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承认自己是“沈从文专家”的復旦大学张新颖教授，今年又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了这本《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其实在四年前，当他独树一帜地以“最大限度贴近传主原始文字”的方式写成《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大获首肯之后，我就若有所待，终究会有这样的合璧。

2018年逢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从5月10日的忌日起，各种媒体上相关的回忆文字、文章选登就不绝于耳目，可见一个真正有魅力的文学家、真正有质量的人生多么难以被淡忘。不过，谈得上学界对沈从文研究最新进展的，当属张著。

相对于有传世名篇标记的前半生，沈从文转行到文物历史研究领域后、艰苦沉潜的后半生更不为人知。但当我们通过大量书信、日记、随笔或申诉文字，看到那颗坚忍又天真的心灵，在社会政治洪流中不断修复并坚守自我，也不由想再深望其来时路：他从何而来？何以如此？用张新颖的话说，以后半生“照见”前半生，更得新气象。

一、详写沈从文的“痛苦十年”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新颖所撰写的这一整套沈从文传记，完全可以当作非虚构的“成长小说”来阅读。读者是否对沈从文的作品、身世事先有了解或感兴趣，丝毫无损这部传记的可读性，它同样是一本出色的文学作品。张新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就是若干作家自己的人生故事比他们的小说作品更精彩、更接近小说（例如蒋光赤，甚至茅盾也是如此）。而沈从文的人生从生命的完成度来说更是独一无二——未因文学创作的戛然而止走向空白，反而超越了“受害者”的身份，显得异常完整和精彩。传记作者把自己最大限度藏在传主的原始文字之后，尽情地展示出了传主生命本体的光辉。

不过，张新颖并没有使用“成长小说”的惯用概念，反复强调的是沈从文的“自我确立”。1932年《从文自传》的出版标志着沈从文第一次“自我确立”的基本完成。这个从湘西出走的“乡下人”，通过梳理过往的个人经验，找到和确立了作家意义上的“沈从文”。但随着他文坛地位的显著以及民族危亡之势渐起，沈从文的关注中心从个人文学事业逐步扩大到所置身其中的新文学之命运与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前途，第二次“自我确立”开始酝酿，这是超越文学的生命苦旅。与其他传记相比，张新颖花费了极多笔墨来摹写沈从文这一段生命历程，特别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与日俱增的人际及精神痛苦，和与外界环境期待的极不谐调（沈从文放慢了写出《边城》的妙笔，将极大精力投入到参与文坛论争，甚至时事辩论上，却又屡屡与激荡的局势唱反调）。痛到发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第二次“自我确立”，是理解沈从文后半生选择或者说理解他终生信仰的一道“密钥”。“伟大本与素朴不可分”“常人品性比英雄气质实更重要”——《沈从文的前半生》一书以沈氏1948年为悼念老友朱自清所作《不毁灭的背影》中的文字为结束，也可看出张新颖先写“后半生”、再续“前半生”的会心之处。

二、中国新文学最早的研究者

前半生中，在当作家、副刊编辑之余，大学教师也是与沈从文始终相伴随的身份，张著对这一条脉络给予了比以往研究者更充分的重视。从中国公学、上海暨南大学，到武汉大学、青岛大学，直至后来的西南联大，沈从文一边用最朴实的方法为学生们上习作课——自己一篇篇写出来当示范，一边又以文坛亲历者、活跃者的视角，深入浅出地讲授新文学史、作家研究与文学批评。如此“第一手的课堂”，试问当时、今日的大学讲坛，有几人能够复制？从中也可见到沈从文从自主的创作者入手，向自觉的评论者、活动组织者、文坛意见领袖发展的因缘，对于理解他抗战后期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精神最为痛苦的那十余年，为何轻创作而重评论、屡犯众忌而不合时宜，提供了许多参照。

中国新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一般认为始自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开课并编有讲义，但少有人关注到，仅仅在那之后半年，沈氏即在中国公学开设了新文学研究课；再过一年，他到武汉大学仍授此课，并印行讲义《新文学研究》……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及其在中国新文学史早期研究上的投射，亦是沈从文的文学履历中“不折不从”的一环。在这一段时期，他正走在从“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比较优秀的一员”之路上（语出自沈从文1950年所写《总结·传记部分》），他既评述与自己截然不同的左翼作家、海派作品，也将自己放到乡土作家等范畴中亲身参与比较，这种至难得的与新文学大潮先平行、而又不断精进的“当事人”眼光，使沈从文的文学批评和新文学研究从大学课堂起步，后又以重要文学副刊编辑者的身份得到延伸。今日再看，这一脉络既具有“时评”的穿透力，更显示出存史的价值。

三、“沈老师”也曾是“高校青椒”

关于沈从文教师生涯中的细节，公众似乎总绕不过他初登讲台时的张口结舌、中国公学时期的“师生恋”，或是西南联大时期同事刘文典对他翻的白眼……真的，这太局限。张著运用大量收入《沈从文全集》的未发表文字（特别是沈从文给友人的书信），极大丰满了“沈老师”的形象——未必都是“亦慈亦让”，也时不时流露出类似今日“高校青椒（青年教师）”般的烦恼。“别人要我教书，也只是我的熟人的面子，同学生的要求。学生即或欢迎我，学校大人物是把新的什么都看不起的。我到什么地方总有受恩的样子，所以很容易生气，多疑，见任何人我都想骂他咬他。我自己也只想打自己，痛殴自己。”（注：这是沈从文1930年给友人王际真的信，谈自己在武汉大学的情形。当时他虽经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师友的举荐，终获武大聘任，但遇到的阻力不小，有看法指“一个创作家，看的书太少，恐怕教书教不好”，故他只被聘为助教。）

同时，书里也有若干沈从文和青年学生们无比动人的“新”故事。例如在西南联大任教时，他在家里招待徒步入滇的国立艺专学生，曾在湘黔苗区漫游的李霖灿就是在沈老师鼓励下，开始了登玉龙雪山、考察西南边疆的四年壮游。其间前两年，李竟然主要靠各处开来的稿费支持——沈老师把他的雪山游记连载发表，就连写去的信也一一介绍给报刊……李霖灿后来在台北故宫任职。我想，他定然与在物质文化史领域内传沈氏衣钵的王？一样，见过老师为国之博物而倾倒的眸子星光，只是，时间还要更早上十数年。

四、“玉龙堆四号人物”究竟何许人

有多少人曾被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话所打动，就有多少人想了解作家内蕴富含的情感生活。更何况，他的前半生与胡适、徐志摩、林徽因、朱自清、巴金等等一长串的名字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星光熠熠的“朋友圈”。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沈从文热”肇始，三十多年来，随着逾千万字的《沈从文全集》出版（其中包括未刊稿440余万字），以及上述相关人物的全集、文集被大量梳理和出版，今天的传记作者已能从各种途径入手，更深切地探触到当年的人事漩流与传主同冷暖。

对于曾隐约出现在沈从文长篇散文《水云》中并被他称之为侵入生命里的一个“偶然”的女性人物原型，经以往的研究者考证，多指向了曾担任熊希龄府家庭教师的女作家高韵琇（笔名高青子）。张新颖则从林徽因1936年写给友人费慰梅的信中，出示了林关于沈从文来为此事诉说苦恼并自我辩护的描述，让读者更确切地看到，沈从文曾向妻子张兆和坦明过这段经历，且对“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这情形使林徽因“想到雪莱，也想起志摩与他世俗苦痛的拼搏”。从中可以见得，沈、林、徐三人之间的友情和相知达到了何种程度！由此，我们更能理解張新颖此前在叙述徐志摩之死时披露的一则史料：在1931年11月21日徐志摩死于空难二十天后，沈从文致信胡适——“若事情还赶得及，我想告你一件事情，就是志摩留存的案件，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因较好。八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在你楼上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其中我似乎听到说过有小曼日记，更不宜于给徽因看，使一个活人，从某一些死者文件上，发现一些不应当发现的东西，对于活人只多惆怅……”

张新颖对于史料的运用是严谨的，绝不为增加可读性而猜测或默认误会，辨正之处，也可见出著者的功力。朱自清1939年10月23日的日记中，在记录了与罗常培讨论教务工作之余，尚有内容为：“罗告以玉龙堆四号人物之生活。从文有恋爱故事。”此则日记之前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但都只取后一句，因而针对沈从文恋爱的新对象作出种种猜测。但张新颖指出，其实日记已暗示出了另一方是谁，即“玉龙堆四号人物”——与沈从文在数年前的“偶然”系出同一人，就是1939年来到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的高韵琇。他是参照《吴宓日记》作出这一判断的：因吴宓曾苦恋熊希龄之妻毛彦文，故与高相识。在朱自清上述日记所记时间之前一个月，9月17日，吴宓曾在友人晚宴上遇到过高，并在饭后送高韵琇及另一女士回她们的住处——“玉龙堆四号”。

写沈从文的“后半生”时，张新颖甚至还在出版说明中特意点出了自己规避写“前半生”的理由：之前的几种传记已多有细述，不愿过多重复。但时隔四年，他“自食其言”拿出的这部“前半生”，终能以深挚而出新。成书之后，多有公众关注。聚焦之下的张新颖，拒绝了一切将他的研究“归类”或经典化、模式化的意图。他说自己是一个特别不戏剧化的人，从事沈从文研究也没有特殊机缘，只是日积月累慢慢体会。正是这一份沉潜朴实，呼应“以原文说话”的研究方法，成就了一套特别完整而又能闻人所未闻的沈从文传记。

责任编辑 朱亚南

作者简介：

邓琼，媒体人，任职于广州《羊城晚报》。