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

1940年代，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公司的概念》中热情洋溢地赞颂大企业在现代社会中的核心地位。他指出：“大型公司的雇员只占产业工人的少数，但是他们的劳资关系为全国树立了标准；他们的工资水平决定了全国的工资水平，他们的工资条件和工作实践也成为了一种规范。大型公司的交易量虽然在全国不占多数，但他们的繁荣与否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当我们谈论美国的经济机会时，首先想到的是大规模生产的现代工厂和现代大型公司提供的机会；我们谈论美国的技术时，想到的不是统计上的平均值，而是龙头企业设立的标准值……总之，只有大企业在自由企业经济体制下的具体组织形式——才是具有代表性和决定性的社会经济机构，它为人们树立了典范，决定了他们的行为”。

正因为大企业很大程度上承载着社会信仰、精神和希望，所以我也一直期待着中国可以出现杜拉克先生所赞颂的“大企业”，而这个期待随着华为的出现终于成真。

这一切，都源于他丰富强大的内心

“每一代人都需要新的革命。”托马斯·杰斐逊留下了这样的遗嘱，它令一代又一代不同国籍与文化背景的人激动。

1978年以来的40年，是改革力量不断与其他力量交锋并获胜的过程，我们在努力地实践着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整整一代人的激情被激发出来。商业和企业的成长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非在于它摧毁了一个旧传统，而在于它建立了一个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