明田何对《周易》的继承和传播所做的贡献。

除了对儒道两家的隐逸之士关注以外，皇甫谧在论赞中也经常提及高士们“定帝谋王”的行为。统治者礼贤下士，高士也为统治者解忧排扰。统治者与高士并不对立，而是相处融洽，亦师亦友。蓋公以无为之道教导丞相曹参，曹参才能“衍辅汉庭，玄风犹在”[6]212。另外，像严光这样“少与龙潜”，与光武帝刘秀“内榻同眠”，更是与统治者有着朋友般的关系。就算是从尧处逃隐的许由，去世之后，也被尧封为“箕山公神”，世代祭祀“绵绵无绝”。从皇甫谧的评论中可以看到，这些高士一方面隐居山林，一方面又和统治者有平等密切的来往。这实际上体现着皇甫谧心中统治者与士人的理想关系——宽松与包容。统治者尊重士人，能礼贤下士，向其求教。同时，并不强求他们一定为自己效力，尊重士人的选择。士人也不会排斥统治者，即使不为其效力，也能为其出谋划策，指点迷津。两者的关系并非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是良师益友，相互促进的关系。皇甫谧这样的理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魏晋时代，政权反复易主，并常常伴随着杀戮。士人朝不保夕，稍有不慎，遂身首异处，统治者与士人的关系是异常紧张的。正是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才有皇甫谧在《高士传》中对统治者与士人轻松友好的关系的描写。

可以说，高士们多为道家人物，治道家经典，但同时又能为帝王出谋划策，排忧解难。这些高士身上杂糅着儒家与道家，是《高士传》儒道兼综的思想体现。

三、《汉书》与《高士传》论赞语言特色之比较

（一）《汉书》骈散结合

论赞作为史书作者带有主观色彩评论的部分，恰当运用语言对传达准确的评论立场和立场有积极作用，这对作者的文学功底有着很高的要求。很明显，班固并不缺乏这样的才能。《后汉书·班固传》中有“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百家之言，无不穷究”[10]395的记载。《汉书》论赞语言最大特点在于骈散结合，整饬而富有变化，具体表现在《汉书》论赞多用四、六句，中间又杂以散句，故而有刘知几所谓“典诰之风”。例如《宣帝纪赞》：

赞曰：孝先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籓。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4]68

《魏豹田儋韩王信传》：

赞曰：周室既坏，至春秋末，诸侯耗尽，而炎、黄、唐、虞之苗裔尚犹颇有存者。秦灭六国，而上古遗烈扫地尽矣。楚、汉之际，豪桀相王，唯魏豹、韩信、田儋兄弟为旧国之后，然皆及身而绝。横之志节，宾客慕义，犹不能自立，岂非天虖！韩氏自弓高后贵显，盖周烈近与！[4]374

以上两则论赞均以四、六句为主，中间又兼有散句，语句稍加雕琢辭藻，句式较整齐，有骈俪化的倾向。班固将散文的风格与辞赋的风格相结合使得《汉书》的论赞在整饬中富有变化。

（二）《高士传》骈俪整饬

相比于《汉书》，《高士传》的论赞更加骈俪整饬，其论赞中只有清一色的四言句。同时，《高士传》在正文中以叙述性的文字描述高士行为，在论赞中则以典雅整饬的抒情性文字既对高士行为概括，又表明了自己对高士的赞美。例如《东海隐者》：

东海隐者，不知何许人也，汉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节徵用，历位至一年。复还，通友，不肯见，而让之曰：“不有忠信奇谋，而取大位，自知无德，曷为致此？而复遽去，何往来屑屑不惮烦也！”遂距良，终身不纳。论者高之。

隐者贤旷，避世沧瀛。其友树节，乃饵华缨。

进轻退促，举动不经。交携长绝，时议所钦。[6]225

实际上，《东海隐者》的论赞与正文的内容并无多少差异，即东海隐者之友王良以清节换取利禄，东海隐者与之绝交的事。正文用叙述性的文字进行描述，而论赞中则以整齐典雅的四言句概括。正文中以“良以清节徵用，历位至一年”说明王良终南捷径的行为，而在论赞中，则被浓缩成了“其友树节，乃饵华缨”这八个字，语言精练而典雅。同时，从“隐者贤旷，避世沧瀛”和“进轻退促，举动不经”就能看出皇甫谧对两者的态度，东海隐者是闲雅高洁的，而王良则是有背高义的。

《高士传》论赞的骈俪整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的兴盛不无关系，与高士传同时期的史书作品的论赞，也呈现骈俪整饬的倾向。例如与皇甫谧同时的陈寿所作的《三国志》中《董二袁刘传》评曰：

董卓狼戾贼忍，暴虐不仁，自书契已来，殆未之有也。袁术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袁绍、刘表，咸有威容、器观，知名当世。表跨蹈汉南，绍鹰扬河朔，然皆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昔项羽背范增之谋，以丧其王业；绍之杀田丰，乃甚于羽远矣！[12]

如果以《汉书》为对照，则《三国志》论赞的更加骈化，散句更少，更加工整。皇甫谧和陈寿之后范晔的《后汉书》的论赞，则与《高士传》更为贴近。例如《后汉书·董卓列传赞》：

赞曰：百六有会，《过》、《剥》成灾。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无礼虽及，馀?遂广。矢延王辂，后缠魏象。区服倾回，人神波荡。[10]686

范晔也全部用四言，这一点与皇甫谧一致。对比《三国志》，《高士传》和《后汉书》在论赞骈俪化上做得更为彻底。整个论赞十分典雅整齐。

可以说，《高士传》的论赞所呈现出的骈俪整饬，与这一时期的骈俪文风有着密切关系。不仅是《高士传》，甚至于正体史书的论赞都呈现出这样的特点。

四、结语

论赞自《春秋》“君子曰”而起，是史书和传记文学抒发作者议论和感慨的重要文字。《汉书》与《高士传》的论赞都在论赞文体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但因其作者的思想和所处的时代不同，《汉书》和《高士传》的论赞又各自独具特色。在评论对象上，《汉书》关注王侯将相，《高士传》关注隐逸高士。在思想上，《汉书》尊汉崇儒，而《高士传》儒道兼综。在语言特色方面，《汉书》骈散结合，而《高士传》骈俪整饬。虽然《汉书》与《高士传》论赞的对比讨论至此结束，但有关论赞文体的发展演变以及不同时期，不同作品论赞特色的讨论仍将不断持续。

注释：

①范晔《后汉书》载：“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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