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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的书法交游

2018-12-22唐炜

书画世界 2018年11期
关键词:翁方纲姚鼐嘉庆

文_唐炜

内容提要:姚鼐作为桐城派古文大家的领军人物,同时也是清中期典型的帖学派代表书家。其与帖学书家王文治、碑学书家翁方纲、学者书家王芑孙等名流过从甚密,他们以书札、信函或诗文唱和来表达彼此之间的美好情谊。这中间,书法既是他们用来传达友谊、切磋学问的工具,同时也往往是他们共同讨论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这对姚鼐的书风和声名多有助益。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一、与帖学书家王文治的交游

王文治是清中期典型的帖派书家代表之一,年少时就以文章和书法称誉。其一生与诸名士交游,不胜枚举,独与桐城姚鼐交情最深,关系最好。二十三岁时,王文治与姚鼐初识于京,直到七十三岁离世,其间凡五十年,二人从未间断往来,可谓情谊深重。初次结识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二十四岁的姚鼐赴京三试礼部,未中。精神沮丧之余,他幸而识得辽东朱子颖、丹徒王文治二学棣,三人谈诗文、论艺术,一见如故,遂定交。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王文治应全魁、周煌之邀前往琉球(今日本冲绳),姚鼐等好友极力相劝,路途风险极大,王文治却以新奇探索益助诗文而婉言谢绝。六月二十四日晚,飓风袭击,船撞礁石,王文治和随使纷纷溺水,幸获渔民救援。其随身携带之物落入海中,唯独姚鼐所赠手书完缺无损,王文治感慨万千,作诗怀人,诗有“爱君初不工临池”“断碑古碣同搜披”[1]句。当时王文治在书法上已有名气,而姚鼐书法并不被人所知。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文治在初春的礼部会试中脱颖而出,中探花。他作书喜用淡墨,故时人称“淡墨探花”。姚鼐赞:“其诗与书,尤能尽古今之变,而自成体。”[2]345姚鼐评价王文治的书法尽古今之变而自成一家,是有根据的。王文治在书学观上主张以晋人为尚,以“右军为宗”,自言学王羲之小楷五十年。其承董其昌的秀逸,又认为李邕是唐代书法之冠,深得“二王”神髓。因为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唐书家可以说无人不习晋人之书。对李邕的《岳麓寺碑》《李秀碑》《云麾碑》,王文治尤为酷爱。在数次的观摩临习后,王文治觉李邕之碑荒率中透露本真,不矫揉,不刻板。字体结构上,他又吸收李邕的中宫收紧、左低右高和欹侧之势。行书上,他又认为颜真卿的《争座位帖》呈烂漫淋漓之态,神力苍茫,可代表盛唐书法的一个高度。二人的书学路径基本接近,都是学董其昌,过渡到唐朝,而上追晋人这一主线。

王文治在赵州时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放下斋”,辞官之后,治心禅理,经常和禅师们修坐。他曾在杭州天长寺修禅,五十岁时,改名“达无”,字“无余”,著《无余阁集》。在其书作中可见“无余居士”款,佛家的清净修性融于书法之中,显得风神洒脱。姚鼐受其影响很深,晚年也精修禅理,自号“惜抱居士”,姚鼐曾见王文治写佛经,有《惠照寺或言古木兰院也见禹卿于此写维摩诘经》诗一首。王文治还精通乐理,曾养歌伶数人。姚鼐相访,王文治邀其观赏歌伶奏乐演出,待人群散去,又默然禅定,持斋戒,食清淡果蔬,这种习惯保持了数十年。王文治去世后,姚鼐悲恸欲绝,过江宁看到好友曾经题写的书迹,睹物思人,老泪纵横。(图1、图2)

图1 姚鼐 万类大虚七言联

图2 王文治 室有人因七言联

二、与碑学书家翁方纲的交游

翁方纲小姚鼐两岁,二人都是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并在乾隆时期占据主流。关于二人的相识,最初是在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三岁的姚鼐赴京参加第六次会试,翁方纲为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开馆,姚鼐被选为纂修官,翁方纲为整个编纂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二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涉及文学、书画方面等。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中数次提及姚鼐,而姚鼐所著的《惜抱轩诗文集》中的《答翁学士书》《为翁正三学士题东坡天际乌云帖》《花朝雪集覃溪学士家归作此诗》《七夕集覃溪学士家观祈巧图或以为唐张萱笔也》《翁学士苏米斋》等亦多记载其与翁方纲的应酬之作。

图3 王芑孙 致陈用光

刘恒认为,姚鼐对书法的热忱,有一部分是受交友的影响。刘恒在《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说:“他最初并不以书法知名,大概是由于与擅长书法的翁方纲、王文治等人交往密切,后来也受其感染,留心翰墨。”[3]119翁方纲与姚鼐一样,都喜欢宋儒苏轼的诗文,自乾隆三十三年(1768)翁方纲以六十金购得苏轼《天际乌云帖》真迹后,便自号“苏斋”,并纂《天际乌云帖收藏世系表》。此后,其诗文集中数十次提到关于《天际乌云帖》的考证、题跋、诗作。受翁方纲之邀,姚鼐在观此帖真迹后,作《为翁正三学士题东坡天际乌云帖》一首:“东坡自谓字无法,天巧绳墨何处施?……前人不见蔡君谟,后人不识柯久思。人生翰墨细事耳,古今相接良赖之。学士新作苏米斋,欲饱看字乐輖饥。此册神妙尤所秘,云烟阅世怜公痴!今朝我更作公病,敛册向箧重手持。曰午来看到昏黑,兀兀不乐归车驰。学士平生妙临本,试作尝眩真鉴知。请烦冰雪襟怀手,再写佳人绝妙辞。”[2]452姚鼐先是褒赞苏轼此帖书法之神妙,蔡襄、柯九思都无法比拟;后写自己对此帖的痴迷,从“午来”欣赏到“昏黑”,竟不愿归去;最后写翁临本惟妙惟肖,难辨真假,旨在说明翁方纲书法水平之高。姚鼐认为古往今来,书法一代传承一代,是伴随人生整个过程的。

乾隆四十年(1775),姚鼐因与馆内同僚政议不合,而辞去四库馆一职。翁方纲获悉后,撰《送姚姬川郎中归桐城序》,并作《送姚姬川郎中假归桐城》诗五首,姚鼐作《乙未春出都留别同馆诸君》诗,以示离别。姚鼐辞馆的第二年,祝德麟将王宸、钱载等人合作的画册嘱托翁方纲题款:“先生即用册中蓬心临董书储诗韵二首,前一首怀谢启昆、姚鼐。”[4]93翁方纲对姚鼐的思念溢于笔墨之中,可见姚鼐在四库馆内虽然仅待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二人交情甚笃,历久弥新。

姚鼐与翁方纲友情交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都对宋明理学和汉学考据持中和的观点。翁方纲对理学在伦理道德上积极的方面表示肯定,不像馆内戴震、纪昀对宋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另外对汉学在训诂、考据等上治学方法上予以赞同。翁方纲在金石学、搜访碑版石刻方面成就很大,姚鼐在《惜抱轩尺牍》中多次对翁方纲金石学研究褒扬有加,姚鼐写给法式善的《复法梧门二首》其二中说:“鼐素不能究心金石之学,……想翁覃溪、钱莘楣、谢蕴山数先生金石记,……鼐闻见不广,不能多数耳。拙集似已上呈,兹寄法帖题跋诗帖二种。”[5]8姚鼐在《与胡雒君》中说:“翁覃溪令其更有事考稽于石刻……”[5]38姚鼐深觉翁方纲在金石学上潜心探索,耽于考稽,谦虚地评价自己在金石学的研究上还须提高。在诗文集中,姚鼐记载腊月时节,翁方纲邀其至家观赏所得《宋雕本施注苏诗旧藏宋中承家者》,姚鼐有感而发,开头便道:“学士金石搜南朔,揽异为诗工刻斫。”[2]457结尾又言:“佳本与公吾亦欣,叩门会办来观数。”[2]458表示对该藏本的喜爱和虔诚学习的心态。

或隐或显地受翁方纲的影响,姚鼐在考据、搜访碑刻、拓片方面也有浓厚的兴致。翁方纲曾跋张埙藏宋拓《争座位帖》,姚鼐题有《跋颜鲁公与郭仆射论座位帖》,将郭英的奸邪丑陋和颜真卿的正直高尚相对比,考文征献,颇多深意。

翁方纲晚年作诗《感旧》一首,回想在四库馆的时光,仍为姚鼐之才感到惋惜。

三、与学者书家王芑孙的交游

王芑孙,字念丰,号惕甫,长洲人。[6]113王芑孙是清乾嘉之际著名的学者,在古文、诗词、书法、金石考据方面皆有造诣。笔者依据台湾广文书局出版的尺牍汇编《惜抱轩手札》中,整理出姚鼐寄与王芑孙书信三通,从中可窥见二人在书法、文学上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发掘意义。

姚鼐年长王芑孙二十四岁,二人却有着相似的经历:姚鼐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应礼部会试中试后,凡十一年入仕为官,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应与四库馆诸同僚政见不合,遂辞官南还,讲学著书;王芑孙自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任咸安宫教习,八年后,嘉庆元年(1796)充华亭教谕,不久去官,归隐吴中,潜心读书和讲习。

图4 姚鼐 梅湖诗集序

图5 姚鼐 致王芑孙一(局部)

图6 姚鼐 致王芑孙二(局部)

图7 姚鼐 致王芑孙三

王芑孙十四岁时就随祖父王世琪赴松江求学,当时王世琪在松江的旧识钟晼跟随方苞学习桐城派古文,王世琪经常与钟晼一起对方苞的文章手录批注并探讨作文之道。王芑孙耳濡目染,开始习古文,秉桐城之教。王芑孙在京城时,就已闻姚鼐文名,对其钦佩有加。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十岁的王芑孙得王筠圃所抄《惜抱轩文集》,欣喜若狂,读五六遍也不离手,并在集后跋“姬传至今未识也”[7]324表示遗憾之情。

姚鼐的弟子秦瀛、鲁九皋,外甥陈用光都与王芑孙往来。王芑孙应两淮盐运使曾燠之邀,入其幕府,晚年客居扬州樗园。嘉庆八年(1803),好友陈用光携子陈兰瑞访樗园,芑孙告知陈用光对姚鼐的倾慕之情,望能传达。嘉庆十三年(1808),七十七岁的姚鼐继续主讲江宁钟山书院,王芑孙将文集寄与姚鼐,姚鼐写书扇回赠。

图3为王芑孙致陈用光信,最后两行释文为:“姬传先生处,去秋曾寄以文集。老人以书扇相报,然迄未得一面也。”落款为“己巳正月二日”,即嘉庆十四年(1809),从文中“去秋”即可推知二人在嘉庆十三年互通书函。嘉庆十四年,王芑孙二子嘉福至江宁拜谒姚鼐,鼐问其父近况,王芑孙致书信以道谢:“前岁辱先生亲书寄扇,笔力超迈,了不见老人衰惫之态……今不揣鄙劣,手写近作二通,漫尘余览。”[7]姚鼐已年七十有八,仍书墨不辍,图4为姚鼐于该年六月自书文稿《梅湖诗集序》,颜真卿笔法较多,晚年的书作更为洁净宕逸、皎然出尘。可见,王芑孙称其“笔力超迈”,无“衰惫之态”毫无虚夸。

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二十四日,姚鼐手书(图5)一封向王芑孙问询近况。信长达六页,四百多字,姚鼐已视王芑孙为知音,赞扬王芑孙诗宗宋贤,文得“唐宋派”代表归有光之精髓。信中有这样两句,“今又读碑记数首,弥觉古淡之味可爱”“至如尊书亦殊妙,所寄册当装为世宝,固不复奉还”[8]。姚鼐称王芑孙书法“殊妙”,当尊为“世宝”,评价极高。

不久,姚鼐将所著《九经说》《三传补注》寄与王芑孙,又作书信(图6)一封,其末亦有王芑孙落“辛未岁杪接到,惕甫记”几字,及“王芑孙”“惕甫”二印。王芑孙得书而感之,再复信提及自己养疾不得出,幼子嘉禄将于金陵参加乡试,望姚鼐多教诲提点等。

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八十二岁高龄的姚鼐又致书信(图7)给王芑孙,信中称赞王芑孙学问精妙,希望王芑孙来年能到江宁一聚,末有“沤波舫墨缘”及“周刺”印。王芑孙晚年与姚鼐颇多书信往来,然而直到嘉庆二十年(1815)姚鼐卒,二人都未能见一面,可以说王芑孙是姚鼐素未谋面的知音。

综上所述,姚鼐与帖学书家王文治、碑学书家翁方纲、学者书家王芑孙等以书为媒,通过书札、信函或诗文唱和来切磋学问、传达友谊,游于书艺之道,结下浓厚的翰墨情缘。这种交流往来所折射出的是一种浓厚的学术氛围、高雅的艺术情趣和醇厚的君子之风。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对姚鼐的书风和声名多有助益。姚鼐字里行间流露出的一种清新疏朗、洁净超然的文人学者气息,正是“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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