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曾国藩重刑思想是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国藩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形成了重典“治民”、“治军”、“治吏”的法制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经过曾国藩治理的地区，局势相对稳定，吏治相對清明。曾国藩重刑思想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曾国藩法律思想，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都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曾国藩 重刑 治民 治军 治吏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研究”（14C060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项目“曾国藩法律思想研究”（16JD33）。

作者简介：李晶，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律史与法律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2.005

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晚清时代，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尖锐——对内要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与捻军起义，对外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大肆入侵。在此背景之下，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极具时代特征，他强调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封建纲常礼教是维护清政府统治的基础的前提下，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糅合了法家的“重刑思想”，提出“严刑以致乂安”的主张。据此，曾国藩在治民、治军、治吏等方面都采用了重刑。

一、重典治民

曾国藩通过对当时清政府所处情势分析后认为：清政府处于“乱世”，应“重典治民”。从重刑思想出发，曾国藩穷凶极恶的镇压各地农民起义。

曾国藩在《与湖南各州县公正绅耆书》的书札中明确指明了当前清政府正处在“有事之秋”，“应严立团规，力持风化”。并赋予“团长、族长”惩治大权，“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对于“逃兵、逃勇，经过乡里劫掠扰乱者，格杀勿论。其有匪徒痞棍，聚众排饭，持械抄抢者，格杀勿论”。 对待起义的农民主张重刑惩治，格杀勿论。

曾国藩在呈上的《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折》中明确提出：“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由此可见，曾国藩甚至不顾忌个人名誉，为了维护清政府统治不惜获取“残忍严酷之名”，对普通民众都不惜施以重刑。曾国藩在该奏折中还明确提到，其在湖南团练期间，对于“匪类”（包括教匪、盗匪、痞匪以及游匪），尤其是游匪，均认真查拿，“遇有形迹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巡抚令旗，恭请王命，立行正法”。并“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妥员二人，拿获匪徒，立予严讯”。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实施重刑，在于他对当时清政府时局的理解：“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 。

曾国藩在呈上《拿匪正法并现在帮办防堵折》中明确提出对搜拿的匪徒，可以随时正法。对搜拿匪徒采取的方式也进行了奏报：“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壹百肆名，立杖毙下者贰名，监毙狱中者叁拾壹名。”被处死的数据不包括“各州县擒拿匪党”，曾国藩认为“虽用刑稍过于严峻，而地方颇藉以安静” 。

在与太平天国战斗的过程中，曾国藩对待太平军更是毫不手软的屠戮。如曾国藩在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对于参与其中的人，不进行身份上的任何区分，也不考虑情节，都施以极刑。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陷天京后，就率领湘军对太平天国大肆屠杀，“三日之内毙贼共十余万人” 。

曾国藩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希翼通过采取重刑的方式，以重法威慑民众，达到使民众畏法惧法，违法者因畏惧而不敢再犯，守法者因惧怕而不敢所为的目的。

二、重典治军

曾国藩对湘军的治理军队的过程中，为了严肃军纪，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军队制订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和规定。

咸丰六年曾国藩作《陆军得胜歌》，在纪律号令部分明确要求“不许吸烟并赌博，不许高声大喧哗；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在此，曾国藩对军人的行为作出了禁止的规定：军人不得吸烟、赌博，不得大声喧哗；对于奸淫掳掠行为更是处以极刑。

咸丰八年，曾国藩作《爱民歌》，曾国藩写爱民歌的目的在《爱民歌》中得到了明确的诠释：“官兵贼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贼是禽。官兵不抢贼匪抢，官兵不淫贼匪淫。若是官兵也淫抢，便同贼匪一条心。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出丑声明” 。曾国藩以此加强了湘军的纪律性，并赢得民心。

咸丰十一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作《劝诫浅语十六条》，用浅显通俗的语言，分别给州县官员、湘军营官、衙门委员、地方绅士等进行劝谏，其中“劝诫营官四条”，分别是：“禁骚扰以安民，戒烟赌以儆惰，勤训练以御寇，尚廉俭以服众”。曾国藩针对湘军营官，首重“安民”，认为“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便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 ；“戒烟”、“戒赌”则在于重视军队的作风建设，同时要求将领与军人“勤训练”、“尚廉俭”。

曾国藩为了规范对湘军的管理制定《营规》，以制度的形式来严肃军纪，以此来增强湘军的战斗力。涉及从严治军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扰民之规”以及“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禁扰民之规”的具体内容与《爱民歌》内容一致，如前所述，在此不再赘述。“禁洋烟等事之规七条”中明确指出：禁止洋烟；禁止赌博；禁止喧哗；禁止奸淫；禁止谣言；禁止结盟拜会；禁止异服。 为了将这些措施执行到位，还在“稽查之规”中明确规定“查街”，即“每日派什长及亲兵数人，至营盘附近街市稽查。如有扰民者，吸洋烟、赌博者，立即拿回究办。”曾国藩根据兵勇行为对军纪危害程度的大小，明确规定了不同的惩治方法。总体来看，曾国藩希翼通过严厉的刑罚，使兵勇不敢犯此类行为，以此来达到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以及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

曾国藩在治理军队的过程中，将“爱民”置于其治军的首要地位，并以此来作为曾氏治军的首要军纪，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从严治军的军纪，对于战场临阵脱逃、假冒军功者更是处以死刑。曾国藩认为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达到“保家卫国”的目的。

三、重典治吏

曾国藩在长期的从政生涯中认识到整饬吏治是得民心、缓解民间疾苦的关键因素，也是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的保障。曾国藩在《备陈民间疾苦疏》奏稿中明确指出：民心涣散的危害远远大于国贫，而民心涣散的缘由在于民间疾苦，这主要是由“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盗贼太众”、“冤狱太多”造成。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曾国藩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薄赋税，要求其所辖官员“勤廉谦自矢”。 希翼以整饬吏治、清理积案以及公正司法的方式达到安民的目的，以此来维护当时岌岌可危的统治以及维护社会稳定。

（一）制定规则以制约官吏的行为

曾国藩以州县为整饬吏治的基础，认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其强调的是要以规则来约束官员的行为，尤其是基层官员。在曾国藩亲自作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中，劝诫州县官吏的有四条，要求州县官员“治署内以端本”、“明刑法以清讼”、“重弄湿以厚生”、“崇俭朴以养廉”。

同治七年八月，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上任后发现同治七年以前的积案多达一万二千多件，其数量之多，实属罕见。曾国藩认为对积案的清理有利于舒缓民怨，对于吏治腐败也是一种打击。为了有效清理积案，曾国藩制定了《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和《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直隶清讼事宜十条》侧重于提高官吏的清理积案的效率，规定：“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州县须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悬牌示众”、“禁止书差索费”、“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严治盗贼以弭隐患”、“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奖借人才，变易风俗”。每条之下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并明确了对违背者的惩处。《直隶清讼期限功过章程》则侧重于对官吏清理积案的功过奖惩，其规定详尽，惩处更是严厉。

（二） 严惩贪官污吏

曾国藩吏治思想的重心之一是重典治吏，也是其法律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曾国藩认为要做一个好官，必须具备勤、恕、廉、明的基本素质。 对于贪污贿赂行为绝不姑息，一经查出则严惩不贷。

如同治四年十二月，在《查复吴昌寿张曜参案折》中，曾国藩在查证被参官员的情况后，认为：遂平县知县文玉“勒捐被诉”属实，应将其即行革职；邓州知州黄缙昌“贪劣”无“可指之迹”，不作惩处；汝阳令蕴琛实则“清廉刚正，实心任事”，应官复原职。 在《查复山东抚藩等参款折》中，曾国藩在查证被参官员情况后，认为：藩司丁宝桢“功多过少，众望允孚，应免其置议”。候补道王继庭“才尚可用，并无劣迹，应开复原官”。而兖沂曹济道卢朝安因“心术险卑，声明尤劣，虽经告病开缺，仍勒令休致”；署齐河县知县李均“贪鄙妄为，应即行革职”。 同治六年九月，在《甄别府县等官折》中，曾国藩将与“廉明相悖”的官员如徐州府知府郜云鹄、江苏升用知府候补同知县直隶州金鸿保、江苏新阳县知县戴元鼎、江苏宜兴县知县郑猗菉、荆溪县知县张乔林、安徽南陵县知县蔚元昆等六位官员根据其所犯罪行的轻重或降职、或教职改用、或留省查看、或革职。 同治七年六月，上奏拟将“平日横行不法、劣迹多端、凶暴异常”的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正法。 同治八年三月，更是针对整饬吏治，在《举劾属吏折》中，就“劣迹尤著者甄核十一人”，针对尚未核实清楚的十余人，将进一步进行查证，并进行相应的惩处。

四、结语

曾国藩所处的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其重刑思想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一致的。曾国藩在面对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外国侵略者入侵的境况时，作为晚清统治的忠实拥护者，曾国藩认为针对此种乱世，应该重典治世。他认识到规则的重要性，曾制定了一系列的章程和制度；他主张要严格执法，从严治民、治军、治吏。通过曾国藩的努力，经他治理过的地区，吏治比较清明，多少减轻了民间疾苦。尽管曾国藩的重典治世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但其重典“治民”、“治军”、“治吏”的思想，却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

注释：

李晶.曾国藩刑事法律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及渊源.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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