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杨

(湖北经济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

1 引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试图探索中国的现状，了解“中国梦”，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等。对于我国的国情民意、理论路线以及政策方针，政治文献无疑是最权威的说明与解释。因此，政治文献的翻译是重要的外宣工作。翻译界在政治文献翻译方面有一定的研究。胡家英提出：“政治文献有其特有的政治严肃性和敏感性”(2014:40)。窦卫霖认为政治文献的对外传译是“顶层设计，理直气壮地传播我们的政治理念”(2016:18)。如何在翻译过程当中，既适应政治文献的特点，也让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及思维习惯呢？孙志明提出政治文献中专题内容的翻译应当“做名词化处理，结构优化，考虑读者接受情况”(2016:91)。曽剑平对政治文献中文件标题的翻译进行了研究，他认为标题的翻译须“浓缩化处理，做到简洁、鲜明”(2017:68)。而对于政治文献翻译中大量使用的注释，学界的专门研究并不多。王雪明对注释的观点是：“将文本置于丰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中，使源语文化的特征得以保留，目的在于促进目的语文化对他者文化给予更充分的理解和更深切的尊重”(2012:103)。芮雪梅指出：“注释法是译者经常采用的一种信息补充方式，但译者加注并不是任意的，受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2012:103)。注释是政治文献必要的翻译策略，但是，当今学界对政治文献的译本注释尚缺乏关注。本文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为例，分析政治文献翻译中注释的使用及其体现的翻译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